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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ernard S．Cohn，“Toward a Rapprochement，”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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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Bernard S．Cohn，“Toward a Rapprochement，”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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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亚当斯当时任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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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John W．Adams，“Consensus，Community，and Exoticism，”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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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John W．Adams，“Consensus，Community，and Exoticism，”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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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戴维斯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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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Natalie Z．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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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Natalie Z．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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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Natalie Z．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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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金兹伯格当时任博洛尼亚大学近代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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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Carlo Ginzburg，“A Commen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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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拉布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跨学科历史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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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Theodore K．Rabb，“Coherence，Synthesis，and Quality in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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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三章 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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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由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为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文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1)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示着新文化史的崛起。”(2)为了区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与另两位历史学家合著的《历史的真相》一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她认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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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潮流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战后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4)。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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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创新，其所谓的“新”，既是对传统文化史的发展，又是对70年代后已渐势衰的经济—社会史的超越。回头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方面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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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内在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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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它们更是当时西方史学的主流。因此从历史学内部来说，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省”和“反叛”甚至是“反动”基础上的；其次，这两种史学取向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也进一步拓宽了自身的研究视野，而成为国际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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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谈道：“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地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和法国的‘系列史’（historie serielle）。”(5)不论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多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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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甫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6)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7)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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