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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代科学的理性,也是一个自然运行的规律,不过,正如培根所说,后者是可以经过实证检验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演绎。李约瑟〔10〕所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翻译叫做“科技史”,英文原题却是《工艺和文化史》。从中英文标题本身的区别就可以看出,中文里对科学的理解和西方主流文明对科学的理解,其实并不一致。近代的中国人,还是延续着清末的思想,要用西方的工艺技术,寻求强国富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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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说,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发扬光大的近代科学,应该是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段。下一章我们会谈到这些科学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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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年) 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天文学上的重要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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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形而上学 在哲学史上,指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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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玻意耳(Robert Boyle,1627—1691年) 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他将当时习用的定性实验归纳为一个系统,首次引入化学分析的名称,成为分析化学研究的启蒙者。著有《怀疑的化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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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卡文迪许(Henry Cavendish,1731—1810年) 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1798年,他用扭秤实验验证了万有引力定律;在化学上,他证明了水和空气的组成。著有《关于空气的实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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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年) 法国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燃烧的氧学说”的提出者。拉瓦锡与他人合作制定出化学物种命名原则,创立了化学物种分类新体系。著有《物理化学和化学概论》和《化学基本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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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年) 英国医师,实验生理学的创始人之一。他首次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并阐明心脏在其中的作用。发表了《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论动物的生殖》,推动了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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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年) 荷兰显微镜学家,微生物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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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伤寒论》 《伤寒杂病论》的伤寒部分,东汉末张仲景著。这本书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是现存中医学中最早系统论述外感疾病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医学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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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林奈(Cart von Linne,1707—1778年) 瑞典植物学家、自然学者。他创立“双名命名制”,将以往紊乱的植物名称归于统一,对植物分类研究的进展影响很大。著有《自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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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 英国科学家、中国科技史研究专家、胚胎生物化学创始人,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曾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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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七章 以城市为主的近代文明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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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谈论16世纪到18世纪近代欧洲科学的开始,这一章我们讨论为什么在那段时期,科学竟然发展得如此迅速和传播得如此广泛。我们已经说过,宗教革命以后产生了许多观念上的改变,而科学发展直接向传统神学观念挑战,开拓了新的思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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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研究机构和大学纷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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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可以投入如此崭新的心智活动?我首先想要指出的是,这群人的涌现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有相当大的关系。我们必须注意到,从17世纪开始,几个重要的国家都有学术团体的出现,英国有皇家学会,法国建立了法兰西学院,类似的组织在荷兰、德国等地也相继出现了。与这些学术团体相配合的,则是一些重要的大学,教师们在教学之外还投入学术研究。中世纪的大学,主要传授知识,并不完全专注于研究工作。到17世纪至18世纪的时候,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法国的索邦〔1〕,德国的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等,这些学校纷纷成立,甚至在美国也出现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些大学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教员们也有相当的时间投入研究工作,开拓新的知识领域。