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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发展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把文化（尤其是以艺术为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的“艺术社会史”。它很大程度建立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和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德国社会学传统之上，抛弃了古典文化史把文化作为一种空中楼阁而忽视了经济基础、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做法。伯克特别举例指出：“在20世纪40和50年代，三位生活在英国的中欧流亡学者，弗里德里克·安塔尔、阿诺德·豪瑟尔及弗朗西斯·克林根德尔提出了另一种文化史，一种艺术和文学的‘社会史’。”(52)这一批历史学家在思想上同马克思主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研究中他们也把文化同经济和社会的矛盾与变化联系在了一起，例如豪瑟尔在他的艺术社会史中把艺术活动及其风格演变归结为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兴起、资本主义危机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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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艺术还是一种精英文化的话，那么对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发现无疑标志着文化史的又一进步，大众文化史是在文化史自身发展以及五六十年代“自下而上”的社会史潮流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艺术社会史所关注的文学、艺术等形式，基本上还是由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和专业训练的专家们创造的，而欣赏和接受它们的也主要是王公贵族、教会僧侣、文人商贾之流，但在他们之外的大多数人和群体所拥有的文化生活却被忽视了，或者说，除了这种形式的文化之外，还存在着某种总体的大众文化和许多未被充分认识的亚文化、次文化。社会史看到了那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普通人，并把研究视野转向了他们，但由于方法和资料的限制，社会史研究所看到的普通人往往是整体的、复数形式的，通常以统计数字的形式被体现出来，并且被放在了某种社会结构的模式中，而非具体的实在的人，只是笼统地从普通人的角度和从他们的经验出发来寻找某种社会变化的结构性规律，也仍然没有看到他们也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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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史也从人类的文化产品中寻找资料，不过它们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主要是普通人，例如民歌民俗、民间艺术、民间信仰，或者更广义上指“某个特定社会中的态度和价值，及其在集体表象或‘实践’中的表达或体现”，由此从“文学文本转向通俗文本，从通俗文本转向生活方式”(53)。伯克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为这种文化史形式最有影响的一个代表，他评论道：“在这本书中，汤普森并没有使自己局限在经济和政治变化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而是分析了大众文化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他的书包括了对手工劳动者入行仪式的生动描绘、集市在‘穷人的文化生活’中的地位、食物的象征意义和暴乱的图像学研究、从挂在竿子上的旗帜标语或面包条到那些被憎恨的人物被贴在街上的画像。方言诗歌被加以分析以达到汤普森用雷蒙·威廉斯语所形容的‘一种工人阶级的感情结构’。教义和礼拜的方式也得到了巨大的关注，从讲道的风格到圣歌的喻义，特别强调被‘教会占用’的‘情感和精神能量’的置换作用。”(54)伯克尤其提到了汤普森的巨大影响力，不仅在英国，他还激励了从德国到印度的许多大众文化史家。这些年轻的历史学家在此后的数年间，成为了推动新文化史的重要力量，其中当然也包括伯克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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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六、新文化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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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史并不是文化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更进一步的成就是一种更新颖、更全面的文化史，人类学是推动这一文化史进步的一个因素，但也不是全部，它还受到了诸如文学批评、符号学等多种理论的影响，因此是一种总体的“文化转向”。伯克接受并借用了林·亨特提出的“新文化史”一词来定义这一他长久以来一直希望界定的新的文化史类型，他甚至宣称：“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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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指出，新文化史之“新”是区别于之前的文化史模式，尤其是传统的古典文化史而言的；而其中的文化，一方面是相对于它的近邻思想史而言的，“更强调于心态、假设或感觉，而不是思想的观念或体系”，两者相比，思想史“更严肃和准确”，而新文化史则“更模糊且更具想象力”(56)；另一方面当然是相对于社会史而言，在研究对象上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为了更好地说明新文化史的独特之处，伯克就新文化史的特点同相关的史学类型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列举了四个方面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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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文化史抛弃了社会与文化的传统对立和没有文化的社会概念，尤其是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文明与野蛮”的简单二分法，而认为存在着相对的不同形式的文化。“同人类学家一样，新文化史家所说的‘文化’是复数形式的。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是相等的，但绝不妄加价值判断认为某些文化要高于其他的文化，这种判断常常会从历史学家自身的文化角度不可避免地得出，并成为认识的巨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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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尤其借鉴了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概念，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相传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流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或吉尔茨所说的“社会行为的象征因素”等。因此，新的定义包含了比以往更加广泛的人类活动的领域，“不仅有艺术还有物质文化，不仅有书面的还有口述的，不仅有戏剧还有仪式，不仅有哲学还有普通人的精神状态”。就这一含义而言，文化不再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概念，甚至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把政治和经济也都包容在内。具体的研究趋势也证明了这种变化，伯克举例指出：“许多十多年前自称为文学评论家、艺术史家或科学史家的学者，现在更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文化史家，从事诸如‘视觉文化’、‘科学文化’等的研究。