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49792
(52) 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4页。
1707549793
1707549794
(53) 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4页。
1707549795
1707549796
(54) 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37-38．
1707549797
1707549798
(55) 罗杰·夏蒂埃：《过去的表象：罗杰·夏蒂埃访谈录》，《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134页。
1707549799
1707549800
(56) Michel de Certeau，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xxi．
1707549801
1707549802
(57) 罗歇·夏尔提埃（罗杰·夏蒂埃）：《文本、印刷术、解读》，《新文化史》，第221—222页。
1707549803
1707549804
(58) Roger Chartier，Cultural History，13．
1707549805
1707549806
(59) 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术、解读》，《新文化史》，第223页。
1707549807
1707549808
(60) 同上书，第227—228页。
1707549809
1707549810
(61) 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术、解读》，《新文化史》，第243—244页。
1707549811
1707549812
(62) Jonathan Dewald，“Roger Chartier and the Fate of Cultural Histor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1，No．2（Spring，1998），221．
1707549813
1707549814
1707549815
1707549816
1707549818
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结语
1707549819
1707549820
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从世纪之初新史学吹响的号角，到50年代后经济社会史的洪流，到70年代末新文化史所带来的“文化转向”，我们看到的是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是历史学不息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前进步伐。对新文化史的考察和研究，补齐了对20世纪后三十年西方史学认识的空白，使我们得以从总体上对过去一个世纪里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有了一个更全面的把握。
1707549821
1707549822
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的“新史学”一词一样，“新文化史”作为一个名词很好地概括了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里西方史学所发生的变化；但作为一个标签它所能包含的意义仍是有所局限的，同新史学一样，新文化史也不是一次统一的史学运动，其内部亦非完全一致，“没有一个单一的文化取向，各种可能的衍生和变异似乎也没有极限”(1)。聚集在新文化史旗下的众多历史学家在个体上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每个人对所谓新文化史的理解都是有分歧的，其中的差异有时甚至要超过了共性，他们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国家、机构或流派，多样性本身就是新文化史和新文化史家们的特点之一。使他们站到一起的共同点，更主要的是相对于他们共同反对和试图超越的之前时代的历史研究取向而言的，新文化史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将被未来所超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林·亨特等人才会提出“超越文化转向”的感叹和呼吁，不息的生命力和不断地超越传统也是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能够始终保持活力、继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1707549823
1707549824
时至今天，新文化史的发展已有差不多四十年的历史，亨特在1999年即已看到了新文化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渐渐落幕，彼得·伯克在2004年的论著中更是明白无误地写道：“新文化史也许将到达它生命周期的终点。”(2)因此，在这个时候对它进行细致的研究、适时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是非常合适的。
1707549825
1707549826
在这三十年里，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前文中已作了充分的讨论，不过在此仍然有必要再重申一二。新文化史的“新”，体现在它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史的超越上，也体现在它对过去那种注重伟大人物及其伟大思想的思想史的进步，从“精英”到“大众”，历史学家的眼界大大地扩展并深入到了更深的层面，而得以更具体、更多元地反映人类历史的精神与文化进程。新文化史的关注下层，又是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的一种发展，新文化史中的“文化”在观念上还原了社会史中被数字化和计量化了的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文化的视野进一步拓展了对历史本质和根本决定因素的认识，文化不再是被排斥在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是有着同样作用和影响的因素之一。此外，对“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文化的意义被赋予到各种事物和形式之中。“受到人类学家影响的文化史家把文化也视为一种‘文本’、一种意义的网络。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破解这些文化‘密码’。”(3)受后现代主义语言学理论影响的文化史家又把种种历史现象等同为语言的结构，历史因而被认为是可以被解读和解构的；此外，受到文化理论的影响，新文化史家又将文化的流变、传播和接受放在它特定的历史“语境”或“公共空间”中进行考察，既还原和解读其本来的意义，又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些研究特点，表现在了大量的当代西方历史研究论著之中，各个领域的历史学家都不能避免地受到了这一研究风气的影响，而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了新文化史的潮流之中。
