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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Victoria E．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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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Hayden White，“Afterword，”Beyond the Cultural Turn，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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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怀特分别对此四个方面进行了定义：语言主义，“理解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语言”；文本主义，“现实是一种文本，而且对它的理解只有通过同解读书写的、口述的、视觉的或姿势的文本一样的技巧才能获得”；结构主义，“没有任何‘现实’，不论是自然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是直接导向认知或思想的，而只有通过对这种现实的各种结构进行反思才能达到，它们是由更为‘想象的’或‘诗性的’而不是纯粹理性的和科学的过程所产生的，还必须包括我们所指的‘理性’和‘科学’本身”；话语主义，“所有知识都是人类意识更为推断的而非模仿的过程的产物，我们所认识的现实其实只是一种由话语化技巧而不是由纯粹的或预先推论的认知所产生的‘现实效应’”。（见Hayden White，“Afterword，”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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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Terrence J．McDonald，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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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Victoria E．Bonnell & Lynn Hunt，“Introduction，”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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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历史与理论》杂志以“历史研究中的文化与解释”论坛（Forum on Cultur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Inquiry）的形式组织了四篇论文，分别是：Richard Biernacki，“Language and the Shift from Signs to Practices in Cultural Inquiry”; Anne Kan，“Reconstructing Culture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Narratives as Cultural Structure and Practice”; John R．Hall，“Cultural Meanings and Cultural Structures in Historical Explanation”; Chris Lorenz，“Some Afterthoughts on Culture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ical Inquiry”，History and Theory，39（October 2000），289-363。《美国历史评论》以对《超越文化转向》的评论文章形式组织了三篇文章，分别是：Ronald Grigor Suny，“Back and Beyond：Reversing the Cultural Turn?”; Patrick Brantlinger，“A Response to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Richard Handler，“Cultural Theory in History Toda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7，No．5（Dec．，2002），1475-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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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八章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与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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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一部以16世纪法国南部山区农村生活为背景的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产生了不小的轰动，影片曲折传奇的故事情节和对历史生动真实的再现，受到了从普通观众到电影评论家、职业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在欧美史学界引发了一场有关历史与电影（或是影视史学）的学术讨论。这部名为《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的电影取材自法国历史上的一起真实案例，由法国影星杰拉尔·德帕迪约（Gérald Depardieu）、娜塔莉·巴耶（Natalie Baye）主演，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Jean-Claude Carrière），导演丹尼尔·维涅（Daniel Vigne）。在剧组里，另外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要成员，她就是担任电影历史顾问的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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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的参与，为电影在创作中最大限度地传递历史感和再现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电影不仅在场景、服装、道具等方面忠实地还原了16世纪法国南方农村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在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历史事实及语言对白等方面，也通过多方发掘史料尽可能地予以再现。由于较为成功地将历史与电影的叙事方式结合在了一起，同时又兼顾了戏剧性和历史性，因此这部电影自公映起，就被推崇为历史电影（或影视史学）的代表作，而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则将之评价为影视史学研究的一个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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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历史学家的娜塔莉·戴维斯并不满足于此，她仍深深地感受到虚构的、视觉的电影终究不能完全代替历史的解释，诸如文化、宗教、社会、经济、心态等历史因素，往往是演员的表演和台词以及摄影机所无法传递的。例如，“盖尔家族的巴斯克背景被放弃了；农村的新教因素被忽略了；尤其是妻子的双重游戏和法官的内心矛盾被淡化了。这些变化也许有助于赋予电影以强有力的简洁和质朴感，以使得马丁·盖尔的故事首先成为一个传奇，但它们也给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带来了困难”(1)。于是，她在电影上映后专门写作了《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下文中简称《马丁·盖尔》）一书，用更为熟悉的历史学家的语言重新分析了这个离奇而富有深意的历史事件，在法国同电影剧本等一起出版，展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历史学的和电影的。第二年，英文版单独成书出版，在电影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又在当时的西方史学界掀起了一股“马丁·盖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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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马丁·盖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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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Martin Guerre，生于1525年）的故事发生于16世纪法国南部一个叫做阿尔蒂加（Artigat）的小山村。