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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Barbara B．Diefendorf and Carla Hess，eds.，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500-1800）：Essays in Honor of Natalie Zemon Davi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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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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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Philip Benedict，“Book Review，”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8，No．2（Jun．，1976），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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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苏珊·德山：《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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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Barbara B．Diefendorf and Carla Hess，eds.，Culture and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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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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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苏珊·德山：《E·P·汤普森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社群与仪式》，《新文化史》，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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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Lynn Hunt，“Introduction：History，Culture，and Text，”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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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Natalie Zemon Davis，“Women’s History in Transition：The European Case，”Feminist Studies，Vol．3，1975; 另参见周兵：《美国妇女史的回顾和展望》，《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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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Natalie Zemon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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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Natalie Zemon Davis，“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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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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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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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Interview with Natalie Zemon Davis，”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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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Natalie Zemon Davis，A Passion for Histoy：Conversation with Denis Crouzet，Kirksville，MO.：Trum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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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第九章 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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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娜塔莉·戴维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曾经的同事罗伯特·达恩顿来说，他更倾向于把新文化史称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历史学”或“人种志的历史学”（ethnographic history），他在新文化史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比其他许多新文化史家更加强烈的人类学倾向。这一特点可能与他们在普林斯顿的另一位同事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关系，那就是克利福德·吉尔茨。达恩顿与吉尔茨曾经连续几年共同合作开设了一门尝试进行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讨论班课程，1984年达恩顿出版的《大屠猫与法国文化史上的若干片断》(1)（以下通称为《屠猫记》）一书，即源自这门课程的部分讲义内容。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学的方法是否同样可以适用于历史学家对于文本的研究？这本书甫一问世，即很快登上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它同时向专业的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展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历史研究取向，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我们过去自以为熟知的历史进行了生动而全新的解读和阐释。在导言中，作者非常明确地对这种新视角、新方法进行了说明：“本书所要研究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维方式。它试图不仅展示人们的所思所想，还有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构想世界，并赋予其意义、注入感情的。不过研究并没有遵循思想史的正途，而是走了在法国被称为心态史的这条蹊径。尽管在英语中它还没有一个相应的名称，但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史；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一种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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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达恩顿在引文中所表白的，他所以为的文化史，是突破了传统思想史之后，通过借鉴人类学方法在年鉴学派心态史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再结合其新文化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领域——阅读史，则亦可以看作是对年鉴学派所开辟的“书籍史”研究的一种拓展。因此，吉尔茨的人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是达恩顿史学思想的两个主要的来源。本章将首先从《屠猫记》一书入手，通过对该书研究和写作中的特点的评析，重点探讨达恩顿以人类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史观；此外，联系其有关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其他论述与实践，比较他与新一代年鉴学派之间的联系和对后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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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一、文化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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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类学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田野调查、现场访谈的话，那么18世纪法国波旁王朝旧制度下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就是达恩顿所要探寻的异邦他国，是其历史研究掘之不尽的宝藏。事实上，我们已看到，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勃兴，乃至整个当代史学研究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大量新材料的重新发掘基础上的，再加上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的解读和诠释，从而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达恩顿写道：“我相信，没有什么方法比徜徉在档案馆更好的了。……通过细细浏览那些最晦涩难懂的文件，我们也许能够揭开一个迥异的意义体系。线索甚至会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中。”(3)《屠猫记》一书的写作正是通过对各种新史料的重新检视而展开的，这些史料有的是新被发现的，有的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有的是人们熟知并已有定论的，但达恩顿却采用独特的视角将它们诠释出新的意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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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屠猫记》一书中，达恩顿以一个个文本作为基础来展开分析，构成了若干项独立的具体而微的文化史个案研究。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本人的观念和对历史的研究，达恩顿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去阅读他所选用的那些文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因此在每一个篇目最后，达恩顿都把他所用的原始文本附录于后。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将《屠猫记》一书所作的研究作为一项实验性的探索，更多的是强调方法和手段，而并不强求读者在结论上同作者达成完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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