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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欢乐并没有就此结束，大屠猫的事件给印刷工场辛苦乏味的生活添加了快乐的元素。在以后的日子，列维耶一次又一次地模仿和表演这场有趣的闹剧。在印刷工们的行话里，模拟工场生活中发生的有趣事件，被称作“拷贝”，比如模仿羊的叫声等，这是他们平常最主要的寻开心的方式。孔塔回忆道，列维耶总能做出最滑稽的“拷贝”，引来大家的哄堂喝彩声，这时每个人都会停下手上的活，或是大声叫好，或是敲打工具发出各种声响回应喝彩。而在所有的搞笑闹剧中，屠猫的“拷贝”，在杰洛姆看来是最令人忍俊不禁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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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现代读者困惑不解的是：这种事情究竟有什么滑稽可笑的？无聊的咩咩羊叫和反复重演对那些可怜生灵的屠戮究竟乐趣何在？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工人们乐此不疲、如此兴奋的呢？达恩顿提出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并试图用一种文化的解释来给出解答。虽然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我们无法理解前工业化社会里欧洲下层手工业者们的笑料，但达恩顿就此提出可以借鉴人类学的做法找到研究的突破点，因为人类学认为往往是那些最为晦涩难懂的问题，是深入了解一种异域文化最好的捷径，当你意识到在外人看来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比如一个笑话、一句俗语或一场仪式，对土著人而言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时，便已经开始在一步步接近它的谜底了。“通过理解屠猫的笑话，也许有可能‘认识’到在旧制度下的手工业者文化中的某种基本因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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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夏蒂埃在对达恩顿的评论中指出，要理解屠猫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它发生的背景或“语境”（context），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社会的，包括在巴黎印刷业中的作坊主与工人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节日的，模仿自狂欢节和‘满师礼’等仪式；象征的，赋予猫以多种意义使它成为魔鬼的化身、家庭成员的替代品和女性淫荡的象征。”(7)达恩顿就是依据这三个方面逐步展开他对屠猫记意义的分析和诠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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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历史学家所必须要做的那样，是对其使用的资料进行最基本的考证。对达恩顿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他的整个分析都是基于一个孤立的文本而展开的，因此必须说明它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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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工人，尤其是排字工，是近代手工业者中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不像其他目不识丁的下层劳动者，他们属于两三个世纪以前少数几个能够用文字记录下自己生活和想法的手工劳动行业之一。孔塔的文本属于存世的大量印刷工人的自传之列，尽管存在着不少语法和拼写的错误，但它的内容在其中还是较为全面丰富的一种。经过后来整理者的校正、编辑和考订，其真实性亦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达恩顿也指出，必须要把孔塔的文本同实际发生的事实区别开来，我们读到的只是孔塔后来对事件的回忆和叙述，是他个人的版本，其中不免虚构、错漏、夸大、杜撰和歪曲的成分。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历史学家来去伪存真，通过解读文本从而揭示其中隐含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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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读者对大屠猫故事最直接的理解，往往是它表现了下层手工劳动者对业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作坊主的一种无声和间接的反抗，反映了两个阶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日渐明显的对抗与矛盾。孔塔叙述的背景就是这种工人与作坊主间强烈的对比，它表现在一些生活的基本内容上：工作、食物、睡眠。而在工人之中最低级的学徒尤其境遇悲惨，他们甚至还不如作坊主家豢养的宠物，猫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学徒之上。但总的来说，根本的矛盾还是包括学徒在内的全体工人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因为“文本中清楚表明，屠猫反映了在所有工人中普遍存在的对资产阶级的一种仇视：‘因为作坊主们爱猫；所以（工人们）恨它们。’在策划了屠猫的行动后，列维耶成了作坊里的英雄，因为‘所有工人都团结起来反对作坊主，足以说明在全体印刷工人心目中都认为他们（作坊主）是坏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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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过去一般认为，在实现工业化前的手工生产阶段，劳资关系还处于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和谐状态，作坊的劳作和生活甚至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美满的大家庭，不论是作坊主，还是普通工人，都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住、共同劳作。