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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达恩顿结论指出，大屠猫的事件并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更不仅仅是两个小学徒心血来潮的恶作剧，它的背后是18世纪法国社会的民间文化，是城市手工业者（印刷工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信仰体系，这赋予了这一事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内涵。对于这种意义，非但今天的我们很难以理解，即便是同时代的另一阶层的作坊主也几乎完全不明白，它是仅属于一小部分人、一个独特的印刷工人亚文化的象征体系。工人们借此来发泄不满、获得快感，在精神上暂时地改变现实，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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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从单纯的文本入手，大胆地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尤其是用克利福德·吉尔茨所主张的“深描”的方法解读和诠释文本，通过仪式和象征去分析其中的隐含意义。在分析过程中，达恩顿所做的，并不是只对一个单一的象征进行的简单解释，《屠猫记》中出现了一系列多种形式的仪式并混合成多重意义的象征体系。这种形式的历史研究的确称得上是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它为我们指向了一条新的历史研究的途径——从心态史转向历史人类学（或新文化史）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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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达恩顿的研究远非尽善尽美。他所使用的史料新颖大胆，但并不全面和有足够的代表性，不论是“小红帽”的童话，还是屠猫的故事，都不能作为反映18世纪法国农民和手工业者生活及其文化的最根本的证据，它们只是一些特例和个案，并不具备典型性和普遍性，从单一的文本只能得出单一的答案，而不是总体性的结论。达恩顿希冀仅仅通过几个文本，就可以涵盖从农民、工人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外省和乡村到巴黎，包含整个18世纪法国社会总体的文化和思想体系，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必要明确的一点是，任何的历史研究都不可能给出一个唯一的、最终的、不可更改的结论，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不断地完善和积累人类对过去、对自身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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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在《屠猫记》一书中所展示出的历史人类学倾向，是其新文化史观中最为显著的特点，而且他还深深地着迷于对历史上的符号和象征的人类学解释，并以此为乐事。在追溯文化史的源流中，达恩顿以赫伊津哈为例，认为在文化史家中早已注意到通过揭示象征的比喻关系来帮助他们对历史的研究工作，“赫伊津哈主张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参与模式发生作用，而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表象的关系”(10)。须知，赫氏关于象征主义的想法，形成于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尚未成熟的时代，而今它业已是当代人类学的一个中心主题了。达恩顿将自己归为同时受到了文化史传统和人类学影响共同作用下的一代历史学家，因而可以更加自如地运用它们于自己的文化史实践当中，他表示自己并不拘于某种特定概念和理论的象征主义，而“倾向于宽泛地使用‘符号’一词，将之联系到任何传递某种意义的行为，不论是声音、影像还是手势”(11)。他也相信人类学的理论确实能够帮助历史学家进行对历史问题的分析，在一次访谈中达恩顿进一步谈道：“为了逐渐形成一种恰当的人类学方法，必须求助于人类学理论所发展而成的象征主义的概念，不仅是克利福德·吉尔茨的，还有维克多·特纳、玛丽·道格拉斯、凯斯·巴索（Keith Basso）、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马歇尔·萨林斯和其他人等的。尽管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一样东西代表另一样这种简单的想法。……不，人类学家们都坚持象征符号的多义性，它们能够传递许多不同的意义，尤其当它们被用于仪式中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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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屠猫记》出版二十年后，达恩顿更加坚信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两个学科之间的界线已经模糊甚至消失了。他表示，即便是人类学也“已经变得更加的历史化。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同时，也会常常作档案的研究，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其所研究的文化的深层的、时间的维度。旧的人类学家研究空间中的文化、历史学家研究时间中的文化的差别已不复存在，对于像克利福德·吉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甚至从未有过”(13)。这样的信念深植于达恩顿的文化史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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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书籍史与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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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及，达恩顿的文化史研究领域中另一个非常独特的方面就是所谓的“阅读史”或“书籍史”。