上述学会和大学的出现,意味着有一大批学术精英,可以受各方面的支持进行专业的研究工作。有些学科还必须要有实验室。比如,剑桥的化学研究室曾是这一学科的重镇。其设备,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粗糙的,然而在当时,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自己在家里维持的。学术研究氛围的形成,不能单单仰仗精英。在顶尖的精英下面,还要有一大批对学术有兴趣的普通民众,他们可以不必挂念生活而专心探讨学问。不必用正式论文来支持我的说法,我简单举一个例子:英国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描写的是一群无所事事的乡绅,他们的子弟不再留在乡下,而是群居伦敦。他们彼此之间结合成为团体,讨论学术问题。有这广大的一批对学术有兴趣的群众,才能在他们上面的尖端,出现那些有重要贡献的学术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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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一个问题要问,这些对学术有兴趣的人口——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中产阶级——他们以何维生?他们的生活资源从何而来?回到前面提过的匹克威克先生,那位胖胖的、似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年轻人,好像并没有任何职业,可是他能够整天去问一些问题,去进行一些似乎是可笑、笨拙的研究计划。回头来看,我们就发现,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的经济有了全盘的改变,才能支撑这些中产阶层的年轻人进入城市,投入学术研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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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生产和区间贸易形成新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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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逆向问一个问题:欧洲当时出现了什么样的重大改变?第一,欧洲的农业进行了一次革命。过去的农村,林业、牧业和农业三环配合,提供一般人的食物——树林里采集的果实、牧场上牧养的动物和农业生产的谷类,构成了欧洲当时食物的三大来源。17世纪至18世纪的时候,由于大瘟疫人口减少,欧洲的劳力一直没有恢复常态。人口减少了,劳力就减少了,消费人口也减少了。因此,农村的土地没人耕种,也没人消费。在人均土地分配数增加的情况之下,欧洲发展了三圃轮耕制度,也就是三分土地,轮流种植不同的作物。这种轮耕制度,使得土地能够得到更合理的使用,也能发挥更高的效率。在同一片土地上轮流种植不同的作物,这些作物吸收的养分来源并不一样,每年轮到新的作物,都和去年耕种的作物不冲突。整体讲起来,耕种面积依旧,而农产品的总数却增加了。相对而言,林业、牧业供应的食物不足,可能要依赖别处的供应。因为有这样的农业革命,整个欧洲出现区域性分工。比如说,东欧的波兰就是以大马深耕发展的大田制,使用较少的人工劳力出产大量的谷类。而法国温暖潮湿的西南部,就成为种植葡萄的理想地区,葡萄酿制的酒,其市场价值比粮食高。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就可理解,欧洲在大范围之内出现区域性分工,构成活泼的区间贸易。意大利的橄榄油,法国的酒,东欧的麦子,可以互相流通,构成一个很复杂的流通网络,刺激了区间贸易的发展。这对于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发展也有极大的帮助——这是重商主义的第一步。由于劳力缺乏,而且有了专业生产与区间贸易的观念,欧洲人也开始在地中海的南岸,也就是北非地区和中东地区,开展区间贸易,将这些地区的特产运到欧洲,也将欧洲特产运销各处,将区间贸易扩大到欧洲以外。事实上,大洋航道开通以后,非洲西岸、美洲大陆和印度洋以及太平洋的古老文明地区,已有活泼的远洋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运销到欧洲,欧洲的商品运销到太平洋、印度洋。中国的小件工艺品,也一样经过航道运销到东南亚和印度洋等处。这些跨洋贸易的商人,基本上以欧洲人、阿拉伯人为主,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为辅。活跃的全球贸易,应当可以看做是今天所谓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远洋贸易的航道上,最活跃的商人早期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主要由地中海地区的活动(集中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半岛这一带的港口)扩大到远洋航线上的贸易。紧接着,荷兰人和英国人代替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他们把持远洋贸易,在远洋建立转运港口。大西洋沿岸最重要的欧洲港口,就是在英国、法国、荷兰一带的进出口集散中心。欧洲区间交通要道上的城市,也发挥了商品集散的功能。这些活动,是近代资本主义贸易制度的起始。一条远洋帆船出海,经年累月,才带回运销欧陆的商品,成本虽大,但利润可有本钱的数十倍。一条大船出海,中间可能遭遇海难,也可能因为其他种种原因不能回来。如何筹措第一笔资金,是重大的问题,筹措资金这一需求推动了银行和股份公司制度的产生。投资者投入大量资金,要到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后才有结果,不是回收巨利,就是完全落空。如何使大量投资不至于完全落空,这一需求也发展出了一个同行保险的制度,彼此合作,分担风险,也分摊利润。银行和保险业务,只有在交通要道上的城市,才有财力和经验可以组织和承担起来。除私人的力量以外,必定要有更大的力量来支撑这个大资金、大风险的事业。于是,荷兰和英国就出现了海外公司,譬如说,荷兰的非洲开拓公司,东印度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等,都是以官家或者王室贵族的力量作为后盾来维持这些大企业的。在天主教的国家,教会担起了对外扩张的后援任务。在大洋航道刚开通的时候,天主教的教宗,曾经把地球分成两半,东半边属于葡萄牙人,西半边属于西班牙人。所谓把地球分成两半,意义相当模糊,狂妄地说,可以解释成教会秉持上帝的意旨,把东半球、西半球欧洲人以外的地区,划归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各自所有。第一阶段就是由不同的差会〔2〕在各地展开教会的传教活动,随着教会团体而建立的基地,其实是有组织的商业活动。荷兰、英国和天主教世界,以宗教或国家力量作后盾的贸易活动,就不是个别老百姓零散从事能比的了。这些大公司,像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既是商业活动的机构,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东方的工具。东印度公司的资金,并不完全来自皇室或者政府,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可以投资,投资者每年分红可获得巨利。因此,远洋贸易的利润,可以维持这些对外开拓国家的中产阶层,使得这些中产阶级不再仰赖自己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而可以在城市之中靠股利的收获维持悠闲而优裕的生活。从劳动中释放出的大量的中产阶级人口,其中相当的部分,就是依照个人兴趣,转入了新兴的科学研究的行列。因此,科学发展的背后,能够维持这么一批学术人口的基本条件,还是因为重商主义的区间贸易,开拓了各处的远洋贸易,发展了新的经济制度,也就维持了新兴的市民人口。至于第二步,欧洲人如何移民进入美洲和各处殖民地,在将来我们讨论帝国主义开拓时,会有更多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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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到北京的地图 1656至165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团从广东至北京面见清顺治皇帝期间,由团员约翰·尼霍夫绘制,于166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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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热能推动的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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