政治‘科学家’和政治史家在探索‘政治文化’；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以及受文化决定的欲望和需求。”(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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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统文化史中的中心概念“传统”被一系列新的概念所代替，如路易·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在70年代提出的“文化再生产”以及“接受理论”等。这些理论反对把文化看作是自动地继承和传播的，而且在此过程中文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伯克认为，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重点由给予者转向了接受者，理由是被接受的东西总是会不同于原来被传递的，因为接受者在有意或无意间解释和改造了那些他们所接受的思想、习俗、意象等”。这是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现象，过去认为的“传统”代代相承、恒久不变的观念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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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针对社会史和艺术社会史中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观点，新文化史倒转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文化不仅能够顶住社会的压力，甚至还可以影响到社会现实”。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以“表象”、“建构”、“创造”或“构造”为题的文化史研究，或是如伯克所使用的“制造”（fabrication）一词，都是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或塑造过程及其影响。其他如新一代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在“心态史”基础上所提出的“想象史学”等，试图更进一步探寻普通人是如何理解和认识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的，并在此认知过程中又对这种文化进行了怎样的新的创造或改变。新文化史把许多过去在社会史中被忽视的问题，放到了中心位置以新的角度进行讨论，“简而言之，‘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边界被重新划定，文化和个人自由的王国大大扩大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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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崛起，不仅是一种新的研究方式，更是对之前种种文化史（或历史学）研究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回应和补充。伯克“将新文化史置于社会的和历史的背景中进行一种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上的反思”，认为“它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是为解决与日常经验失去联系的社会史这个问题而创造的”(59)。但同之前的大多数历史研究模式不同的是，新文化史虽然是一场推动历史学研究方向转折的运动，是反映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和现象，但它并没有想要成为一种唯一的或垄断的模式，“可以把这一转折看作是一种侧重点的改变而不是新事物的兴起，一场对传统的革新而不是革命，但归根结底，大多数文化创新都以这种方式而产生”(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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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新文化史研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有怎样的特点呢？新文化史开拓了许多新的历史研究领域，1999年在同中国学者的座谈中伯克提到了五个方面的主题：“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61)在为《历史教学问题》所撰写的文章中，伯克又将此扩大为七大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他消费品如书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或如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62)。这两个概括，除了在中文翻译中的个别差异外，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后一个版本中把记忆社会史和语言社会史分开了，又另新增了旅行史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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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文化史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在“文化”这个名词下，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和领域，并不能简单地对它们进行分类。伯克自己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并不存在“有所谓内容不同于其他领域的文化史”(63)，要定义文化史使其区别于社会史更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向研究的方法”(64)，寻找一种共同的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诠释新文化史的特点，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对理论的倚重。新文化史的研究不单只是对事实的罗列或描述，也不只是简单的推导和演绎，而是在某种理论基础上对历史展开的解释和分析。虽然马克思主义或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等，都曾对历史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伯克此处所指的理论主要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些新的理论思潮，他列举了四位对新文化史有主要影响的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埃里亚斯、福柯和布尔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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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论对新文化史的研究产生了两个方面的显著特色，即注重表象和实践，不同的新文化史研究的主题可以分别被包容在这两者之下。伯克认为，诸如旅行史、阅读史、收藏史、运动史、日常生活史等便是属于“实践”的范畴，它们关注的都是某种活动展开的过程，讲述的是一种人与物相结合的动态的历史；而“表象”则关注的是文化的象征意义及其在生活中的反映，如乔治·杜比的代表作《三个等级》说明的就是社会结构的一种表象意义，即在法国所谓的“想象史学”，其他形式的“表象”还有如文学、语言、视觉、记忆或心态等，都可以从中找到其象征的意义。此外，像物质文化史、身体史和政治文化史，因其相对重要性和独立性，伯克又将它们作为独立的门类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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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伯克所谓的“新文化史”，是一种极具多样性的历史写作形式，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研究的主题和领域上，更表现在所使用的理论和方法上，其中五个主要的特征尤其值得关注，“分别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65)。