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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标榜了“自由、平等、博爱”三个条件：自由，是指从宗教革命以后，世人都拥有神创造人以后赋予的特权，除了向神屈服以外，人不必向其他任何人屈服。于是，自由不仅颠覆了教会对人的控制，也颠覆了封建领主对属下人民的专权。平等，是指在神的面前世人都亲如弟兄，没有高低贵贱的阶级之分，也必须彼此相爱。博爱，原意是指兄弟之爱。因此，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是神人关系的直接延续，不容许有其他的干预造成人与人之间地位和权利义务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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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城市和自由市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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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说到，大洋航道开通以后，欧洲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了解到世界上还有其他文明存在，也还有许多资源可以开发、吸收和利用。这些经济条件，也是欧洲现代文明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发现新大陆以及开通新航道以后的经济初步全球化，我们会在另一章有所讨论。不过，此处我们还必须提一些欧洲内部的有关事物。其中最主要的是欧洲城市的发展。自从“蛮族”入侵以后，各地纷纷出现封君，这些以战斗部落为基础的政权，善于掠夺而不善于经营，他们占有林地和农耕地区，直接剥削当地居民，确立了封建制度的政权。在农业之外，欧洲也已经有了许多大城市，分布在地中海沿岸的重要港口和陆路交通的汇集点。前者如威尼斯，后者如科隆〔10〕。这些大城市拥有长期做远途交易的客商和运输队伍。它们的力量跨越领主的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它们的经验也不是领主能够忽略的，而它们的财富更是许多领主必须利用和依靠的。这些城市星罗棋布，分散在欧洲各地，大概有十几二十个大小城市。它们拥有一定的财富，城市的居民掌握着工艺技术和经营的经验。它们彼此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来往，也有彼此依赖、长期合作的历史，构成在政权以外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这些城市甚至可以用金钱从领主那里换取自主性，如利伯维尔〔11〕。在这些地方，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有高等学府和知识分子社群作为他们发展的依凭。这些特殊化的城市和中国传统城市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除了宋朝以后有一些商业性特强的城市以外，大多数是地方行政的据点，也就是政权的延伸，并不具有上述欧洲城市的自由性和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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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欧洲启蒙运动有它独特的来龙去脉，它经过宗教革命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真神信仰，“神”其实只是理性的代名词，而“人”，既是神的产物，也代表理性和神赋予的自由。东方的刺激，自由城市作为运动的基地，则是“因”外之“缘”。其他与这个运动有关的经济发展，则又是“缘”外之“别缘”，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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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长老 1145年，欧洲出现了约翰长老的传说，认为他统治着东方的一个基督教国家。13世纪前期，欧洲人曾把成吉思汗视为约翰长老；17世纪末，欧洲人才彻底认识到约翰长老是个虚幻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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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景教 唐代对首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的称谓。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叙利亚教会教士阿罗本由波斯前来中国，开始传教。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禁止佛教流传，该教也遭波及，未几在中原地区中断，但在契丹、蒙古等地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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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罕 辽金时以游牧为生的克烈部族势力强大，上层信景教。脱斡邻勒称汗时，曾受金册封为王，称“王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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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稣会 天主教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旨在反对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明末清初传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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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明会 正式的名称是“传道修士会”，罗马天主教著名修会之一，创始人是西班牙人圣道明。道明认为用福音可以赢得异端和异教徒，自己实行使徒式的贫穷生活，吸引了一群人跟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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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理想国 书名。古希腊柏拉图著。书中主张理想的国家应由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理性应在其中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该书以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论述加强奴隶制国家统治的方案，在西方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等许多领域均具有奠基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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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赛先生 即Science，译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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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先生 即Democracy，译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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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韦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法学派在欧洲的创始人之一。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宗教、伦理等精神因素。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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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科隆 亦译“科伦”，是德国中西部莱茵河畔城市，中世纪德国最大城市。它不仅是铁路枢纽、重要河港，还是全国金融中心之一，保险业集中地，工业发达，是欧洲最大的商品文易场所之一。有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及科隆大学（1388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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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利伯维尔（Libreville） 意译“自由城”，加蓬首都和海港，在大西洋加蓬湾北岸。1849年建市，是加蓬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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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四章 宗教革命开启了近代西方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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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到宗教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这两者是相关的，宗教革命将普世的公教秩序移去，恢复民族的自主，成立了主权国家。另外，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新教伦理成为了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纽带，这一信仰使个人获得新的自觉，也就是个人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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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军事民主发展出的政治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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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印欧民族有长期迁移的背景，从欧亚大陆之间的原居地，经过千山万水，终于定居在后来东欧、中欧和西欧的各地。他们在原居地的时候，已经具有骑马的特性。这种战斗族群，正如草原上其他的战斗族群一样，有强烈的族群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颠覆了基督教的普世秩序，终于让族人回归到自己族群的范围，并逐渐形成了当时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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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斗族群，几乎都曾经有过“军事民主”的制度。在战场上，战士们必须拥戴一个最好的指挥官，团结将士，指挥作战。因此，战斗部落的酋长，并不必然是世袭，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选举的指挥官可能就取代了原来的家族酋长，领导族群作战。过去我们认为，民主制度是在希腊的雅典等城邦出现，实际上，雅典城邦本身就是希腊民族迁徙后，从战斗部落转变成为居住部落才出现的。雅典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按照理想设计而得，其实也是军事民主的延续和演变。在欧洲中古时期后发展出来的民族国家，有些开展了民主制度，其渊源应当是由部族的军事民主逐渐转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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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国家的两种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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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的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个是以强有力的君主领导的国家，它们实行的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例如，普鲁士演变成了德国。德国从腓特烈大帝之后，经常是以强有力的中央专政，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力。德国的精英分子“容克”〔1〕就是过去的战士阶层。在德国，他们虽然已经担任文职官员，或是成为地方上的乡绅，其基本特质还是武士。研究德国史的专家，常常将容克和中国的儒生士大夫相比。其实中国的缙绅主要是一些儒家的学者，他们经过科举考试才加入文官体系（当然，在孔子时代，士本身也是从武士背景转变出来的社会精英）。中国与德国的精英，到底还是有文武特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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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国家形式则以英国作为代表。英国自从亨利八世脱离了罗马教会自己成立了英国公教会之后，其发展就走上了自己独特的路径。英伦三岛上的民族固然也都是印欧民族，但是因为先来后到的缘故，其成分并不一致。最早到达的是凯尔特族群〔2〕，如爱尔兰人；最后到达的是诺曼人〔3〕，即所谓的“北人”。今天英伦三岛上还有威尔士、苏格兰、英格兰三大族群，再加上爱尔兰族群，至少已经有四个不同的成分。稍早的时候，盎格鲁和撒克逊〔4〕这两个族群，就是先来后到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相对于德国地区的日耳曼人，英国的族群成分要复杂得多。德国以原本战斗部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作为基础，上下同心合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像英国这种成分复杂的共同体，在海岛之上，彼此无所规避，也没法分隔，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互相容忍，彼此迁就。因此，英国发展了一套制度，实际上就是互相协调的民主制度。到了后来，英国数次从外面迎接王储承继王位，而不是在国内靠族群斗争拥立新王。英国的国王，因为原本就是外来者，必须接受国内权力分布的现实，不能大权独揽，只能发展出一套“开明专制”的政体。英国的国会，其最终的功能就是在辩论中达成协议，而不是以选票来压倒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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