可以将书籍史和阅读史视作文化史中的两个不同的层面，达恩顿不仅在实践中更在史学理论上对此作了深入的阐释。首先，在他对书籍史给出的定义中，称之为“经印刷后的信息的社会和文化史……其目的是要了解在过去五百年间思想是如何通过印刷传播，以及印刷的文字是如何影响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14)。一般意义上的书籍史，根据书籍兼有的不同功能和形态而各有不同，如作为商品、艺术品和技术产品的书籍，可以分别归入到经济史、艺术史、科学史等范畴；而新文化史家们更多的是把书籍看作是一种文化和思想传播交流的载体，因此将研究主要集中在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后大规模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时代，研究的对象也由一般的图书扩展到报纸、杂志，甚至以后的广播、影视、网络等新兴的知识传播载体也被包括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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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心目中的书籍史显然属于后者，他将这种关注社会文化史层面的书籍史的创立归功于年鉴学派。1958年，由吕西安·费弗尔和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合作出版的《书的出现》（L’Apparition du livre）一书，将书籍置于历史学家考察的中心；1969年马丁又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巴黎十七世纪的图书、权力、社会，1598—1701》(15)，使得“书籍史”（l’histoire du livre）一词被学界广为采用，尽管他们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揭示书籍在长时段中的生产和流通形式这样的社会经济史层面，但却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历史研究领域。新文化史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想要做的是进一步整合书籍史，将书籍的出版、收藏、阅读和文本分析冶于一炉，关注书籍传播的整个过程，从作者写作开始到出版商、印刷工、运输商、书店、图书馆和读者，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值得历史学家去挖掘其中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因此，“书籍史涉及这一过程的各个阶段以及整体的过程，它经过时间和空间的各种变化，它同周围环境中其他系统（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间的相互关系”(16)。事实上，前文中所提到的《屠猫记》一书里有相当一部分篇目可以看作是这种书籍史的体现。如达恩顿书中有关读者对卢梭作品的反应的论文，就提出卢梭通过他的文本在有意无意间引导了他的读者的阅读，让他们进入到作品之中去扮演其中的角色，“他改变了作者和读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17)。而与此同时，作者自己本身也是一名读者，他的写作也随时随地受到对他的作品的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批评和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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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书籍史主要还是在从一个总体的层面讨论书籍作为思想载体的传播过程，书籍的物质形式还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且有着更多社会经济史的成分的话，那么阅读史则集中于读者接受和反应的阶段，集中于文化和思想的层面，而且基本上是一项文化史的研究。文化史家注意到，在不同的时空环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即使是对同一个文本的阅读中，其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卡洛·金兹伯格笔下16世纪的磨坊主梅诺乔，通过庞杂的阅读建立起了他独特、异端的宇宙观，就是一个典型的阅读史案例；达恩顿书中卢梭的读者让·昂松（Jean Ranson），也是通过阅读把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变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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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料的限制，要对历史上读者在阅读中的反应和感受作出充分准确的评价并非易事，但也不是不可能，达恩顿举出了两种主要的形式——宏观和微观的分析。阅读史的宏观分析，主要是指以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为代表的运用计量手段对历史上的读者人群、阅读习惯等所作的统计整理，从而得出一些关于总体态势的概括性结论。而微观分析则较为具体，但同所有微观史学研究一样，也容易走上过于琐碎的另一个极端。通常微观阅读史都是从档案史料中获得的具体书目入手，或是个人的图书收藏、阅读笔记、订购目录，或是图书馆的借阅登记等，这使历史学家得以掌握关于各种阅读细节的直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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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阅读史并不仅仅是要回答诸如“哪些人看书，看了什么书，在何时何地看书”这样一些问题，关键还是要了解过去的人们“为什么阅读”以及他们是“如何阅读”的。