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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贝尔特朗德的态度又是相当矛盾的，感情也非常复杂，她被包围在各种关系纠葛的漩涡之中。她是两个男人的妻子，一个真而模糊，一个假却实在；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们的父亲有着同一个名字却是不同的两个人；她为人贤惠，同盖尔家的姐妹相处和睦，在村里也是受人尊敬；皮埃尔·盖尔在丧妻后又娶了贝尔特朗德的寡母为妻，母女之间多了另一层关系后又生活在了同一个屋檐下。身处其间，使得贝尔特朗德不得不屈从于皮埃尔而同意向法院提起控告，但内心却又希望自己败诉；使她一方面在帮助阿尔诺补充记忆、串联供词，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证词里又是相当小心谨慎、预留退路。当真马丁拖着假腿出现在法庭上时，她立刻表现得像一个受骗上当、满腹委屈的受害者，“开始战栗哭泣”，“跑过去拥抱他”，并向马丁“请求宽恕她的过错，原谅她因无力抗拒阿尔诺·居·提勒的诈术和勾引而犯错。掏出所有准备好的借口：当初是因为你的妹妹欣然相信了他，你的叔叔也接受他，而我望穿秋水盼夫归来，因而才相信他，特别是他连你我的闺中私事都知道；当我认清他是个骗子时我巴不得去死，要不是敬畏上帝，我早就自尽了；我一发现他偷走了我的贞操，就立刻把他送上了法庭”(7)。这是一个有着复杂人格、内心矛盾的女人，绝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普通的愚妇村妇，最后法庭的判决并没有追究她的罪责，而使她得以从通奸、同谋的罪名中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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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戴维斯的叙述中可以看到，在假马丁出现后的三年里，这场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婚姻”还是相当美满的，“平静且没有争吵”。阿尔诺一改纨绔本性，显得本分老实，处处尽到丈夫的责任，与村民的相处也非常融洽；贝尔特朗德先后生下两个女儿，其中一个不幸夭折。读者能够从书中的许多例子里清晰地感受到他们两人之间的感情，那是超越了虚假婚姻关系的实实在在的爱情。当后来阿尔诺在审判期间暂时获释回家时，贝尔特朗德热情地欢迎他的归来，“递上干净的白衬衫，亲手给他洗脚，将他迎上自己的床榻”(8)，以此来向怀疑者们证明他就是真正的马丁·盖尔；当皮埃尔·盖尔带人袭击阿尔诺时，又是贝尔特朗德挺身而出，“用身体隔开双方”，为他挡开了拳脚。在法庭上，阿尔诺每次提到贝尔特朗德时，总是“柔声细语”；甚至表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贝尔特朗德，称如果她发誓说自己不是她的丈夫，他情愿“惨死上一千次”。在这样一个从冒名顶替到相知相爱的过程中，连阿尔诺本人都已经渐渐地把自己当成了真的马丁·盖尔，当成了贝尔特朗德真正的丈夫，当成了盖尔家财产的真正继承人。谎言越编越大，不论是阿尔诺还是贝尔特朗德，都在尽力维护着暂时的欢愉。因为随着阿尔诺向叔叔皮埃尔要求自己作为马丁应得的那份财产开始，表面的平静被打破了，旧的乡村社会基础、家族关系被触动，而令他人对其身份的怀疑演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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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经济利益占据了主导。老桑西死后，把财产全都留给了离家出走的儿子，但在马丁失踪期间则实际上由皮埃尔掌管，假马丁的出现并对财产权的要求，使得新旧两代人之间产生了矛盾。戴维斯还指出，这种矛盾中还隐含着某种宗教或信仰的冲突，即“当地的新教支持者倾向于相信新马丁，而天主教徒则倾向于相信皮埃尔·盖尔”(9)。这个小小的乡村并不是安逸平静的世外桃源，也有着复杂纠缠的社会关系网络，假马丁阿尔诺与皮埃尔·盖尔间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法国农村社会的一个小小缩影。皮埃尔·盖尔告发阿尔诺的举动，并不完全意味着他已经确认后者是一个冒牌货，他只是在尽力维护自己在家族中的权威，维护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维护传统的道德和宗教准则。于是乎，他把阿尔诺告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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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相当大的篇幅详细地描述了在希厄和图卢兹的两次法庭审判，包括法庭的组成与职能、诉讼的程序与过程、相关的证据和证词、当事人的言行和表现、法官的讯问与判决等。但即便是法庭，对于阿尔诺的身份也难以得出明确的结论。因为阿尔诺在贝尔特朗德的帮助下，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和口才，极力掩饰着自己真实的身份，没有露出丝毫的破绽。有关的证据，如长相、笔迹等也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而双方的证人数量又大致相当，证词也都言之凿凿，更多的证人在法庭垂询时都因为不确定而拒绝指认阿尔诺的身份。尽管证据并不充分，但希厄的地方法庭还是裁判阿尔诺有罪，并判处其死刑。不过，阿尔诺很快就向图卢兹的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极力表白自己的无辜，如果不是最后时刻真马丁·盖尔的突然出现，法庭最终判决的天平就会倾向阿尔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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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不仅对当时的法律诉讼过程予以了详尽的描述，而且从法律的角度对刑罚和量刑的有关原则规定都进行了解释。由于真马丁的归来，法庭得以作出明确的判决，阿尔诺·居·提勒被以冒名顶替和通奸的罪名判处死刑，几天后便在阿尔蒂加被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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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维斯的历史叙述中，除了三个主要人物外，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始终贯穿全书，那就是图卢兹高等法院的法官让·德·葛哈斯。