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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妇女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上，林·亨特的一段阐述明白无误地作出了说明，而且她所用的例证之一便是戴维斯。她写道：“性别（gender）的重要性超过了其在社会与文化生活里无可否认的核心定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妇女史研究与晚近对于性别差异的强调，在文化史的方法发展中更普遍地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尤其（或许唯有）在美国，妇女史与性别研究一直站在新文化史的前线。例如，戴维斯依靠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异来阐释近代早期文化的作用。”(40)戴维斯的很多研究实际上也都可以归到妇女史或性别研究的范畴，她不仅被看作是美国妇女史界的领袖，而且她也是最早提出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来代替生理上的“性别”的妇女史家之一，从而可以“解释不同社会和不同时期里性角色、性象征的范围，发现它们代表的含义及其如何作用以保持社会规范或促进它的变化”(41)。这里的性别是一种文化的表现，以此为中心的妇女史研究也由此同新文化史站在了同一条阵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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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戴维斯的文化史研究方法中有着明显的人类学痕迹，而人类学正是促使新文化史兴起最重要的相邻学科之一。戴维斯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鉴，成为后来者学习和模仿的经典范例；更重要的是，她对这种跨学科实践所作的理论阐释，也成为日后新文化史的重要指南。如1981年，在由《跨学科历史杂志》组织的展望80年代后历史学前景的讨论会上，戴维斯极力推崇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并且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谈道：“人类学对我在自己的历史思考上的影响在于，不仅加深了我对不变的过去的理解，还有对人类经验多样性的认识。……人类学能够扩大可能性，帮助我们打开眼界，给予我们一个新的位置来看待过去并从早已熟知的历史文本中发现惊奇。”(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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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为历史学家打开的文化视野，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对社会互动的生动过程的近距离观察；对象征行为的有趣解释；关于社会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起来的意见；不同于历史学家习惯使用的那些来自于文化的材料。”(43)不过，在看到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所带来的美好前景的同时，她也告诫历史学家要避免盲目性，“我觉得在许多情况中，历史学家从人类学得来了错误的教训。他们接受了人类学的某个概念，如关于交换互惠或倒置换位或巫术妖法等，然后不加判断地就用在了历史的问题上。我所说的不加判断，是指因为概念来自于人类学就太过轻易地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没有仔细考虑对于他们所考察的历史阶段还需要什么来证明事实，或者历史证据是否就不会对理论做出修正。人类学提供的是建议而不是处方，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把你研究的时代作为一个总体的文化体系来看待。千万不要把任何思想的范畴当作是理所当然的”(44)。对于戴维斯来说，优秀的历史研究应该是像人类学家那样成功地创造并呈现出一个过去的历史，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套用人类学的概念。这种警示，是在新文化史初兴之时对学科做出的有力而睿智的规范，从而约束和指引它走上了更合理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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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爱德华·卡尔对历史所下的定义：“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45)戴维斯也喜欢把历史学家的工作比喻成“与历史的一场对话”，有时甚至可以演化为激烈的争论，一方是带着自身理论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历史学家，另一方是被研究的历史对象(46)；例如戴维斯就把《边缘的妇女》一书的序言别出心裁地写成了自己在想象王国中同三位传记中的女主人公的一次对话，阐明了自己作为作者与作为传主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不同立场。她认为，不论赞同还是反对，历史学家都应该在笔下给这些人说话和表明自己的机会，同时又对他们积极地提出质疑，而不是单方面地用自己的想法和概念塑造他们，也不能任由对象左右研究者主观的价值判断。同时，她甚至也希望能将自己的研究与读者进行分享和交流，“如果能够与我的读者分享我的喜悦，哪怕只有少数的人，对我也是极大的快乐。但是即便是我希望能够通过作品赢得读者并得到对我历史热情的认同，我也并不愿意他们只是受到文本的修辞、风格、细节或结构的说服。相反，我希望同我的读者展开一场对话、交流甚至是争论。我使用修辞的技巧以鼓励一种双重的反应：赞成或是反对我的观点、我的方法和我的解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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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关于娜塔莉·戴维斯与新文化史的研究，其实正是作为读者和研究者的我，同她进行的一次对话。笔者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更好地展现出作为当代史学“文化转向”重要标志的新文化史的内容和特点，并将之与本书的读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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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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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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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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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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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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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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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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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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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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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ayden White，“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5（December 1988），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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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奴隶、电影、历史》，陈荣彬译，台北：左岸文化，2002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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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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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纳塔莉·戴维斯：《历史学的两个主体》，《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28—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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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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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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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Natalie Zemon Davis，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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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Natalie Zemon Davis，“On the Lam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3，No．3（June 198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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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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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Visions of History，MARHO：The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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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Nancy L．Roelker，“Book Review，”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4，No．5（Dec．1989），1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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