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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七章 林·亨特与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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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一部题为《新文化史》的会议论文集为当代西方史学正在形成的一股重要的研究潮流定下了名称，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的旗号，同时也使文集的主编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与这场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十年之后，亨特再次担任主编，同社会学家维多利亚·邦奈尔一起主编了第二部对新文化史运动具有标志性的论集《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中的新方向》。这两本文集可以说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在盛期的辉煌和末期的调整，是有关新文化史的重要理论总结和反思，作为组织者和编者的亨特也因此俨然成为了站在这一史学趋势最前列的领袖人物，是新文化史当之无愧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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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新文化史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之外，亨特更多地活跃于法国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领域，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心态史”研究的风气，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社会、经济引向了更模糊、更深层的文化因素上。在法国之外，最早接触这一史学潮流，并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的，正是一批法国史研究者。在美国可以被看作是新文化史代表人物的除了亨特之外，还有如娜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等人，他们把这种对文化的历史认识进一步地深化并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因此他们的研究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心态史基础上的且更具创新意义的文化史研究，亨特本人的研究即是明证，她从一个女性历史学家、一个文化史家的立场出发，对传统上被认为完全属于政治史范畴的大革命史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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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即从亨特学术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新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出发，介绍和评论其对当代史学的重要研究动向新文化史的贡献与成就，讨论她及其研究同整个新文化史运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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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新文化史”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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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一书的问世，绝不是亨特等一批历史学家闭门造车的结果，而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整个西方史学研究风气变更后自然形成的结果。劳瑞·努斯多尔弗（Laurie Nussdorfer）在为这本书所写的专题评论中，把这种新的文化史取向的兴起比作一只“食肉猛兽”：“文化史吞噬了历史学科中现有的各个分支学科的肉体。还记得思想、宗教、社会、劳工、政治、外交、人口和经济的历史吗？到90年代初，在从事于那些曾经令历史学家引以为傲地标榜自己的专业里，已经很少有人可以完全坦然地宣称自己不是在做文化史了。而且这个掠食者的胃口并不仅仅满足于历史学，它还在文学批评家和艺术史家的领地里进行狩猎游戏。”(1)彼得·伯克针对新文化史的兴起谈道：“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不是自发的，也不是单个人突发奇想。它是一场集体运动，一场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一直是国际性的，有不同的国家的许多人参加。”(2)即便是该书本身也是亨特参与主持、由加州大学出版社自1984年起开始出版的一套系列丛书中的一部分，尽管丛书以“社会和文化史研究”为名，但从其出版说明和历年的书目中可以看到其旨趣明确地指向了新文化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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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的开篇——亨特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鲜明地举起了新文化史的大旗，因此被看作是这场运动的宣言书。在文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说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4)亨特在此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而成为历史学研究的主流，她把这种新的文化史潮流定名为“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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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论中，亨特从当代史学史发展的进程及新文化史本身的理论特点两个方面展开阐述，她把新文化史看作是对社会史传统的发展和反动，认为新文化史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同社会史的相对意义上。她指出战后西方史学中盛行的社会史研究风气根本上受到了两种解释范型的影响，一是马克思主义，一是年鉴学派。她列举了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乔治·鲁迪（George Rudé）、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E·P·汤普森等，“受此鼓舞，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学家从政治领袖和政治制度这些较为传统的历史，转向探究社会结构和工人、仆人、妇女、族群等的日常生活”(5)。年鉴学派的影响更甚，其学派的真正形成也是在战后，并迅速确立起了国际性的声望，如特拉里安·斯托雅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所总结的，成为了一种“年鉴范型”，即强调用一种系列的、功能的和结构的方法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总体的、整合的有机体(6)。