1707549827
1707549828
至于新文化史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因素的被过分夸大，一是“文化”概念的被滥用。
1707549829
1707549830
第一，如新文化史过去所反对的那样，经济社会史中唯经济、社会因素决定论的观点将文化束之高阁，忽视了同样具有根本性作用的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的作用。但一些新文化史研究在对社会史的反动中，矫枉过正由此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许多研究给人以唯文化论的印象，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被一概忽略了。而事实上，在本文所考察的大部分新文化史家那里，文化与社会一直是并重的，社会史甚至是他们很多人学术生涯的起点和基础，亨特的新文化史号角是同社会学家、社会史家一起吹响的，她在加州大学出版社主持编写的丛书自始至终都同时着眼于“社会和文化的历史”，而伯克在谈到新文化史时至今还常常在用“社会文化史”一词，在罗杰·夏蒂埃看来，“文化本身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无法与后者相分离，因此，根本没有这样一种从物质到文化的演绎关系”(4)。因此，新文化史对经济社会史的反动更可以理解为一种纠偏和矫正，他们要求的是恢复文化在历史写作中应有的位置，它并不是以消灭社会的考量为前提和目标的，“文化史不是要排斥或取代社会史和政治史，而是去挑战它们，通过引进不同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不同的认识论——来刺激历史学科”(5)。
1707549831
1707549832
第二，新文化史采用了文化宽泛而广义的内涵，使它可以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种文化符号象征的解读和解释，使新文化史的视野触及了各个领域，文化史的多样性使得一切皆为文化，让人不得不感叹还有什么不是文化，还有什么领域是文化史所不能涉足的。这种多样性本身是对社会史时代历史碎化和静止化的一种有益的纠正，但在另一个方面，却又使得文化史缺乏了整体性和统一度，并造成了历史的另一种碎化及庸俗化，这就是我们在前文中论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关注不同对象和内容甚至是细枝末节的文化史。
1707549833
1707549834
不同于之前的史学潮流，新文化史在一代人手中开始，也在同一代人手中结束。林·亨特、彼得·伯克等史家不待新文化史的批评者们来宣告新文化史的终结，便主动地对它进行了检讨和反思。亨特认为，文化的取向大大开阔了历史学家原本狭隘的眼界，提供了另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认识到了文化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和价值，但同时文化史家也在和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一起努力地寻找一个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平衡点或连接两者的一座桥梁，新文化史家对“不论是整体文化的、社会群体或个体自我的实践、叙述和体现的关注，便意在绕开这种困境（指令批评者不满的将文化完全定义为系统的、符号的或语言的做法）而恢复一种社会内嵌的认知，又不至于使一切都堕入到社会的决定因素之中”(6)。伯克也清楚地认识到新文化史必将为未来的史学发展所超越，今天的史家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使新文化史所取得的成果不致丧失，因为文化史同其他相邻学科，如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一样，共同构成了人类对历史的总体的探知和认识的一部分，所有的这些研究取向都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孰优孰劣、孰先孰后和谁决定谁的关系。他预测了历史学未来发展的三种可能趋势，“一个可能也许可以形容为‘布克哈特的回归’，用布克哈特的名字作为一种记号、一个象征来表示传统文化史的复兴。第二个可能是新文化史的延续，进入到甚至更多的领域。第三个可能是针对社会被结构性化约到文化的一种反动，也许可以叫作‘社会史的复仇’（the revenge of social history）”(7)。在同笔者的通信中，伯克表示他更希望看到这几种趋势的同时出现，甚至形成某些有趣的混合形式。
1707549835
1707549836
对于西方史学在新文化史之后的走向和前景，许多历史学家也都进行过思考和展望。与亨特和伯克同属一代人，在60年代受社会史训练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乔弗·艾雷，结合自己的学术生涯反思四十年欧美史学风向变换，出版了一部题为《一条曲折之路：从文化史到社会的历史》的著作，在学界引起过广泛的关注。书中他借用霍布斯鲍姆1971年发表的一篇长文《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8)，对历史学的未来提出了他的憧憬：“现在，围绕在新文化史之上的喧嚣狂热已经开始渐渐退去，是时候在总体上重申霍布斯鲍姆在其1971年的文章中所提出的社会史的重要意义了，也就是说，我们总是需要将具体的问题同更广泛的社会的图景联系在一起，不论是社会史家、政治史家、文化史家或其他学者。”(9)在他看来，社会史或新文化史只是历史学必要的理论和方法之一，“在它们各自的时期，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都是反叛的知识形式，而关乎未来的历史研究当然需要继续一种反叛的精神”(10)。
1707549837
1707549838
历史学家们对新文化史所作的深刻反思令人感叹不已，新文化史将何去何从，也发人深省。新文化史是西方史学史长河中的重要篇章，抑或只是昙花一现，现在要作一个明确的结论也许还为时尚早。不论如何，新文化史的四十年已经大大开阔和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认知方式，不论未来的前景如何，不论新文化史的命运如何，今天的历史学已经较四十年前有了更大的进步，我们也相信，历史学前进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在此，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期待它的下一个方向的来临。
1707549839
1707549840
(1) Victoria E．Bonnell and Lynn Hunt，eds.，Beyond the Cultural Turn，12．
1707549841
[
上一页 ]
[ :1.70754979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