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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 他质疑教会的行为获得中欧若干日耳曼封君的支持，自此掀起了中欧宗教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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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王权独立的英国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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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又是另外一个情形，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因为个人行为受到公教会的指责，甚至要将其逐出教会之外。这个所谓“排门律”的处罚，在中古时代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被处“排门”的人士不仅不再有朋友，甚至连家人都可能不再理睬他。亨利八世作为一个国王，认识到英国孤悬于大西洋之外，教会力量鞭长莫及，而且英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百姓多多少少还保持了一些所谓异端的原始信仰，于是，他悍然不理睬教会，在英国自立了一个英国圣公会〔8〕，由坎特伯雷大主教〔9〕作宗教领袖，和代表政权的英国王权彼此依存，独立于公教秩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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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尤其在法国南方，也有一群反对公教会的人士，他们成立了胡格诺教派〔10〕，各自以地方教会独立存在，不再接受公教会的指挥。除了上面这四五个主要的反公教力量以外，欧洲各地有着各种反对公教的小教派，而且多少都和各地的封建领主相互合作，从天主公教会争取独立和自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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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谈到的三十年战争，站在天主公教会一方的是一批神圣罗马帝国的大封君，和他们对抗的却是许多分散在各地的小封君，以及英国、法国的世俗政权。最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了各地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结束了天主公教会独占的局面。因此，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宗教改革，几乎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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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在思想上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天主公教会固然还自认为可以代替上帝发言，也可以代替上帝作许多裁断，可是在公教会以外，有另外半个欧洲，却根据宗教改革的理想，树立起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两者加上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文明的几根重要支柱。下一章我们要谈到近代的启蒙运动，其中许多主要的思想都和宗教改革的结果有关，个人获得了思想的自主性，也树立了理性思维的神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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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利赛人 希腊语Pharisaios的音译，原意为“分离者”。前2世纪至2世纪犹太教上层人物中的一派。强调保守犹太教传统，反对希腊文化影响，主张同外教人严格分离，因而得名。曾在耶稣的时代很流行，但过于强调摩西律法的细节而不注重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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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斯（Jan Hus，约1369—1415年） 捷克宗教改革家。他反对德意志封建主和天主教会对捷克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反对教会拥有地产，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要求建立捷克的民族教会。1415年胡斯以“异端”罪被处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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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 通称“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1517年发表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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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 瑞士宗教改革家。1518年起任苏黎世大教堂神父。他领导瑞士东北各州进行宗教改革，否认罗马教廷权威，废除天主教的烦琐仪式。著有《六十七条论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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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基督教加尔文宗的创始者。主张人因信仰而得救，否认罗马教皇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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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牧 在《新约圣经》时代，洗礼和授予神职都要实行按手礼，所以这里称为“按牧”。施礼时，主礼人把手按在领受者头上，并念诵规定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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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德会 路德宗的教会。路德宗是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以马丁·路德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教会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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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国圣公会 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安立甘宗的教会。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定圣公会为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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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坎特伯雷大主教 为全英格兰的牧首，又是全世界圣公会的主教长，普世圣公宗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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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格诺教派 16—18世纪法国新教教派（属加尔文宗）。其成分主要包括反对国王专制，反对企图夺取天主教会地产的新教贵族，以及力求保存城市“自由”的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1562—1598年间，胡格诺派与法国天主教派的内战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延续。最终，胡格诺派首领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改宗天主教，宣布天主教为国教，又给予胡格诺派信教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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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三章 欧洲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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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我们谈谈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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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一般说来是将其看做近代文明的起源，其主要发源地是在法国，也有一部分启蒙运动发生在英国。如上章所说，有了宗教改革，才有对理性和自由的尊重。因此，启蒙运动是宗教革命的直接成果。不过，实际上的发展，我们还要考虑许多其他的因素。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世界和中东、近东的伊斯兰世界长期对峙，这种状况隔断了欧洲和远在东方的中国之间的接触。可自从大航海运动开始，欧洲的海权国家纷纷经由海路远航东方，不仅直接地接触到远方的中国和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也发现了新大陆。这两大事件，对启蒙运动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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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教士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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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说关于远东的部分。蒙古帝国西征一直打到欧洲边缘，其征服的疆域广大，横跨欧亚，在陆路上有万里的驿道，海上有绕航马来西亚半岛，经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或是波斯湾，最终进入欧洲的长程航道。我们大家都以为马可·波罗是向西方传达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人物，其实除马可·波罗外，还有好几位旅行家写下重要的著作描述东方的情形，这些人有的是欧洲人，更多的却是伊斯兰世界的人。这些著作经过十字军东征以后，也逐渐为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了解东方的窗户。天主教会一直以为在东方有一个失落的以色列部落，也以为东方有一个号称约翰长老〔1〕的神秘人物在东方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度。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很复杂，此处不必细述。但至少在成吉思汗的时代，东方的草原上确实有一个信奉东方景教〔2〕的部落领袖王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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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依稀仿佛的印象，使天主教会中的革新力量耶稣会〔4〕和稍后兴起的道明会〔5〕等宗派都向东方派遣传教士。最长期的传教工作，是耶稣会延续数百年不断地派遣教士来到中国。最著名的教士当然就是利玛窦。数百年来，这些教士们传送回欧洲的信息，涉及众多，内容也很深入。例如，关于景德镇制作瓷器的技术，就有一位传教士居住在江西十九年，将制造瓷器的工序和工场组织方式全部记录下来，寄回欧洲。在他们的描述之下，中国的古老文明在许多方面比欧洲的文明要优越。从政治方面说，他们也极力推崇中国的考试制度，认为经过科举选拔的文官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也有一定的道德修养，不是欧洲以贵族执政的政权可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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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后，耶稣会的传教士又传述康熙皇帝的“圣王”特质。康熙确实很有学问，而且对于耶稣会士礼遇有加，跟从他们学习西方的数学、物理学和医学。康熙也借重耶稣会士了解西方，例如，清代派遣专人远访今日的俄国，这一使节团就是由一位耶稣会士陪同西行的。耶稣会士介绍的世界知识——包括当时最好的世界地图——是康熙了解当时世界的重要依据。康熙时代的中国，虽然许多病根已经长期隐伏，呈现于世界的却是清代的盛世。当时的中国和欧洲比起来，无论生活质量还是社会秩序，都高出一筹。耶稣会士因此表扬中国的制度，是符合柏拉图“理想国”〔6〕理念的圣王和理性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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