影响更广的，可能就是布罗代尔的关于三种历史时段的分析模式，并集中在对经济社会史的讨论中，尽管在其之后的第三代年鉴历史学家并没有完全袭用，研究范围也从世界性的总体研究集中到法国境内的区域性分析，但在具体论述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长时段的“结构”和中时段的“态势”，即地理、环境、气候、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而“政治、文化和知识生活构成了历史经验中属于第三位的、主要是从属性的一个层次”(7)。在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影响下，经济社会史在战后西方史学中迅速崛起，成为主要的研究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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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亨特所注意到的那样，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内部，也在逐渐发生研究视角的重要转移，即“逐渐增加的对文化史的兴趣”(8)。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代表作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亨特认为，“汤普森明确地抛弃了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而致力于研究他所谓的‘文化与道德的调解’——即‘用文化的方式……处理这些物质经验的方式’”(9)。同时，对语言的重视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向文化的转向，他们认为“对语言的重视可以通过关注‘语言的符号学功能’，来挑战‘知识的反射理论’，并影响‘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的实践”(10)。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对社会史的反动则要显得更为彻底。在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中，如罗杰·夏蒂埃和雅克·雷维尔等，开始更多地强调“心态”及超越“心态”概念的广义的“文化”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淡化了经济和社会史的重要性，并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年鉴历史模式。他们反对把“心态”包括在第三层次的短时段中，“对他们来说，第三层次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而是历史事实的根本决定因素。……经济与社会关系并不优先于或决定文化关系；它们本身就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领域——无法通过参照一种文化之外的经验维度来推断地进行解释”(11)。由此，文化颠覆了它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年鉴史学模式中的仅作为“上层建筑”或第三层次的地位，而变成一种新的语言概念和“心态结构”，不仅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而且还是一种更根本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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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历史研究的解释模式由社会转向文化，表现在整体的史学趋势上的特征便是文化史的崛起。这种文化史风气从“话语”（discourse）和“表象”（representation）中寻找社会现实，强调文化的实践作用，明显地受到了福柯理论的影响。虽然福柯的许多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但其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2)，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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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福柯及其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对新文化史崛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观念上的话，那么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的作用就要更加直接，它们为新文化史提供了文化的概念和文化分析的方法，并且取代了社会学成为历史学最具影响力的盟友。亨特认为，这一趋势的被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个标志，“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示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3)。历史学家对人类学的借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最初是70年代中期来自英国的社会人类学，以及后来以克利福德·吉尔茨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经过这两个阶段，新文化史家开始将眼光大量地投向社群、仪式、象征、符号等对象，采取一种解释的方式，关注事物本身的意义而不是发生的原因。亨特认同并引用了罗伯特·达恩顿对人类学的陈述：“文化史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它是一种解释的科学：其目的是为了解读‘意义——当时代人所书写出的意义’。此外，解读意义，而非得出解释的因果规律的结论，被当作了文化史的核心任务，就像吉尔茨把它提出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任务一样。”(14)不过，新文化史对人类学的借鉴并不仅仅局限于吉尔茨的一家之言，亨特也提到了对吉尔茨人类学方法的反对意见，并指出对其他学者（如马歇尔·萨林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借鉴，也能够有益于未来的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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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也是新文化史的重要理论来源，亨特重点提到了两位深受此影响并将之进一步阐发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正是“文学的方法使得怀特和拉卡普拉拓展了文化史的边界”(15)。同时她也希望通过这部论文集展示“新一代的文化史家是如何运用文学技巧和方法发展新的材料和分析手段的”(16)。文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多样性，对新文化史产生影响的包括“强调文本接受或解读的理论，及强调文本生产或写作的理论，也有强调意义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的理论，及强调差异游戏和文本如何引起破坏其表面目标的方式的理论”(17)。在论文集中，劳埃德·克莱默（Lloyd S．Kramer）在阐释怀特和拉卡普拉对新文化史的理论影响时，甚至宣称：“历史学的新文化取向的一个真正独有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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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相邻学科，不论是人类学或文学理论都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理论分支，有些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对文化史家来说，对它们的选择和运用却是自由的，允许在历史解释中进行多样性的假设，而不必强求一致。