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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爱瓦·杜曼斯卡：《当代新文化史家彼得·柏克访谈录》，竹山译，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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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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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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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Peter Burke，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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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1994，261。转引自Peter Burke，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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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Peter Burke，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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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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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Peter Burke，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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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Daniel Snowman，“Peter Burke，Interview，”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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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七章 林·亨特与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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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一部题为《新文化史》的会议论文集为当代西方史学正在形成的一股重要的研究潮流定下了名称，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的旗号，同时也使文集的主编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与这场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十年之后，亨特再次担任主编，同社会学家维多利亚·邦奈尔一起主编了第二部对新文化史运动具有标志性的论集《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新方向》。这两本文集可以说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在盛期的辉煌和末期的调整，是有关新文化史的重要理论总结和反思，作为组织者和编者的亨特也因此俨然成为了站在这一史学趋势最前列的领袖人物，是新文化史当之无愧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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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新文化史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之外，亨特更多地活跃于法国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领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心态史”研究的风气，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社会、经济引向了更模糊、更深层的文化因素上。在法国之外，最早接触这一史学潮流，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的，正是一批法国史研究者。在美国可以被看作是新文化史代表人物的除了亨特之外，还有如娜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等人，他们把这种对文化的历史认识进一步地深化并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因此他们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心态史基础上的且更具创新意义的文化史研究，亨特本人的研究即是明证，她从一个女性历史学家、一个文化史家的立场出发，对传统上被认为完全属于政治史范畴的大革命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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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即从亨特学术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新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出发，介绍和评论其对当代史学的重要研究动向新文化史的贡献与成就，讨论她及其研究同整个新文化史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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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新文化史”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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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一书的问世，绝不是亨特等一批历史学家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整个西方史学研究风气变更后自然形成的结果。劳瑞·努斯多尔弗（Laurie Nussdorfer）在为这本书所写的专题评论中，把这种新的文化史取向的兴起比作一只“食肉猛兽”：“文化史吞噬了历史学科中现有的各个分支学科的肉体。还记得思想、宗教、社会、劳工、政治、外交、人口和经济的历史吗？到90年代初，在从事于那些曾经令历史学家引以为傲地标榜自己的专业里，已经很少有人可以完全坦然地宣称自己不是在做文化史了。而且这个掠食者的胃口并不仅仅满足于历史学，它还在文学批评家和艺术史家的领地里进行狩猎游戏。”(1)彼得·伯克针对新文化史的兴起谈道：“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单个人突发奇想。它是一场集体运动，一场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一直是国际性的，有不同的国家的许多人参加。”(2)即便是该书本身也是亨特参与主持、由加州大学出版社自1984年起开始出版的一套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分，尽管丛书以“社会和文化史研究”为名，但从其出版说明和历年的书目中可以看到其旨趣明确地指向了新文化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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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开篇——亨特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鲜明地举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因此被看作是这场运动的宣言书。在文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说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4)亨特在此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而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她把这种新的文化史潮流定名为“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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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论中，亨特从当代史学史发展的进程及新文化史本身的理论特点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她把新文化史看作是对社会史传统的发展和反动，认为新文化史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同社会史的相对意义上。她指出战后西方史学中盛行的社会史研究风气根本上受到了两种解释范型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年鉴学派。她列举了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乔治·鲁迪（George Rudé）、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E·P·汤普森等，“受此鼓舞，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学家从政治领袖和政治制度这些较为传统的历史，转向探究社会结构和工人、仆人、妇女、族群等的日常生活”(5)。年鉴学派的影响更甚，其学派的真正形成也是在战后，并迅速确立起了国际性的声望，如特拉里安·斯托雅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所总结的，成为了一种“年鉴范型”，即强调用一种系列的、功能的和结构的方法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总体的、整合的有机体(6)。影响更广的，可能就是布罗代尔的关于三种历史时段的分析模式，并集中在对经济社会史的讨论中，尽管在其之后的第三代年鉴历史学家并没有完全袭用，研究范围也从世界性的总体研究集中到法国境内的区域性分析，但在具体论述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长时段的“结构”和中时段的“态势”，即地理、环境、气候、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而“政治、文化和知识生活构成了历史经验中属于第三位的、主要是从属性的一个层次”(7)。在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影响下，经济社会史在战后西方史学中迅速崛起，成为主要的研究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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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亨特所注意到的那样，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内部，也在逐渐发生研究视角的重要转移，即“逐渐增加的对文化史的兴趣”(8)。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代表作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亨特认为，“汤普森明确地抛弃了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而致力于研究他所谓的‘文化与道德的调解’——即‘用文化的方式……处理这些物质经验的方式’”(9)。同时，对语言的重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向文化的转向，他们认为“对语言的重视可以通过关注‘语言的符号学功能’，来挑战‘知识的反射理论’，并影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的实践”(10)。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对社会史的反动则要显得更为彻底。在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中，如罗杰·夏蒂埃和雅克·雷维尔等，开始更多地强调“心态”及超越“心态”概念的广义的“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淡化了经济和社会史的重要性，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年鉴历史模式。他们反对把“心态”包括在第三层次的短时段中，“对他们来说，第三层次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而是历史事实的根本决定因素。……经济与社会关系并不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关系；它们本身就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领域——无法通过参照一种文化之外的经验维度来推断地进行解释”(11)。由此，文化颠覆了它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年鉴史学模式中的仅作为“上层建筑”或第三层次的地位，而变成一种新的语言概念和“心态结构”，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还是一种更根本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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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历史研究的解释模式由社会转向文化，表现在整体的史学趋势上的特征便是文化史的崛起。这种文化史风气从“话语”（discourse）和“表象”（representation）中寻找社会现实，强调文化的实践作用，明显地受到了福柯理论的影响。虽然福柯的许多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但其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2)，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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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福柯及其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对新文化史崛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观念上的话，那么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作用就要更加直接，它们为新文化史提供了文化的概念和文化分析的方法，并且取代了社会学成为历史学最具影响力的盟友。亨特认为，这一趋势的被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标志，“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示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3)。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借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最初是70年代中期来自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以及后来以克利福德·吉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经过这两个阶段，新文化史家开始将眼光大量地投向社群、仪式、象征、符号等对象，采取一种解释的方式，关注事物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发生的原因。亨特认同并引用了罗伯特·达恩顿对人类学的陈述：“文化史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它是一种解释的科学：其目的是为了解读‘意义——当时代人所书写出的意义’。此外，解读意义，而非得出解释的因果规律的结论，被当作了文化史的核心任务，就像吉尔茨把它提出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任务一样。”(14)不过，新文化史对人类学的借鉴并不仅仅局限于吉尔茨的一家之言，亨特也提到了对吉尔茨人类学方法的反对意见，并指出对其他学者（如马歇尔·萨林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借鉴，也能够有益于未来的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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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理论来源，亨特重点提到了两位深受此影响并将之进一步阐发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正是“文学的方法使得怀特和拉卡普拉拓展了文化史的边界”(15)。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这部论文集展示“新一代的文化史家是如何运用文学技巧和方法发展新的材料和分析手段的”(16)。文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多样性，对新文化史产生影响的包括“强调文本接受或解读的理论，及强调文本生产或写作的理论，也有强调意义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的理论，及强调差异游戏和文本如何引起破坏其表面目标的方式的理论”(17)。在论文集中，劳埃德·克莱默（Lloyd S．Kramer）在阐释怀特和拉卡普拉对新文化史的理论影响时，甚至宣称：“历史学的新文化取向的一个真正独有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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