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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评论的卡洛·金兹伯格(57)也是一位积极倡导历史人类学的历史学家,其所推崇的微观史学研究,在理论上受到了人类学,尤其是吉尔茨的解释人类学的深刻影响。他肯定地指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交流对这两个学科都是非常有益的,有助于它们摆脱各自狭隘的学科界限、扩展研究的视野。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它的两个方面:“对文化差异的重视,及通过强调那些迥异于我们的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内在一致性来克服它(文化差异)的努力。”(58)在这样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重视并从新的角度去分析那些原本被忽视的问题和证据,诸如巫术、迷信、仪式等,由此在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所谓的“叙事史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人类学中个案研究的影响。金兹伯格相信,对人类学史学的前景无需有太多无谓的担心,今天的历史研究已经不再是像19世纪时那样,不再可能有一种唯一的、绝对的模式可以涵盖和解释所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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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西方史学前进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历史学的开放性使它抛弃狭隘的学科限制、门户之见,而能够更广泛地利用其他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借鉴它们的理论和方法。进入80年代后,人类学代替社会学、经济学等俨然成为了历史学最主要的盟友,从而大大推动了历史学自身的变革,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概念、文本解释的手段、微观考察的视野都对新文化史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也使得新文化史的兴起及其取代社会史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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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整个两期有关80年代后历史学走向的讨论以西奥多·拉布(Theodore K.Rabb)(59)的总结收尾,作为历史学家和主持这次讨论的杂志编者,他从各门分支学科的众说纷纭中综合得出了怎样的总体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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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的总结陈词把历史学的演变概括为一致性和多样性的不断转变,题为《一致性、综合和性质》。由史学史的发展可知,历史学不应该被理解为静止不变的、有着唯一的或权威的内容、方法和形式的学科,尤其在二战以后,新的历史学研究方向不断被提出并得以充分发展,充分展现了当代史学的多样性特点。他指出:“吸收所有这种创新,无论它是指计算机和精神分析学的运用、对人口统计学和树木年代学的借鉴,或是对那些从未曾进行过的课题的研究,如关于人口出生率和节日、疯癫和巫术,是当前历史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60)正是这种多样化的趋势,促使《跨学科历史杂志》的编者采取将不同历史学分支学科分别加以讨论的形式来总结它们各自以及历史学的现状和未来,也相信这种多样性还将继续保持,并将有着更新、更美好的前景。拉布不相信对这种多样化的历史学进行简单综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历史学家能够做的,只是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更努力地工作,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就这一意义而言,历史学在整体上依旧是统一的,各种分支学科在它的统属之下通过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关系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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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拉布的总结还是一种宽泛的、宏观上的意见的话,那么从各个部分的讨论中我们又能捕捉到怎样的信息,它在告诉我们具体的历史编纂和研究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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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两期杂志的各篇文章中,有两个比较明显和共同的特点。首先,从各个分支学科在史学史发展进程中的总体地位及它们当时所遇到的情况来看,传统的政治史早已退出历史研究的主流;(心理)传记和科学史同历史学的关系也始终是若即若离;经济史和属于社会史范畴的家庭史和人口史正处在调整和转型的阶段;计量研究和思想史则在迅速衰退,前者变成了单纯的一种研究方法和工具,而非解释和编纂的模式,后者部分回到哲学领域,部分转向了文化史;只有文化人类学或人类学史学,即后来所说的新文化史,成为80年代初整个历史学领域中迅速崛起、最具活力和前景的一个方向。其次,从各个学科在各自的调整和变化中出现的相似之处来看,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文化”正在成为大多数历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取代社会学、经济学等成为历史学最主要的盟友,它的理论和方法甚至在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新的文化史研究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政治文化、科学文化、经济文化等吸引了不同学科历史学家们前所未有的关注,思想史把对象从哲学家转到了普通人和他们的观念世界;(心理)传记开始认识到集体心理或心态研究的可能和必要;家庭、人口等社会史研究也在长时段的、总体的研究之外,投入到具体的、细微的社会单位和人的考察中,把由数字和图表的社会史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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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历史杂志》的两期讨论,当然无法完全涵盖整个80年代初的西方史学状况,它的分类及各篇作者的观点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西方史学正在发生的转变,但从中我们还是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信息——文化和文化史研究已经被放到了历史学家的日程之上,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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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密斯当时任麻省理工学院人文科学系主任、政治科学与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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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里亚尔当时任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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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克拉克当时执教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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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勒韦尔当时任《年鉴》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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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eter H.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1,1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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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1,19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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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ter H.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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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eter H.Smith,“A View from Latin Americ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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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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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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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acques Julliard,“Reflections on its Present and Future,”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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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Peter Clarke,“Ideas and Interests,”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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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Jacques Revel,“A Comment,”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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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斯通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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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awrence Stone,“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Trends,”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1,198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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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Lawrence Stone,“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Trends,”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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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里格利当时任伦敦经济学院的人口学教授、剑桥大学人口和社会结构史项目主持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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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A.Wrigley,“The Prospects for Population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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