这与孔塔描述的现实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于是达恩顿问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到1740年时的巴黎印刷作坊中的和谐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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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达恩顿追述和分析了一些相关的背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他的研究已经开始从单一的文本解读这样一个狭小天地里跳了出来。17世纪后半期，在政府的支持下，一些大的印刷工场开始兼并和淘汰规模较小的作坊，整个行业被少数作坊主所垄断。与此同时，工人的人数虽然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但他们的处境却开始恶化。由于工场数量的相对减少及其规模的扩大，每个工场工人的绝对数量在增加，加之工场只能是家族世袭经营，因此一个熟练工人几乎不可能在日后创办属于自己的作坊，而从工人上升为作坊主。唯一的机会也许是娶成为作坊主的寡妇，但这种可能并不太经常发生。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工人都无法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同时他们还必须面对来自他们之下的学徒们的工作竞争，资产阶级和工人的阶级属性日渐明确了。对资产阶级的作坊主而言，学徒是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因此他们更愿意使用学徒。达恩顿还发现，连对工人的称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学徒期满后工匠或工人（journeyman）又被叫做“雇工”（à louer），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称为作坊主的“同伴”（compagnons）。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由原先同雇主间的合作关系逐步沦为了他们的雇佣工人，这也正是孔塔自传中所描写的事件发生时的基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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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又列举了瑞士纽夏特尔印刷公会（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ǎtel，简称STN）的档案作为旁证，对劳动者地位的变化趋势作进一步说明。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据，但18世纪印刷行业的基本特征及其出现的主要问题还是非常相近的，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巴黎乃至法国类似的档案没有能够得到完整的保存，STN档案却正好提供了诸如作坊主如何雇佣、管理和解雇工人等重要的信息。资料显示，当时大部分印刷工人的工作都极不稳定，流动性也非常大，作坊主常常根据临时的工作需要而招募工人，等工作一结束就解雇他们，因此雇佣和解雇非常频繁。作坊主总是抱怨工人懒惰、打架、酗酒、旷工，他们与工人之间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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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达恩顿得出结论：“在某一时期，在欧洲的某些地区，工人同作坊主也许曾经共同生活在一个幸福大家庭中，但在18世纪法国和瑞士的印刷厂里，它已经不复存在了。”(9)包括孔塔在内的印刷工人都相信过去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不论是作坊主还是印刷工都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共和国”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手足兄弟一样亲密无间。但到了18世纪，这种局面彻底变了样，作坊主已经完全脱离了繁重的手工劳动，而成为了雇主和资本的拥有者，在日常的社交、饮食、习惯等方面都过着同工人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亚文化。现实中工人与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现实同过去的强烈反差，令学徒和工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仇恨和敌对心理，情绪的郁积需要发泄，并最终爆发为屠猫的行动——一种无声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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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仪式和符号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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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带领我们首先从文本中了解了基本的事实及其背景，然后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选择猫作为一种报复和发泄的对象？为什么屠猫的行动能够带来快感和满足？作者从前一部分关于社会史或经济史的讨论转到了文化史的领域，试图去发现民间仪式和符号在历史中的作用，这也是在达恩顿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并且非常具有吉尔茨解释人类学的分析特点。他的分析从仪式和象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和解释了猫在下层普通手工业者乃至当时的欧洲大众文化中的特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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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早期的欧洲，狂欢节（或嘉年华）对于处在底层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味着可以暂时抛开通行的社会准则，在仪式中不顾贵贱、等级的束缚，在狂欢中将规则颠倒过来。