因为阅读并不只是一种仅靠断文识字就能掌握的技巧，更重要的是理解并从对文本的阅读中获得意义的过程，其中不仅有文化的差异，而且也是因人、因时而异的，而通过阅读史的研究正可以从一个角度探寻到其中的差异。达恩顿指出：“阅读有着一个历史。它不是每时每刻、在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我们也许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从一页纸上提取信息的一个直截了当的过程；但如果想得更深一点，我们就会承认，信息必须被筛选、整理和解释。解释系统属于文化的结构，因时间而有着巨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祖先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一样，他们也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着阅读，阅读史可以同思想的历史一样错综复杂。”(18)阅读史由此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人类思想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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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恩顿本人就非常热衷于通过阅读史的角度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启蒙时代法国史展开讨论，除了前文所举的阅读卢梭的例子，还有如他关于法国大革命之前各类禁书的传播和阅读的历史分析(19)。文中，他把地下文学作品的传播和阅读同日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联系在一起来看。在当时的禁书中，既有伏尔泰、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也有萨德的色情文学，以及其他反对教会和贵族王权的图书，它们躲过了严格的审查制度和警察的追缴在地下广为传播，并且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尽管从买书、看书，到通过阅读吸收书中的内容和思想，进而转化为一种政治理念甚至革命的行动，并不能简单地连成一个单一的因果关系，但不容否认的是，其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作为结论，达恩顿提出这些地下禁书的传播至少从两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动摇了旧制度的统治基础，“首先，在理论上：伏尔泰和霍尔巴赫（BaronPaul-HenriHolbach）的作品直接打击了教会和王权，以及支持它们的价值体系。其次，在内在心理层面上：引人反感的政治中伤将旧制度政治的巴洛克世界削弱为围绕着堕落和专制主题建成的虚假神话”(20)。在这个例子中，作为个人行为的阅读竟在无形间参与了历史进程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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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史作为一个新的史学领域，因其更关注于传播、接受以及文化的特点，并且包含了文本解读的意义，自然就归入到了新文化史的领域内，也被许多新文化史家广为实践。除了已举的金兹伯格《乳酪与蛆虫》的例子外，本书之前曾提及的如彼得·伯克的《朝臣的命运》、亨特的《色情文学的创造：淫秽与现代性的起源》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阅读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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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五、信息时代的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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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书籍史或阅读史的专家，达恩顿的研究视野也随着书籍和阅读的形式从古腾堡的时代跨越到互联网时代，并发生了新的变化。2000年1月，达恩顿在作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离职演说中，对新的信息时代感慨良多：“值此2000年来临之际，通往新千年的道路似乎是经由硅谷而过的。我们已经跨入了信息时代，而且未来似乎将由媒体来决定。事实上，有人甚至宣称交流的方式已经取代了生产方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驱动力。”(21)但是那个时候的达恩顿对此却并不苟同，在承认信息技术的巨大力量的同时，他仍然相信传统的信息交流和传播途径的作用。新的技术带来的只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它同过去的时代里发生的许许多多变革一样，不论其价值有多大，并不能取代一切，“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信息时代，各有自己的方式，交流的体系总是决定事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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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上一节中所讨论的，载体的形式，书或是其他的形式，都只是一个物质或技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交流的方式，也就是传播和阅读。早年曾经当过新闻记者的达恩顿，对后者尤其敏感，其研究书籍史或阅读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寻找印刷品的传播同我们称之为公众舆论的神秘现象的形成间的联系”(23)。计算机和互联网对达恩顿来说，只是众多媒体形式的一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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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从纸质的、印刷的文本过渡到电子文本的最初，达恩顿也表现出了一丝的犹豫。