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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新的文化史同传统的研究取向的区别，夏蒂埃列举了它们之间三组互可为补充的关键范畴——通俗的与知识的、生产与消费、现实与表象。首先，新文化史中不应再是只关注于阳春白雪的上层文化的思想史，或是与之格格不入的单一的大众文化史，而更应该同时整合这两个层面，探寻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比如，金兹伯格在《乳酪与蛆虫》中，就通过对磨坊主梅诺乔所作的个案研究来说明，“在前工业化时代的欧洲，在统治阶级的文化和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由相互影响构成的循环关系，它既从下层流向上层，也从上层流向下层”(28)。其次，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混淆了文化有制造与消费、生产与接受这样两个相对的方面，尤其是忽视了文化的被传播与被接受过程。文化的接受和消费，也可以视作是制造和生产的一部分，或是生产的另一种形式，如读者在解读一个文本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反应和批评等，都对文本的创作产生着支配作用，甚至作者本人的创作行为对他自己而言同时也是一种接受的过程。最后，过去的历史研究常常刻意地区分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差异，并且人为地划分了研究现实世界的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以及研究非真实对象的思想史、心态史。对此，如本章最初就已引用到的，夏蒂埃借助于文学理论提出，“社会世界本身的表象是社会现实的组成要素”(29)。“表象”作为“一个时代、社会的‘想象’，于是被构建成一种基本的精神结构，一种其谱系必须被发现的表象体系，一种如同社会中的诸般关系一样实在真实的现实”(30)。文化不但不再被认为是一种“被动”的因素，而且它同经济、社会等物质因素的关系也是互动的，“在他看来，文化本身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无法与后者相分离，因此，根本没有这样一种从物质到文化的演绎关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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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不应再有什么传统的社会史、思想史、心态史等之间的严格的学科划分，而要建立起一种能够整合和沟通它们的“新文化史”。有学者指出：“当今的历史学已经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很难再用传统的方法来作领域之间的区分了。……夏蒂埃的‘新文化史’是历史学分化组合的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例子。这种分化组合，依我们的浅见，将会是历史学在未来发展的潮流。”(32)在今天看来，夏蒂埃等众多史家共同倡导的新文化史业已成为当代西方史学中的重要潮流，而历史学整体的前进和发展亦将不会就此停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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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三、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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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认识夏蒂埃所主张的这种新文化史研究取向，有必要从他具体的研究实践入手，结合个案来进行分析，首先来看一下他的代表作品《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以下简称《文化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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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蒂埃将自己的书比作是对法国思想史家丹尼尔·莫尔奈（Daniel Mornet）发表于1933年的名著《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以下简称《思想起源》）一书的补充，是对半个多世纪来人们所提出的种种新思考、新问题的一个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夏蒂埃基本套用了莫尔奈的书名，而只是用“文化”一词代替了“思想”，这显然与我们在之前提到的他对思想史和文化史之间差异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写道：“当然，这样一个转换使我们得以同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史学进程相呼应，它更强调了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而非传统的观念史。这也是一种方式来表明，即使是最有力、最新颖的概念创新都刻有集体选择的印记，它们在达到清晰的思想表述之前就调节和掌控了思想的建构。不过，最重要的是，它标志了研究本身的一种转变。”也就是前文中所说的，从思想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研究的重点是去“认识造成旧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如此迅速而彻底崩溃的信仰与情感中的变化是可以被解读和接受的”(33)。书中所谓的“文化起源”，也不是指文化因素与大革命之间简单的因果关系，历史的解释难以归纳成由此及彼的单一线索，许多问题也无法归诸理性的范畴，因此，夏蒂埃所探寻的大革命的文化起源，更应该被理解为种种使革命成为可能的文化条件，这些条件的积聚，再加上其他层面的因素，方才共同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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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奈《思想起源》的基本观点就是“思想部分地决定法国大革命，”尽管莫尔奈并没有否定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但他将启蒙思想确立为导致旧制度最后危机并朝向革命的必然前提，“政治原因毫无疑问尚不足以决定大革命，至少不会那么迅速。正是思想心智勾画并安排了它的结局”(34)。于是乎，他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而且，这种思想的作用并不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或是局限于少数的思想家，它更自上而下地扩散并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意。