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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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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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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Natalie Zemon Davis，“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in the 1980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1（1981），267-275; E．P．Thompson，“Anthropology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cal Context，”Midland History，1（1972），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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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Robert Darnton，The Cat Massacre and the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1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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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imon Schama，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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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eter Burke，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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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eter Burke，“Historians，Anthropologists，and Symbols，”Culture Through Time：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Emiko Ohnuki-Tierney，ed．，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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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Natalie Zemon Davis，Women on the Margins：Three Seventeenth Century Liv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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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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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四章 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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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愈来愈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目，日渐多样化的格局使得历史学家有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可以自由地施展才华，丰富人类对过去的认识，但同时却令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研究者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既然从总体上把握和梳理当代西方史学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我们也不妨效仿微观史学家们的做法，由细微处入手，或可渐渐窥得整座森林的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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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新史学和年鉴派受到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与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微观史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采取应对、力图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的诸多新的史学潮流之一。有学者在论及微观史学兴起背景时，明确地指出微观史学是“针对关于大的社会群体和长期的、渐进的社会转型研究的一次反抗。最初的微观史家尤其不满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史方法，即集中于特别长时期的宽泛题材，也就是著名的长时段。微观史家们还反对受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剑桥人口史小组和美国克丽奥学派等影响而日益盛行的计量方法”(1)。在这股潮流中，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在微观史学研究中开风气之先，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做出了非常有益且系统的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意大利微观史学派。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史学现象，微观史学的现象却又是国际性的，其发展不仅不限于意大利一地，而且同整个当代西方新文化史运动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联，是新文化史的一部分。因此，本章将从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入手，探讨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之间的关系，进而介绍其具体的理论、方法、有关的争论，以及微观史学在意大利以外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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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风气之先：意大利微观史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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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微观史学的研究风气最先兴起于意大利，大致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为中心，主要代表人物有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卡洛·波尼（Carlo Poni）、埃德尔多·格伦迪（Edoardo Grendi）、马可·费拉里（Marco Ferrari）等人。正是这一批历史学家，首先创造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即英文的Microhistory）这个词，用来界定这样一种“在本质上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2)的研究方法。后来，意大利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声望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如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雅克·勒韦尔和贝尔纳·勒佩蒂（Bernard Lepetit）就曾专门撰文讨论历史微观分析问题，并发展了意大利微观史学的部分研究方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鉴学派史学研究中的一些趋势和法国的“日常生活史”（Histoire de la vie quotidienne）、心态史对意大利的微观史学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以及美国的微观史学等，可以说都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意大利史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其所倡导的微观史学研究，而今微观史学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史学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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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爱德尔多·格伦迪发表了《微观分析与社会史》（Microanalisi e storia sociale）一文，率先提出了利用微观分析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倡议。1979年，卡洛·金兹伯格和卡洛·波尼又专门从方法论角度撰写了题为《名字和游戏：不平等的交流和史学市场》（The Name and the Game：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的文章，进一步详细地讨论了推动微观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在文中指出，在意大利开展微观史学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保存丰赡的历史资料；积极主张开拓微观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相互间的理论借鉴，要在意大利建立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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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他们提出了进行微观史学实践的一个关键要素——“名字”（包括人名、地名等），金兹伯格和波尼把“名字”称为“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认为“聚集到名字和由名字发散开去的条条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景，而个人便处在这个网络的中间”。他们进而生动地勾画了微观史学的研究前景，描述道：“一方面，通过缩小范围，在许多情况下它（微观史学）使得在其他史学门类中难以想象的‘真实生活’能够得以重建；另一方面，它提出了去研究那些能够反映人们鲜活的生活经历的无形结构。”他们借此希望意大利史学家能够通过因地制宜地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微观史研究，改变意大利史学在与法国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派史学）的交流中长期所处的被动和不均等的局面，即接受远远多于付出的窘境，能够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史学的合作和交流，从而提升意大利史学的国际地位和声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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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格伦迪等人的登高一呼之前，在意大利已经出现了一些微观史学的研究成果。金兹伯格和波尼的论文，正是在看到了新出现的这些“以非常近距离地分析高度封闭的现象——如一个村落社区、一个家族群体乃至一个个体的人为特征的历史研究”(4)之后的有感而发。其中，金兹伯格的名著《乳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精神世界》最早出版于1976年，如今已被奉为微观史学的经典。同一时期，在意大利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类似的微观史学研究也不约而同地先后问世。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被看作是微观史学先驱之一的乔治·杜比的《布维纳的传说》（La Dimanche de Bouvines）发表于1973年，勒华拉杜里的微观史学经典《蒙塔尤》1975年问世；在美国有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1978年所写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更是将这种新颖的史学方法由西方人传统的欧洲史领地引入到中国史的研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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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末，微观史学在当时的整个西方史学界正在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潮流，尽管在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并不统一，甚至存在种种争论，但更多的还是共性。“一般说来，微观史学是指这样一种历史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史学家，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或地方性事件。这种研究取得的结果往往是局部的，不可能推广到围绕某个被研究的事实的各种历史现象的所有层面。但它却有可能对整个背景提供某种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微观史学家的结论记录的或确定的虽只是一个局部现象，但这个看似孤立的现象却可以为深入研究整体结构提供帮助。总之，微观史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的微小和分析规模的狭窄或带有地方性。”(5)研究对象范围的大小并非是衡量属于微观史学与否的一个绝对的标准，更重要的是通过微观的研究能够发现什么，如列维指出的，“所有微观史学研究的共同原则是确信微观的观察能够揭示从前未被认识到的因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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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意大利微观史学派在整个的潮流之中所处的地位又如何呢？诚如金兹伯格和波尼所期望的那样，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充分地利用了本国得天独厚的史料优势，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大大发展了微观史学的研究，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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