在狂欢节期间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例如性、打闹、恶作剧……不受约束、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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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考证指出，在许多狂欢节的仪式中，猫往往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仪式性作用。例如在勃艮第地区，狂欢节的人群常常在粗犷狂野的音乐声中对猫大肆虐待，撕扯皮毛让猫发出凄厉的惨叫，这成为了狂欢节上重要的一项活动。再如，在每年6月24日为纪念施洗者约翰举行的狂欢节上，人们围绕篝火又唱又跳，然后把一些被认为有魔力的东西扔进火堆里，以求消灾祈福。猫是最常被用来投入火中的动物，或是被装进袋子，或是用绳子吊着，或是直接捆绑在柱子上烧。巴黎人一般把猫塞在布袋里直到烧成灰烬；在圣夏蒙（Saint Chamond）人们更喜欢在猫身上点上火追着它满街跑；在勃艮底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有围着绑在火刑柱上燃烧的猫跳舞的风俗；在梅斯（Metz）地区，人们将十几只猫同时放在柴堆上把它们一起活活烧死。参加这些仪式的，一般包括了来自各个等级和社会阶层的人，几乎是一项全民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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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各个行业也有一些自己的节日和仪式。以印刷业为例，印刷工人们每年都要在他们的守护圣徒、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纪念日里举行游行和宴会。在18世纪，工人们参加庆祝活动的权利逐渐被作坊主剥夺了，但他们还是会在自己的工会里进行庆祝仪式，每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他们还会在聚餐后举行一场模拟的审判。孔塔把印刷工人工会比作一个微型的“共和国”，有着自己的法律和规则。任何人一旦违规，都要接受处罚，通常是交少量的罚款充公，然后到过节的时候大家一起出去大吃一顿，闹到很晚方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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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个工人从进作坊当学徒开始，一直到他满师、离开作坊，甚至结婚生子，工会都会有相应的仪式，之后一般都以凑份子聚餐而结束。孔塔的自传里介绍了四种比较重要的仪式，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是刚进作坊当学徒的“围裙礼”，一是四年后正式成为一名排字工而举行的“满师礼”。从中我们看到，工人们的世界尽管平凡而普通，有时甚至无礼放肆缺乏教养，但仍然严格地坚持着一定的秩序和规则，这些固定的仪式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构成了属于工人自己的亚文化，并与作坊主的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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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一步来看一下猫的符号意义。达恩顿指出，在各种文化中，不同的动物被赋予不同的功能和内涵，具有了不同的象征意义。而虐待动物，尤其是猫，几乎是一项遍及近代早期欧洲的非常流行的“娱乐”活动，是某种符号或象征在功能上的一种表现。因此，若圣瑟韦亨的学徒和印刷工人们屠猫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社会和文化的一种直接反映，这种文化赋予了猫和屠猫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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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依据民俗学对动物象征体系的研究，认为猫在18世纪法国人的心态中主要有三种文化象征意义。第一，“猫”象征了女巫和巫术，“屠猫”则暗示了对女巫的镇压或迫害。达恩顿分析指出，在许多民间迷信中常常认为女巫会假借猫的外形来实施魔法、蛊惑人心。而破解这种巫术的办法就是通过残害猫令其丧失魔力，比如割尾巴、剪耳朵、打断腿、扯掉或烧掉皮毛，尽管听来有些残忍，但在当时这的确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普遍观念。与此同时，猫及猫的肢体、皮毛、血肉都被认为具有某种神奇的效力，经常被作为治病驱邪的魔药。第二，猫和它的主人（尤其是女主人）又被看作是二位一体，也就是说，“猫”即象征了主人，杀死一只猫可以给它的主人及其全家带来不幸。因此，工人屠猫的行为，尤其是对女主人最爱的宠物灰猫先除之而后快，一方面象征了对女巫的迫害，另一方面上则表露出他们对作坊主夫妇的仇恨，暗示了某种无声的反抗；他们本身也在屠猫这种象征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平衡与快感。第三，“猫”象征了“性”和淫荡，在此即暗指作坊主妻子的淫荡和不忠，在孔塔的原文中影射女主人同她的忏悔牧师间的奸情。通过猫的象征意义，工人们将女主人与猫的淫荡画上了等号，并借以嘲笑作坊主的愚笨和被戴绿帽。此外，屠猫的行动最后以工人们举行的一场对猫的模拟审判和处决而告终，这同近代早期欧洲狂欢节仪式上经常出现的“审判”和“行刑”相一致，实际上工人们就在以猫为象征对作坊主进行了一场缺席审判，猫的有罪代表了作坊主的罪恶，对猫的处决也就是作坊主应受到的惩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宣泄了情绪，表达了一种恢复平等、秩序和过去传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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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达恩顿结论指出，大屠猫的事件并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更不仅仅是两个小学徒心血来潮的恶作剧，它的背后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民间文化，是城市手工业者（印刷工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这赋予了这一事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对于这种意义，非但今天的我们很难以理解，即便是同时代的另一阶层的作坊主也几乎完全不明白，它是仅属于一小部分人、一个独特的印刷工人亚文化的象征体系。