夏蒂埃总结了莫尔奈的三种新思想的传播渗透方式：“首先，思想依社会等级延伸而下，从‘有着高度教养的阶层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人民’。其次，这种渗透从中心（巴黎）向边缘（外省）展开。最后，进程随着世纪的进程而加快，从1750年前只有少数人预见到了新思想开始，到世纪中叶延续为决定性和运动中的对抗，直至1770年达到了新原则的全面传播。”(35)莫尔奈把启蒙思想描述成法国大革命前存在于法国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的思想潮流，它撼动了旧制度的基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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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单线条的由原因到结果的所谓“起源”首先便受到了夏蒂埃的质疑，这种做法假定历史学家可以从纷乱多样的事实中发现和整理出一个时代历史的源起，而且由于通常都是从已发生的结果再回头追溯其源头，因此往往就会人为地把那些本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思想和行为作出并不符合事实的假设，解释为某种起因。夏蒂埃追随了从尼采到福柯对起源概念的批评：“假定历史进程的绝对线性，证明对起源无休止的探寻，以及消除事件的创新性而认为在它发生前就早已注定，依靠于这一范畴既否定了突发的历史变化极端的不连续性，也抹杀了区别各种话语和实践系列的不可化约的不一致性。”(36)因此，历史研究中这种无休止的探寻原因、起源的倾向，就使得历史学家不断地要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寻找某种历史根源，为一个必然的结果寻找一种可能的原因，在思想史上于是就指向了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夏蒂埃对于这种情况提出了颇为耐人寻味的感慨：“在断定是启蒙运动引起了大革命时，传统的解释也许搞反了逻辑关系：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其实是大革命创造了启蒙运动？”(37)因此，寻找一种思想起源的做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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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提出用文化起源的提法或许能够避免同样问题的出现，这同之前所述及的夏蒂埃对文化和文化史的理解恰又形成了呼应，文化的概念包含了更加宽泛的内涵，文化史的方法更加强调动态的、相互的过程，及探求实践和表象的问题。他认为，在18世纪的法国，有一个具有关键作用却又被莫尔奈忽略的文化范畴，那就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它大大超越了莫尔奈视野仅见的属于思想家层面的狭隘的文化范畴。在此他借用了法国历史学家凯斯·贝克（Keith Baker）的定义，它是“在话语领域中，由在政治行为过程中所制造的政治语言构成”(38)。在贝克那里，政治被理解为“在任何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借以阐释、商讨、施行和加强各种他们相互运用和用于整体的不同主张的活动”(39)。也就是说，政治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符号象征体系，而不是实际的活动。这一点，同前文中弗朗索瓦·弗雷和林·亨特等关于政治文化的理解也是相一致的。对政治的这种理解，显然已大大地不同于那种被布罗代尔所摈弃的浮于历史海洋表面泡沫式的事件型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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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蒂埃那里，政治文化的实践也是某种动态的过程，他称之为政治文化的政治化，文化的表象和政治的语言通过实践成为一种实际的政治行为，在文化上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进行了准备和积蓄。由此，他写道：“依我看来，从‘思想’转向‘文化’，并不仅是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或是切换了对象。在根本上，这一转变意味着对两个观点提出了疑问：第一，实践不能够由证明或证实它们的话语推断而来；第二，不可能将外在意识形态的词语转换为社会机制的潜在意义。”(40)在此与彼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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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蒙主义思想与后来的大革命之间，也同样如此，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他认为，“思想或文化模式的传播通常是一个动态的和创造性的过程”(41)。公众对一种观念和思想的接受，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更有一个转变、重构和再创造的过程。例如，同样的启蒙思想著作，其读者群既包括了日后的革命者，也有反对革命的人，因此，虽然研究这些书籍、思想的传播是认识大革命前后法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手段，但对它们的不同解读和理解似乎更应该得到关注。为此，夏蒂埃借用了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的概念，提出在普通群众之中存在着一个政治的公共空间，公众的意志和舆论即产生于其中。他举了两种不同的但又可互为补充的空间形式，一是一些非官方的社交形式，如18世纪的俱乐部、文学社团、共济会；一是在文学和艺术批评领域的，如沙龙、学院、期刊等；此外，还有酒吧、咖啡馆等。在这一公共空间中，许多事物共同作用促成了最后的改变，如“非天主教化、共济会会所的散布、新的社交活动、对王权形象的转变、沙龙日增的重要性、社会矛盾的政治化等”(42)。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成为了联系旧制度和大革命的纽带，“恰正是一个追求自由和行动的空间的建立，去除了国家权威而依赖于个人，新的公共空间才得以出现，并且立刻被革命政治的创新活力所继承和改造”(43)。总而言之，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程中发挥作用的，并不是诸如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或莫尔奈等传统史家所作的经典阐释中那样，是那些为未来预先设定的伟大的思想和思想家。夏蒂埃总结道：“革命事件有着其自身的动量和动力，它并不包含在任何可能性的条件中。在这层意义上准确而言，大革命没有什么起源。它代表了一个新的开端，这个绝对的信念具有一个实行性价值：通过宣告同过去的决裂，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制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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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夏蒂埃的《文化起源》这本书。