新文化史是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到20世纪末期出现的新的现象，反映了史学方向的新转变和历史学为保持持续的发展所做的自我革新和自我调整。新文化史具有多样性，同时又有开放性，它的确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史（或历史）的写作模式，但却并不要求所有的文化史家（或历史学家）都依循这种模式。史学史的演变同历史的发展一样，往往呈现出钟摆式的往复，新文化史同样如此，尽管有着极强的包容性，但也会矫枉过正，对文化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使它对社会史的反动又走得过远了。伯克举例说明了其中出现的问题，如“当前对文化建构或创造的强调夸大了人的自由，就像关于文化是社会的‘反映’的旧观念贬低这种自由一样。创造不是毫无约束的。一个群体的创造或梦想可能是另一群人的牢狱”(66)。此外，新文化史的多样性同时又使它缺乏统一性和整体性，而令历史学的“碎化”（fragmentation）现象变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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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伯克认为在文化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态势可以作为借鉴和弥补，如在跨文化历史研究中，用“文化接触”（cultural encounter）的概念来代替过去常用的文化的碰撞、冲突、对抗或侵略等说法，更强调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的互动和交流，而并不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或一种强势文化对一种弱势文化的区别。他引用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话，指出“一切文化的历史就是文化借鉴（cultural borrowing）的历史”(67)。由此引申，在一种文化内在的研究中也可以运用这种模式，借用社会学的“亚文化”和“反文化”的概念，可以把文化进一步细化成不同的类型，于是“把文化史作为对不同亚文化之间互动的进程来研究，男性和女性、城市与农村、天主教与新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之间等”(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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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中逐渐暴露出的问题和更加新颖的方法的出现，反映了新文化史运动的一个现象和伯克新文化史观的另一个方面，即新文化史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已呈现出某种衰落之势。伯克仍然借用了林·亨特主编、发表于1999年的、可以看作新文化史发展标志的著作的书名——“超越文化转向”，为新文化史慢慢地画下了一个结束的句号。他根据当前的史学趋势，预测了未来新文化史发展的三个可能方向：一是传统精英文化史的复兴，他称之为“布克哈特的回归”（Burckhardt’s return）；二是继续新文化史不断开拓的趋势，出现更多新的文化史研究领域；三是来自社会史的反扑，使社会与文化的主次关系可能再次发生改变(6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传统的精英文化史和社会史重新回归，但并不意味着新文化史的消失，它甚至更加扩大了自己的涵盖范围，把那些原先忽视的或仍未得到充分重视（甚至被认为同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领域也包容进其广泛的文化范畴之中，如政治、暴力和情感等。而且，“虽然新文化史也许将到达它生命周期的终点，但更多文化史的故事仍然在继续”(70)，历史学仍在不断前进，新文化史无疑可以看作史学史进程中最新的一个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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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六个方面的简要分析，仍然无法完全囊括伯克历史研究的全部，但毕竟使我们对伯克的（新）文化史观得到一个总体的印象。本章开始时提到的斯诺曼在对伯克的访问中，就评价称伯克在研究中始终在寻找各种“联系”，“他热衷于构筑桥梁，在语言、文化、年代、地点、方法、学科之间，然后带着一种开放的胸怀再跨越它，去看桥另一边的世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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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曼同时也还指出，文化史是伯克全部研究的根本，他一直以来便是一位所谓“新史学”（即新文化史）的积极倡导者。在他那里，“文化”是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最好的方式，这种文化不再是被动地受制于现实的社会条件，伯克颠覆了二者的统属关系，而更把它们看作是平等和互动的两股力量。所谓新文化史，其实质是对传统的社会史的反动，是对古典文化史的发展，它不是要建立一种以文化为根本的唯一的历史解释模式，而是要还文化以它本来应有的位置。如果把新文化史放在西方史学总体的发展演变中来看，可以发现，不论是从政治史到社会史，还是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它们之间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而是历史学日益完善和扩充自身的过程，历史学的主流在新的趋势和潮流的不断加入中具有了更强劲的力量，更加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总的来看，新文化史只是当代西方史学中最新的一场变革趋势，伯克是这一史学革新运动中重要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根据伯克的说法，也许新文化史作为一个阶段正在落幕，但历史学前进的趋势不会就此停滞，可以想见的是，日后还会有更多、更新的观念和思想汇入到日益壮大的史学潮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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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另参见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史学与彼得·伯克研究》，译林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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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niel Snowman，“Peter Burke，Interview，”History Today（4），199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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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书1974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和变革：一种社会学的方法》（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Renaissance Italy：A Sociological Approach），1987年再版时又改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The Italian Renaissance：Culture and Society i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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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ichard Trexler，“Book 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8，No．3，1973，71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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