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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戴维斯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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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Natalie Z．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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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Natalie Z．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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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Natalie Z．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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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金兹伯格当时任博洛尼亚大学近代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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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Carlo Ginzburg，“A Comment，”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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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拉布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跨学科历史杂志》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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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Theodore K．Rabb，“Coherence，Synthesis，and Quality in History，”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2，No．2，1981，31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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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三章 新文化史的三个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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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由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为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文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1)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示着新文化史的崛起。”(2)为了区别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与另两位历史学家合著的《历史的真相》一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进行了具体的说明，她认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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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潮流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战后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4)。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从文化的角度、在文化的视野中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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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创新，其所谓的“新”，既是对传统文化史的发展，又是对70年代后已渐势衰的经济—社会史的超越。回头来看，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方面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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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内在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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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尤其在六七十年代它们更是当时西方史学的主流。因此从历史学内部来说，新文化史的兴起和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省”和“反叛”甚至是“反动”基础上的；其次，这两种史学取向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也进一步拓宽了自身的研究视野，而成为国际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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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谈道：“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地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和法国的‘系列史’（historie serielle）。”(5)不论是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多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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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甫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6)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7)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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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汤普森一般多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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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针对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经济—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言的，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历史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新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就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的结构，如伏维尔所言，这一转变是“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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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如前所举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及发生在他身上的转变。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中，勒华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和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和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9)勒华拉杜里个人的研究取向的转变也反映了整个史学风潮的转变，是所谓“从地窖到顶楼”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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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早年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一起，共同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伯克认为，“社会文化史家倒转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位置，他们力主是文化影响甚至决定了政治和经济行为”(10)。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引起了许多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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