与其说它是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不如说更像一部史学理论的著作，法国大革命只是作者用来说明其观点的一个例证而已。他试图要颠覆和修正的，不是莫尔奈有关法国大革命思想起源的命题，而是作为一种追寻前后因果传承关系的传统历史叙述的起源本身，是传统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前提。而所谓的因和果，在他看来，只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的前后两个具有某些相似性的单独的个体现象，如他自己所说的，“对我来说，文化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研究不连续性和研究不同点，即历史性”(45)。他感兴趣的文化史就是探寻其中的不连续性和不同点，因此他才会“把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看作是一起嵌入在一个包含了并超越它们之外的长期进程之中，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拥有着一致的目标和类似的期待”(46)。且不论启蒙思想与法国大革命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亦不去谈能否将历史完全割裂成一个个片断，他的这项研究及其观点，至少为讨论历史起源问题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以夏蒂埃为代表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的又一个特点，即反对传统史学的“宏大叙事”，而关注事件本身背后的文化内涵。政治事件和行为也不再同文化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政治本身即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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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四、文本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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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起源》中，夏蒂埃批评莫尔奈等的一个重要研究缺陷就是想当然地把书籍的印刷和流通作为一种思想传播的量度，以此来假设启蒙思想的深入人心及其强大的影响力，在莫尔奈等那里，“阅读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它能够彻底地改变读者，使他们进入到文本所构想的内容之中”(47)。对此，他提出疑问：“是书籍造就了大革命吗？”尽管在18世纪，的确出现了图书写作、出版、发行乃至读者收藏、阅读的一个高潮，但如前所及，要由一般的阅读转变为一种信仰乃至革命的行动却并非必然，而只是大革命期间及之后的人们人为地将革命的成功归功于那些启蒙思想家及其思想著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大革命‘造就’了书籍，而不是相反，因为正是大革命赋予了特定的著作以一种先驱的和预先设计的意义，在事实发生之后将它们建构成其源头”(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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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罗伯特·达恩顿一样，夏蒂埃新文化史观的具体实践也主要体现在书籍史或阅读史这一独特的领域，这使他可以非常自如地回答以上的问题，对它们进行批评和反驳，而他对书籍史和阅读史所作的思考，也较之达恩顿显得更加深刻，林·亨特就曾经作出过如是的点评——“在推动书籍史进入文化史的主流方面，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夏蒂埃。”(49)和达恩顿一样，他对书籍史的兴趣也是从对传统计量方法的不满开始的，夏蒂埃坦言，“我的研究历程表现为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50)。或是如他在其他场合所说的，是“从文化的社会史到社会的文化史”(51)。具体表现在书籍史和阅读史上，就是更加关注于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方式，“特别是，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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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点与达恩顿相类似的是，他也对书籍史和阅读史的不同范畴作了区分，尤其是扩大了书籍史的外延，“书籍的历史不仅是它的产品史、它的流通形式史或它在图书馆陈列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种历史把书看作是一种物质对象，它的结构、它的形式、它的排版是构成该书文本意思的基本元素”(53)。除了书籍之外，其他一些文本的传播形式也包括在内，如“口头传播形式和肢体传播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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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本依然还只是一种物质形式，他更加感兴趣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阅读，正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文本的真正意义方才得以产生，文化的差异也得以被凸显出来。在前文中曾经提到，夏蒂埃将新旧文化史的区别和发展归纳为三组互为补充的范畴，其中文化消费是只注意到生产环节的传统文化史所忽视的，他把消费称为“另一种生产”，接受者将它所接受到的文化产品再生产为一种同该产品本来目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对文本的阅读就是最典型的文本消费形式，“作品只有通过构成其意义的解释方式方才获得意义。……任何文本都是某种阅读的产物，是其读者的一种建构”(54)。因此，夏蒂埃所讨论的书籍史，就是要研究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阅读。他提出：“要建设一个研究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让与文本的形式相关的历史和阅读史、读者史以一种辩证关系结合起来。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位读者总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这一共同体与他分享着与书写文化有关的同样的基本关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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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表面上虽然看似是被动的和服从的，但其在实质上却又是具有创造性的。