值得注意的是，葛哈斯的《令人难忘的审判》（Arrest Memorable）一书，不仅是戴维斯关于马丁·盖尔研究的基本史料，同时作者本人也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之一，戴维斯在书中专门列出了两个章节讨论这个讲故事的人及其作品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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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官，葛哈斯参与了马丁·盖尔一案在图卢兹的整个审讯过程，这个案子留给他的印象显然非常深刻，以至于他在事后不久就决定将之永远地记录了下来。作为见证者，他细致地将各种证据、证人的证词、原告和被告的陈述和辩论，尤其是被告阿尔诺在法庭上的种种表现一一记录了下来，并对之进行了简要的评论和分析。由于这一事件本身的离奇，再加上葛哈斯精彩生动的叙述，《令人难忘的审判》一书成为16世纪颇为风行的一部畅销书，马丁·盖尔的故事也随之广为流传。不论在审判过程中，还是在写作时，葛哈斯对被告阿尔诺始终怀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其中甚至还掺杂了些许奇怪的敬意与同情，这种同情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其本人倾向新教信仰的背景。此外，在他对马丁·盖尔故事的叙述中，也在传递着一种新教的信息。戴维斯还进一步考察了葛哈斯作为法官和作家的职业生涯，以及他的个人感情和家庭生活，直至其后来改信新教并为之献身，她把对葛哈斯的研究同对于马丁·盖尔的历史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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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看到了戴维斯历史研究（或新文化史）的一个独特之处，她不仅关注于历史事件本身，还把后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叙述的方式及其感情和话语包括在研究之中，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也成为了当代西方史学中注重文本的解读和流传的分支学科阅读史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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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戴维斯还将后人对这一事件所做出的回应作为问题来讨论。马丁·盖尔的故事不断流传开，被人们引用、转述和评论，于是同样的故事有了不同的说法、不一样的结局，对人物的命运和态度也产生了具体而微的变化。蒙田曾就此撰文《论跛足》，提出认识事物的真相是非常困难的，人的推理是有缺陷的。法官的推理未必可靠，历史学家的认识同样如此。最后时刻出现的拖着木腿的马丁在后来的传说中成了某种符号和象征，可以意味着惩罚，也可以解释成谎言。戴维斯耐人寻味地指出，尽管法官葛哈斯在法庭上作出了最终判决，相信已经辨明了真正的与假冒的马丁·盖尔，但在他的内心中，显然仍然有着些许怀疑和不确定；作为历史学家，她尽力使真相重现，但那也只是对事件的一种解释和复述，真与假的界线并不是绝对的，而只在于如何评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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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多样化的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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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归来》一书，不仅是一项对具体历史事件严密的、微观化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这部书中综合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些最新趋势和特征，作者采用了许多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甚至是新的叙述方式来进行历史的研究，这对我们都是非常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以下分别从叙述史学、微观史学、影视史学和妇女史四个方面予以简要的评述，而这些特点归结在一起，也是新文化史在总体上的旨趣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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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的叙述，其文字带有传统叙述史学的强烈风格。作者用非常清新简洁的文字将事件的整个过程娓娓道来，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事件演进及人物间的诸种关系交代得井然有序、详而不乱，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生动而合理，这些都充分地展示了作者卓越的叙史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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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结合该书的成书时代来看，可以注意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曾经风靡的西方新史学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受到了来自新史学内外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重的动摇，甚至出现了“史学危机”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为了应对危机并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潮流。在这些新的倾向中，重新提出历史写作应该以人为中心，在注重分析的同时还要讲究叙述的倾向便是其中之一。