在众多差异之外，亨特指出了在许多新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倾向，即“运用作为隐喻的语言”。她宣称，“语言作为隐喻或模式的运用已被证实具有无可否认的重要性，而且我会主张，对于一种历史的文化取向的形成至关重要。质言之，这一语言学的类比，明确了表象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再可以回避的问题”(19)。这种对语言的强调，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在某种程度上有时也会使它陷于将“一切都消融于语言之中的威胁”(20)。文化是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领域，而语言和文本则是新文化史研究的独特视角，正是“语言的新地位将文化从原来位于社会结构的顶层推开，并使它成为了社会结构赖以构成其间的领地。……文化于是不再受到其主题的限制，位置不定，维度无限”(21)。语言和文本不仅改变了文化与社会两种因素在历史中的关系，还把文化史的领域扩大到整个历史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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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篇导论中，亨特并没有对什么是新文化史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如其导论的标题《历史、文化与文本》，她已经在暗示新文化史的两个基本的侧重点——文化和文本（或话语）。从论文集的谋篇布局也可以看出她对新文化史的理解，在导论之后，全书被分作两个部分，各由四篇论文组成，标题分别为“文化史的样式”和“新的研究取向”。前一部分主要集中于对新文化史理论来源的讨论，分别介绍了福柯思想的影响、新文化史的研究先驱E·P·汤普森和娜塔莉·戴维斯、以吉尔茨等为代表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海登·怀特和拉卡普拉用文学理论对历史学的新开拓(22)。后一部分的四篇文章则完全是各自独立的四项个案研究，不论在时间和空间，还是在讨论的内容和主题上，都有极大的跨越，甚至也没有一种特定的、一致的方法(23)。但它们共同展示了新文化史的新的研究取向，表明了“历史现象是由文化所决定，并在话语中形成的”(24)特点，亨特写道：“第二部分中的论文都集中关注于表象的机制。这一关注势必同时伴随了一种对作为运用新的分析技巧的史学方法的反思。在这层意义上方法一词可能太过狭隘了。”(25)努斯多尔弗的评论也指出，“或许并没有什么研究领域上的‘文化史’；但或许有历史学家在‘以一种文化的方式’工作”。亨特进而对这种共同的文化的工作方式总结称，“它们想要表明交流的复杂形式，想要避免依赖于固定意义的解释，想要说明过程。它们往往趋向于不要过多地去证明原因或‘解读’意义，而且它们也并不反对在时间变化中追寻变化的工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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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在导论的结尾处对新文化史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并表达了对其前景的乐观和信心：“如本书所表明的，当前文化史的重点在于对文本、图像和行为的密切审视，并对所揭示的结果开放接受，而非发展新的主要叙事或社会理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归纳法和年鉴学派。……在以文化方式工作的历史学家不应由于理论的多样性而沮丧，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非凡的阶段，其他人文科学（尤其包括文学研究，以及人类学和社会学）会重新发现我们。……可以想象，不久的一天，另一位卡尔将宣称，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27)事实上，亨特在此为新文化史所作的宣言书正如卡尔所曾做的那样，是在为新文化史登高一呼。80年代末的新文化史运动业已发展成为一场国际性的重要史学潮流，适时的理论总结，一方面应对了对于这一史学现象的有关批评，解决和纠正了其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另一方面，也为新文化史进一步更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多的历史学家被集合在了新文化史的旗帜下，有意识地共同推动对过去历史的更新和更加全面的解释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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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二、新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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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亨特和另两位女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合作撰写了《历史的真相》一书，从历史理论的角度反思历史学（尤其是美国史学）的真实性、科学性、客观性等问题。其中在“文化史的兴起”一节中，基本延续了亨特在《新文化史》导论中的观点，把由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看作当前历史编纂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而且其中对新文化史和文化本身有了更加明确的说明，甚至可以把这看作是亨特对新文化史所下的定义：“新的历史探讨方向（新文化史）的焦点是人类心智，把它看做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处，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所。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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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对新文化史的理解，鲜明地体现在她本人的历史实践上，在谈及自己的学术立场时，她曾明确表示：“我倡导和实践的是‘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并且认为我自己的立场是反极权主义的和女性主义的。”(29)结合亨特的主要研究领域——法国大革命史的文化分析来看，这一立场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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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亨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在正文之前的简短说明里，她就表明了自己在进行该书的写作过程中研究取向和侧重点发生的重要转变：最初（1976年）的研究计划是有关“法国大革命期间四座城镇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但受到诸如弗郎索瓦·弗雷、莫娜·奥佐芙（Mona Ozouf）等法国史家偏重于符号和文化分析的新观点(30)影响，“我原来的大革命政治的社会史逐渐转向了一项文化分析，其中四座城市的政治结构变成了只是故事中的一部分”(31)。因此，不论是在这本书中还是在亨特本人身上，都可以感受到文化转向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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