在这方面，法国文化学家、思想家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对夏蒂埃影响很深，德塞都在其代表作《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写道：“阅读（一个图像或一个文本）看似构成了被假定为构成消费者特征的被动性的最高发展，他被看作是一个‘娱乐社会’中的偷窥者。但在事实上却相反，阅读的活动有着一种默默的生产的一切特征：在页面间浏览而过，受到读者随意的眼光影响而出现的文本的变形，由个别文字推断而来的对意义的即兴发挥和期待，在短暂快捷的舞步中跳跃过书写的空间……（读者）将另一个人的文本占为己有，在其中注入各种意志：他偷偷地占有它，在其中激动不已，将自己复制进其中。”(56)作者创作文本的过程是一种生产活动，而读者的阅读同样是一种积极的生产，而两者所生产的结果往往大不相同，甚至不同的读者面对同一个文本，或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对一个文本的理解和创造也会是不同的。“不论解读是什么，它都是一种创作性的习俗，而其所创造的个别意义和含意，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书籍生产者的意图。解读是一种回应、一种劳动形式，或者，就像米歇·德·塞尔托（即米歇尔·德塞都）所说的，是一种‘偷猎’的行为。”(57)夏蒂埃明显地接受了文学批评中的“接受美学”的理论，试图找出在文本外部形成的对文本的解释模式。他还借用福柯“话语的挪用”（appropriation of discourse）的概念，把阅读也称作为一种“挪用”，一种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发生的对话语权的争夺和控制。“在我本人看来”，夏蒂埃这样写道，“挪用确实关系到一个多种解释的社会史，将其带回到它们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即社会的、制度的和文化的），并且停留在制造它们的特定实践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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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注意到，不同于达恩顿对文化人类学方法的情有独钟，夏蒂埃更多地对一些文化理论采取了直接和开放的态度，布尔迪厄、德塞都、福柯、保罗·利科等名字及他们的理论都时常出现在夏蒂埃的著作中。但是，他并不是简单地照搬文化研究的名词，而是很好地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历史研究之中。例如，他在谈到借鉴文学和哲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时，指出“历史学提供了两种不必然相关联的研究取向：其一，从其零星而又多重的踪迹里，重新建构出形形色色更老式的解读；其二，辨识出作者和出版商试图在文本上施加某一正统做法或依循某种规则之解读的策略”。而在读者这一方面，则“有必要将经常没有交集的两种视角一并考量：一方面，研究文本及传达文本之印刷作品组织被规定之解读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专注于循着个人的招供来追踪实际的解读，或者在读者社群——其成员共享着同样的解读形式和同样的诠释策略的那些‘诠释社群’——的层次上，重新建构出实际的解读。”(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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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文章里，他以16世纪西班牙作家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拉皮条的女人》（Las Celestina）为例，指出研究阅读的历史时，面对一个文本，为了“恢复其真正的复杂性，需要思索三个极点——文本本身、传达文本的客体以及了解文本的行为——之间紧相结合的关系网络”(60)。这实际上代表了文本创造意义过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1）作者将其思想和构思创作为一个固定的文本；（2）承载这个文本的客体形式，包括印刷的排版、纸张、装饰、开本，乃至一个错字漏字，或是口述的、肢体的、电子的等非纸质印刷的客体形式；（3）读者阅读的行为，包括阅读的目的、场合、方式、程度等。其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种微小的条件，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对意义的解读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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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书籍史或阅读史成为了历史学家探寻文化意义和文化习俗的一条捷径，尤其是近代欧洲文化自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发明和普及之后，大量书籍的生产和传播，使得印刷的文本开始广泛地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当中。书籍（或阅读）史跨越了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打破了只根据财富及其社会地位、等级来对历史作评判取舍的传统做法，而看到了时代、文化的差异和历史中的不连续性，并且强调了文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由此，书籍（或阅读）史给了历史学家“双重的企图心和双重的任务”——“缩小范围来说，我们必须了解印刷品的多重的、互异的、相互矛盾的用途，因为相互竞争的各当局信赖印刷品的权力，而读者则依其能力或期待来操控它。从一个更大的视角观之，我们必须在书籍形式或文本（从质卷到抄本，从书籍到荧幕的）支撑物的长时期历史，以及解读习俗史里，重新书写印刷术的发端。至此，文化史或可在文本批评、书籍史以及文化社会学的交叉道上，找到一个新的区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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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本和阅读的历史的探索，是夏蒂埃新文化史观最集中的体现，他也正是通过这方面的研究来阐释自己对历史和对文化的理解的。尽管其研究和著述涉及广泛，但这种文化史的观念在所有的作品中间都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有学者评价其成就时称：“他（夏蒂埃）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文化史领域，在这里，他教会了历史学家近距离地观察普通人运用那些为其制造的文化产品的进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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