工人们借此来发泄不满、获得快感，在精神上暂时地改变现实，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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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从单纯的文本入手，大胆地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用克利福德·吉尔茨所主张的“深描”的方法解读和诠释文本，通过仪式和象征去分析其中的隐含意义。在分析过程中，达恩顿所做的，并不是只对一个单一的象征进行的简单解释，《屠猫记》中出现了一系列多种形式的仪式并混合成多重意义的象征体系。这种形式的历史研究的确称得上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它为我们指向了一条新的历史研究的途径——从心态史转向历史人类学（或新文化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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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达恩顿的研究远非尽善尽美。他所使用的史料新颖大胆，但并不全面和有足够的代表性，不论是“小红帽”的童话，还是屠猫的故事，都不能作为反映18世纪法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及其文化的最根本的证据，它们只是一些特例和个案，并不具备典型性和普遍性，从单一的文本只能得出单一的答案，而不是总体性的结论。达恩顿希冀仅仅通过几个文本，就可以涵盖从农民、工人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省和乡村到巴黎，包含整个18世纪法国社会总体的文化和思想体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必要明确的一点是，任何的历史研究都不可能给出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结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不断地完善和积累人类对过去、对自身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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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在《屠猫记》一书中所展示出的历史人类学倾向，是其新文化史观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而且他还深深地着迷于对历史上的符号和象征的人类学解释，并以此为乐事。在追溯文化史的源流中，达恩顿以赫伊津哈为例，认为在文化史家中早已注意到通过揭示象征的比喻关系来帮助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工作，“赫伊津哈主张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参与模式发生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表象的关系”(10)。须知，赫氏关于象征主义的想法，形成于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尚未成熟的时代，而今它业已是当代人类学的一个中心主题了。达恩顿将自己归为同时受到了文化史传统和人类学影响共同作用下的一代历史学家，因而可以更加自如地运用它们于自己的文化史实践当中，他表示自己并不拘于某种特定概念和理论的象征主义，而“倾向于宽泛地使用‘符号’一词，将之联系到任何传递某种意义的行为，不论是声音、影像还是手势”(11)。他也相信人类学的理论确实能够帮助历史学家进行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在一次访谈中达恩顿进一步谈道：“为了逐渐形成一种恰当的人类学方法，必须求助于人类学理论所发展而成的象征主义的概念，不仅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还有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凯斯·巴索（Keith Basso）、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马歇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等的。尽管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一样东西代表另一样这种简单的想法。……不，人类学家们都坚持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它们能够传递许多不同的意义，尤其当它们被用于仪式中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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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屠猫记》出版二十年后，达恩顿更加坚信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两个学科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了。他表示，即便是人类学也“已经变得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同时，也会常常作档案的研究，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其所研究的文化的深层的、时间的维度。旧的人类学家研究空间中的文化、历史学家研究时间中的文化的差别已不复存在，对于像克利福德·吉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甚至从未有过”(13)。这样的信念深植于达恩顿的文化史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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