在一篇题为《一位书籍史家：在电脑空间中迷失和发现》的文章，他这样写道：“像许多大学老师一样，我也要预备跨越到电脑空间中去了，我也很害怕。我将在那里发现什么？我将失去什么？我会不会迷失自己？”(24)相对于计算机的文本，他更钟情于书，毫不讳言道：“我爱书，老式的书，而且越老越好。”(25)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传统的媒介形式的不足，而在这方面却又是电子形式的长处，这使他在电脑空间中发现了广阔的天地，而开始尝试写作“电子书”（E-book），“不同于印刷的典籍，一本‘电子书’可以包含许多个层次，组合成金字塔形。读者可以下载文本，从最顶层开始浏览，这一部分可以写成一本普通的专著形式。如果他们满意，还可以打印、装订起来，并根据自己的方便以自制的平装书的形式细细研究。如果看到什么令他们特别感兴趣的，他们可以点击一层到一篇补充的文章或附录。他们可以继续深入到书中，到资料、书目、研究史、图像、背景音乐之中，所有我可提供来尽可能全面了解我的题目的东西。到最后，读者将把这个题目变成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会发现可用自己的方式认识它，横地、竖地或是斜着来读，到达电子链接指向的任何地方”(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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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在迷失与发现之间，达恩顿尝试将自己的阅读史研究成果同时用传统和现代的传播形式交给他的读者来阅读。前文所举的其在美国历史学会上的主席演说《一个早期的信息社会：十八世纪巴黎的新闻和媒体》，不仅按照惯例发表在了这一年第一期的《美国历史评论》上，更被制作成电子文本的形式放在了互联网上。网络上的电子版本，除了演说的文本之外，还新增了几项内容，如互动的讨论、巴黎咖啡馆的电子地图、重新翻唱的18世纪巴黎小调，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始资料。达恩顿颇为骄傲地称道：“虽然听来有些过时，但我们却让历史唱起歌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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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实验之后，达恩顿仍然意犹未尽。2001年他再次触网，同牛津大学和伏尔泰基金会合作编写了又一本电子书——《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生涯与通信，1779—1787年》(28)。该书分为纸质印刷书、电子书版本以及网络版。正式出版的纸质印刷书和电子书中，包括了达恩顿对法国大革命中吉伦特派领导人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所写的专论，以及他收集、整理的布里索在1779年到1787年间与瑞士纽夏特尔印刷公会之间的160多封书信。网络版放置在伏尔泰基金会网站上，供在线阅读和检索，与普通的印刷图书不同的是，它不仅提供了信件全文的浏览和搜索，还可以实现不同信件之间的交叉搜索，可以轻松地在信件的文本、手稿、注释之间进行转换，并且有参考书目、打印版和其他二手资料等的链接，此外还有通过日期和完整的索引进行搜索的服务。在此，电子书不但是一种新的思想和知识传递的形式，而且也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阅读方式。达恩顿感慨地评论道：“这一种书籍将创造一种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新型关系，一种赋予读者权力的新的阅读，使得他或她成为作者的一个合作者和一个评论者，并为扩大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开启了无限的可能。”(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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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退休的达恩顿得到了一个新的职位——担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让他得以继续在学术和职业领域深入进行关于书本与阅读的历史考察。任职以后，他直接参与哈佛大学图书馆与谷歌公司关于扫描藏书开放谷歌图书的合作，尽管在有关图书版权、市场垄断等法律问题上，达恩顿对谷歌图书搜索持保留的态度，希望能够将网络电子图书放到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上去，而不要沦为某种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知识垄断，但在总体上，达恩顿对电子图书、电子阅读带来的巨大影响仍然充满了希望。他将信息时代里这一新兴的知识传播形式同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相提并论：“电子化交流蓬勃发展同活字印刷的发明一样具有革命性，我们对它的接受认同同15世纪的读者面对印刷文本的时候一样为难。”(30)他从一个书籍史和阅读史家的角度，坚信电子化是知识传播形式发展必然的趋势，在他的展望中，“不论未来会是什么，它都将是数字式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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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达恩顿的史学实践很好地反映了新文化史独特的研究取向。彼得·伯克对其这样评论道：“效仿人类学家，达恩顿将文化史家的任务界定为‘捕捉他性’，尤其是紧随于吉尔茨之后，他提出‘就像人们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篇哲学文本一样，还可以阅读一场仪式或是一座城市’。”(32)我们还可以说，达恩顿更将文化史家的工作变成了一种“阅读”，并从遥远的历史空间一直延伸到电子的、虚拟的和数字化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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