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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外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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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单从历史学内部所进行的反省或许可以推动社会史的改造，但并不能促成西方史学在总体上的变革，因而必须同时借助来自外部的动力。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为标志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思潮，便深刻地影响到了史学领域，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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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起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与亨特合作的另一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便是一位社会学家，在她们两人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11)随后两人列举了一系列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基本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主要的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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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首先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分别代表了这两个理论来源，它们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克利福德·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文化学家雷蒙·威廉斯等(12)。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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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一切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13)。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14)。怀特的观点广泛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尽管怀特并不是第一个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文化转向”的进程，因此甚至有人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有的有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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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同怀特一样，福柯的身上也常常被新文化史家戴了“守护神”(16)的光环。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中，寻找权力的缝隙”(18)，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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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地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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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解释从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其次是如劳伦斯·斯通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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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21)。而新文化史的叙述，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说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娜塔莉·戴维斯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一书，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并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同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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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23)。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及其观点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24)，也就是由经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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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新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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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学科研究趋势，而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多年里，历史学最主要的一个盟友就是人类学。斯通将叙事史复兴的原因之一归根于人类学的影响，后者在70年代中逐渐取代了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也成为了历史学新的盟友和新文化史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历史学家伯纳德·科恩在1980年时就曾这样评价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变得更加的人类学化，历史学可以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也可以通过变得更加历史化而更加人类学化。”(25)此时距吉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一书出版已有七年，科恩的预言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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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法国，那么在英美史学界，人类学是新文化史产生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推动力。早在1975年，被视为最早开辟美国新文化史研究之路的娜塔莉·戴维斯，就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man）、玛丽·道格拉斯和维克多·特纳等。社会史家小威廉·塞维尔（William H．Sewell，Jr．）关于他自己是如何在研究中由社会转向文化的一段回忆，可以非常典型地说明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接纳过程，他写道：“当前文化概念的活跃已经完全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当我最初开始用文化的方法研究社会史的时候。在当时，如果你想要学习文化，就必须求助于人类学家。虽然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但在关于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上却有着普遍的一致。我开始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观念，作为更好地认识19世纪法国工人的一种方法。我希望，文化分析能够使我了解工人们行为的意义，这是我用当时所谓的‘新社会史’研究者的标准工具——计量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无法获得的。我经历了同文化人类学的邂逅，从一种现实的、功利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唯物论转向一种对过去和现在人类可能性范围的更广泛的评判。由于确信在生活中除了对财富、地位和权力的无尽追逐之外还有更多，我认为文化人类学可以引导我们如何了解那‘更多’之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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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代历史学家中最富影响的人类学家无疑就是吉尔茨，他对文化的定义被许多新文化史家所广泛采用，他写道：“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27)吉尔茨把文化比喻成文本，“人类的文化就是文本的合奏”(28)；而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来帮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研究对象所生活的概念世界，从而使我们能够在某种引申意义的条件下同他们进行交流”(29)，这也就是其所谓的“深描”的方法，它强调对文化进行解释（或阐释），而非社会的功能—结构分析。于是乎，符号、仪式、事件以及历史遗物、社会配置、信仰体系等“文本”都可以放在符号学的结构之下进行审视，它们的内在关系构成了一个文化的意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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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尔茨及其理论的影响下，历史学家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在历史研究中结合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于是在80年代前后，甚至更早的时候，出现了许多专门讨论历史学与人类学关系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最早开拓尝试新文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如E·P·汤普森、娜塔莉·戴维斯等(30)，而更多的是主动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的研究实践，这成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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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他的代表作《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一书中，就明确表示自己借鉴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31)。在研究中，他们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屠猫记》从一群18世纪的印刷工人对猫进行屠杀这样一个事件，揭示在当时法国人的心态与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的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对此本书之后还会有专章进行讨论。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文化史名著《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作者把17世纪“黄金时代”荷兰历史的宏大叙事仅仅作为一般的历史背景，而更多关注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如人们对法律和财富的态度、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对孩子的教育、生活中的洁癖和琐碎等，从而发现其中的文化和象征意义，解释指出正是这些文化因素渐渐成为了荷兰民族性的一部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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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是深刻而彻底的，因此彼得·伯克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一书中，又把新文化史称作为人类学史学（anthropological history）。历史学家们尝试用人类学的眼光看待过去，将过去看作是异国他域，像人类学家解释异邦一样去解释过去的文化及其意义，“文化史也是一种文化翻译，即将过去的语言转化为现在的，将当时代人的概念转化为历史学家及其读者们的。其目标就是将过去的‘他性’变得显而易见和易于理解”(33)。他还根据新文化史家的不同研究领域，从文化史家和社会史家两个角度指出了他们接受和运用人类学方法的不同侧重，他写道：“对于文化史家而言，人类学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所发表的大量著作帮助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并进而去理解过去的‘他性’。……首先，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帮助历史学家看到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是存在问题的，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因而要摆脱所谓的‘内在盲目性’（home blindness）；其次，它帮助他们解决文化疏离的问题，通过将之放到一个可比较的语境中来‘捕捉他性’（capture otherness）。对于社会史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小规模社会共同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模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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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此处所说的两个方面，其实正是新文化史（或人类学史学）在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中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借用了人类学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把过去看作是可与之进行对话、可对之加以诠释和解读的活生生的世界，从而大大开拓了文化史研究的维度，更新了研究的方法。如娜塔莉·戴维斯在她的一部妇女史著作《边缘女性》（The Women on the Margins）中，开篇即杜撰了自己作为作者，在冥想中与该书的三位生活在17世纪的女主人公之间展开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按照戴维斯的话说，她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这些妇女的故事“揭示17世纪里存在的其他可能性，正如她们通过努力在边缘之上所创造出的不寻常的生活方式”(35)。至于后一种方法，主要是借鉴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历史学家进入的是过去的世界，运用的是无声的、文本的史料，由此形成的微观史学等研究模式，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和解释，重建起一个个微观化的个人、家族、社区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例如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所关注的历史中的村落，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聚焦下的普通农民，均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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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学家戴维·钱尼从一个非历史学家的角度，针对文化研究在当代历史学中的反映，将其中带有明显文化研究特征的历史研究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与文化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为它特别关注前工业时期的大众文化”，它主要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影响，代表人物有娜塔莉·戴维斯和罗伯特·达恩顿等；第二类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他们在文化史方面的影响显然来自他们把精神面貌加以理论化，使之成为文化实践与生产的场所”；“第三类历史类著作结合了米歇尔·福柯的视角，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年鉴传统都持批判的态度”(36)。虽然他的这种划分同上文中所论述的三个来源略有重叠又并不完全一致，但还是很好地说明了不同理论来源在新文化史研究中表现出的不同侧重。这三个来源共同构建了近些年来在西方史学中非常活跃的新文化史的理论基础，如果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代表了历史学在经历了社会史繁荣和衰退后的一种内在的自我反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则可以看作是来自外部的当代西方学术思潮对历史学的强大挑战，而文化人类学则恰好在历史学最危急的时刻适时地施以援手，代替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了它新的盟友。由此建立起来的新文化史，再一次扭转了西方史学长河前进的方向，在新的潮流的引领下，古老的历史学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展现出愈加年轻和活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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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22．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r，What Is History? New York，19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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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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