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表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便是这一潮流的代表，戴维斯在自己的研究中亦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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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叙事史的复兴，并不仅仅只是讲故事。《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在叙述的同时，作者的分析同样精到。如书中关于事实婚姻的分析，戴维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农村社会普遍的民间仪式和天主教法规对婚姻的态度入手，指出某种形式的事实婚姻在当时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男女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经教会同意、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主结成夫妻关系；同时，当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因素，那就是正在逐渐传播和扩大影响的新教信仰，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证明阿尔蒂加村以及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受到过一定的新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新教的解释来证明两人结合的合法性，并直接向上帝祈祷和忏悔，而不必再通过教士与上帝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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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及其关系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16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偶然的事件背后，是16世纪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宗教改革的影响、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尽管作者没有对此逐一地加以详细论述，但在书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戴维斯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16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诸如婚姻、继承的习俗及其社会意义，当时的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特别是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其内心冲突的影响，更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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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盖尔归来》一书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卡洛·金兹伯格的《乳酪和蛆虫》一起被史学界并列为微观史学的三大经典。所谓微观史学，是指以缩小观察规模、进行微观分析和细致研究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前文中对此已专门述及。历史学家借助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研究范围缩小到一个村庄、家庭甚至是个人的身上，进而用“显微镜”将这些微小的对象放大，通过大量琐碎的资料来还原他们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性格命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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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在本书中所做的，正是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了16世纪的阿尔蒂加村，投向了马丁、阿尔诺和贝尔特朗德这些小人物。尽管作为具体的人和事件，马丁·盖尔一案是非常特殊的，也不具备任何普遍性，类似的冒名顶替的事件在历史上并不常见，但我们仍然能够通过作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分析，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一些特征，如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和精神世界，当时的司法体系和审判制度。在这种历史中，居于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被放到了历史学家叙述的中心，历史不再是王侯将相的传记、文人僧侣的感悟，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尽管20世纪60年代自英国兴起的社会史研究潮流就提出了“自下而上”的历史主张，但在以量化为基本形式的有关研究中，对下层群众的记载在更多时候还是被物化为一个个枯燥的统计数字或是曲线和表格，微观史学研究则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纠正了这一取向，展示了历史的另外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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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还需要时时留意的一点是，这本书的写作首先源于一部电影。因此，有必要从影视史学的角度将本书同电影版的《马丁·盖尔归来》作一个简要的比较。