马丁来自一个家境殷实的西班牙巴斯克移民家庭，十四岁时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同村富裕人家的女儿贝尔特朗德·德·罗尔（Bertrande de Rols）结婚，后者的年龄估计还要小些。马丁相貌平庸（身材高瘦、黝黑、擅长剑击和乡村杂耍），由于早婚身心尚未完全成熟，可能还有点性无能的毛病，因此两人婚后八年一直没有同房，更妄谈生育。但根据贝尔特朗德后来的解释，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某种恶毒的诅咒，即“女巫魔法的束缚”，直到八年后经一位略通魔法的老妇人的点拨，告诉他们如何解除咒语（进行了四次弥撒；吃圣餐仪式中的面包、糕饼）而怀孕生子，有了第一个孩子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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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马丁显然并不愿意一辈子当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婚后一直“梦想摆脱小麦、砖窑、家产以及婚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过属于他自己的生活，但是这个愿望始终无法实现。1548年的一天，24岁的马丁“偷”了父亲的一点谷物，因为害怕受到惩罚（“根据巴斯克人的习俗，任何形式的偷窃都是不可饶恕的”(2)），于是借机偷偷离开家去了西班牙。经过一番游历后，参加了西班牙枢机主教的卫队，并在战争（为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作战）中负伤而断了一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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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失踪后一直杳无音信，在这些日子里，他年轻的妻子贝尔特朗德始终坚守贞操没有再嫁。经过了八年（1556年），一个自称是马丁·盖尔的人离奇地回到了阿尔蒂加，他的真名叫阿尔诺·居·提勒（Arnaud du Tilh），尽管在外形上冒牌的马丁与真马丁并不完全一样，“身材略为矮胖，强健结实，不擅长运动”，但却“能言善辩”，有着“令演员嫉妒的记忆力”，而且是个“放荡的”、“生活糜烂”、“沉迷于各种恶习”的年轻人，但八年的时间已经渐渐模糊了人们的记忆，而且提勒经过“煞费苦心的准备、推敲、背诵、排演”，“捏造出新的身份与生活”，几乎骗过了所有的人，都对他的身份信以为真，更重要的是，贝尔特朗德也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丈夫。提勒之所以能够假冒失踪的马丁，据推测可能是因为其在1553年退伍后（他也曾离开家乡，参加了法王亨利二世的军队），于归途中遇到两位马丁的朋友，并且误把他当成了马丁，于是他兴起了冒名顶替的念头，还设法摸清和记熟了有关马丁的各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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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三年里，假马丁和贝尔特朗德相亲相爱，还先后有两个女儿出世，与其他村民的相处也相当融洽。提勒似乎也完全进入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之中，开始以马丁的身份出售继承的家产，甚至要求叔叔皮埃尔交还自己离家期间暂时掌管的遗产，甚至威胁要为此提出诉讼。这引起了皮埃尔的极大不满，也使得早已怀疑其真实身份的叔叔逼迫贝尔特朗德出面控告提勒冒名顶替之罪（虽然她被迫提出了控告，但在内心却希望自己败诉，希望法官判决提勒就是她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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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先是闹上了希厄（Rieux）的地方法院，法庭最后判决提勒有罪（在150个证人中，60人不确定，其他肯定与否定者大约各半）。不服判决的提勒向图卢兹（Toulouse）的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审判又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高等法院根据注重“品质而非证人的人数”、“宁可错放有罪者，也不可误罚无辜者”等原则，以及由于法官让·德·葛哈斯（Jean de Coras）同情新教徒的立场，即将准备作出有利于提勒的无罪判决。而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个拖着木腿的男子突然出现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丁·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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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马丁的突然现身不仅令所有人都深感震惊，也瞬间完全扭转了判决的天平。最后，提勒以冒名顶替、窃取继承权、通奸等多项罪名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贝尔特朗德则因法庭相信她只是因为轻信而受到了蒙蔽，最终被送进了当地的女修道院。至于马丁，法庭将其当年离家出走归咎于年轻和冲动，考虑到发生在他身上的残疾、财产损失与妻子的被玷污等情况已经足以作为惩罚，而没有再加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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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所述说的时代与对象是16世纪法国的下层农民，在那个时代，对普通农民身份的认定本身就是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因此才有可能造成了冒名顶替的身份倒错。关于马丁·盖尔的这个离奇故事在当时便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有关审判和真假马丁·盖尔的传闻在当地广为流传，事后不久就有两部关于此案的书问世。其中尤其难得的是，亲自参与了马丁·盖尔一案审判的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让·德·葛哈斯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留下了第一手的记录，他在1561年将这起案件的整个过程详细地记载了下来，包括所有证据、证词、法庭的辩论和判决，以及他本人的一些评论等。这本书在16世纪非常畅销，先后有法文、拉丁文等多个版本，并被重印了多次。同一时期的另一位作家吉约姆·勒修尔（Guillaume Le Sueur），也在他的地方史著作里记录了马丁·盖尔的案件，在史料上印证和补充了葛哈斯的回忆。此外，如蒙田等当时著名的文人也都曾对这个案件发表过评论，后来大仲马还把它作为小说的素材。即便是在四百年后的今天，在事件的发生地——位于比利牛斯山区的阿尔蒂加村，当地人对马丁·盖尔的故事仍然记忆犹新。在现代，先后有一部话剧、两部小说、一部百老汇歌舞剧和两部电影改编自这个故事。戴维斯在书中同样用一种极富叙述性的生动语言讲述了这个故事，用一个具体而微的、生动实在的历史个案来展现新文化史研究的特点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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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戴维斯写作这部历史的灵感亦来源于这个故事曲折离奇的戏剧性，但历史学家的工作要更为严谨。戴维斯对资料的可靠性尤为重视，她不仅对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的葛哈斯和勒修尔的记录细加考查，对其版本、文字等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对两者记录的内容相互验证；而且还对大量间接的历史证据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如对法国南部山区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当地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从而在总体上去理解作为历史背景的16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司法体系，以及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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