所谓影视史学，也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西方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的定义，是指“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论述，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10)。影视史学以电影、电视及视觉的语言代替传统的一般意义的历史编纂形式——文字和文本，用更加直观的方式来叙述历史。电影《马丁·盖尔归来》恰好应和了影视史学研究的这一趋势，用比较严谨的态度对待和处理一个历史题材，尽可能地重现了16世纪法国农村的生活场景。电影为扩大历史学的影响，增进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具有极大的普及作用。但另一方面，电影和演员的表演始终是一种虚构的形式，同时为了追求票房和市场，电影在创作中势必不能做到完全地忠于事实。因此，戴维斯在电影完成之后，还是用更加传统的书写方式重新分析和讨论了马丁·盖尔这一历史事件，补充了在电影中被曲解、被忽略或是无法用视觉的语言所表达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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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史学是在当代西方史学界日益受到重视并在不断发展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尽管对它的理论、方法、范畴等问题始终存在各种争议，甚至对影视手段究竟能否取代或补充传统的历史文本的不同意见也还没有统一，但我们欣喜地看到，影视史学为古老的历史学又增添了新的活力。归根结底，视觉的手段和文字一样，都是一种叙述的手段，尽管两者传达的媒体不同，前者运用艺术的形式，以影像或声影手法来表现过去、再现历史；而后者依赖书写文字的方式，以具体确凿可靠的史实叙述往事、反映历史。影视史学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对书写史学的重新定位。可以预见，在史学未来的发展中，两者将在竞争、并存与互益中继续前进，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很好的实例。她在对参与电影拍摄的回忆中提到，“与这些多才多艺的电影制作人在一起工作让我获益良多，好处之一在于我有机会看到历史可以走出教室与学术会议之外，不再局限于专业性的期刊以及书评，并以大篇幅的剧本之形式出现。尽管导演拥有最终的决定权，我们仍必须在拍片现场的每一个角落做出决定，让过去的历史能够以某一种视听效果呈现——甚至于村民们也必须决定要把哪些动物借给我们拍戏”(11)。通过这种“把历史形诸文字”和“用电影来诉说历史”的双重体验，也让戴维斯确信：“只要拥有耐心、想象力与实验精神，透过电影所完成的‘历史叙事’能够比现在的电影作品更具有戏剧性，同时，更能符合于过去的数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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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字里行间中传达的强烈的女性主义观点。妇女的主体地位在书中处处可见，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娜塔莉·戴维斯本人就是一个女历史学家，而且书中的中心人物贝尔特朗德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她的心态、情感、为人行事在戴维斯的笔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是书中最复杂、最富有争议也是最生动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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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学术思想的形成时代，正值女权思想高涨之时，加之她本人的犹太人身份让她得以远离主流社会的经验，其个性反叛、左倾，热衷于政治运动，虽然主要致力于16世纪法国史的研究，但她对革命、社会转型、工人、黑人、反犹主义、女性主义等问题一直兴趣浓厚；另一方面她作为美国女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长期致力于提高女历史学家的学术地位，在研究中强化女性的主体意识。1987年，戴维斯在她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所作的演说中，以《历史学的两个主体》为题，提出历史女神克丽奥应该成为一个没有性别的保护神，而不再是附属于男性、听命于男性的侍婢的形象，女性的视角和研究在史学中应占有平等的地位。她说，历史学的形象“从本质上说必然具备复杂性、责任感和多重的视野。……将至少有两个正在交谈和争论的人，当他（她）们用著作示意时，一方总是倾听另一方的讲话；它将是一部动态的影片，而不是一幅静止的画面，这样，诸位就可以发现，他（她）们有时悲哀落泪，有时惊愕不已，有时心领神会，有时开怀大笑”(13)。这种女性主义的历史关怀在此表露无遗，其本人的多部著作也均以妇女史为切入点，如在历史传记研究《边缘女性》中，她用这样的标题来说明女性在历史与历史叙述中的传统位置，而将三位处于历史边缘上的17世纪的女性人物重新摆到了她叙述的中心，还她们以血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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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在《马丁·盖尔归来》中戴维斯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来描述贝尔特朗德这个女人。相较于马丁的懦弱和逃避、阿尔诺的虚伪和假冒，贝尔特朗德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和突出。虽然在16世纪的法国农村，妇女在家庭生活及一些经济活动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把一个农村妇女作为主体加以观察的历史研究却并不多见。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书还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妇女史研究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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