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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掌握对外贸易的契机，从区区一隅，以其长期累积的海上贸易的经验，加上荷兰国家与社会的共同支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打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纵横三大洋的贸易帝国。在北美——今天的纽约，他们建立了一个港口；在马来西亚尖端——今天的马六甲，他们也夺下了葡萄牙建设的港口；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荷兰人设立了东方贸易的主要根据地，管领了太平洋、印度洋，兼顾美洲、亚洲等地区的贸易；他们也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对太平洋最边缘的日本长崎的控制权，建立了一个通商口岸（荷兰人在该地立足后，长崎成为西方文明输入日本的主要窗口）；荷兰人也曾经在台湾南部的安平建立据点（在那里，荷兰人设立了一个统治台湾少数民族的机制，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武装商队，穿梭于东方和西方之间，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在英国崛起前，荷兰的海上势力，曾经称雄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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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荷兰就打败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纵横三大洋的贸易帝国。图为17世纪初，海上航行的荷兰小型船舶“小鸽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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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革命因为规模较小，并没有引起注意，而欧洲第二个革命则立刻引起世人的注意。经过几乎三十年内战，英国产生了第一个民主政权。当时的英王詹姆斯一世，由于他个人的信仰倾向于回归天主教会，所以他推行的政策和亨利八世建立英国新教以后的政策十分不同。詹姆斯一世也和欧洲大陆上的封建领主们有密切的关系，甚至支持他们压制新教的活动。为了这些国际活动，英王政府不断地加税，因此，引起英国城市居民的集体反感。这些新兴城市的居民，很多是从地方乡绅转化为城市的市民，从海外贸易得到一定的利益。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宗教立场都和英王不同。这些人参加英国国会之后，经常和国王有冲突，不止一次要求国王限制自己的权力。从市民要求国王尊重民权开始，终于演变为武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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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本来就有自己独特的民主传统。早在13世纪就有了《自由大宪章》（拉丁文Magna Carta，英文Great Charter），其基本精神就是限制皇权。通过《自由大宪章》要求限制英王权力的主要力量，是中世纪的地方领袖和乡绅。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却是有城市背景的新中产阶级提出来的。他们规定英王不可以不通过议会而强迫人民缴税，也不可以依据英王自己发出的命令，任意地逮捕公民。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规定：没有法庭的逮捕令，不许拘捕任何人，不得剥夺任何人的人身和财产权。而1689年的《权利法案》，更是隐含着一个基本原则：人民选举的议会，其权力高于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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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连串的法律，实际上都是在国会与英王的斗争中逐步出现的。议会武装部队的领袖克伦威尔，带领以城市中产阶级和农村小乡绅为主的武装力量，不仅击败了英王的部队，而且以议会的名义判处英王死刑（1649年）。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用人民的权力判处君王死刑。克伦威尔自己成为没有皇冠的英国领袖，他的权力到他死以后，又回归议会。这一次革命，主要的意义就是以律法限制君主的权力，而其根本的理由就是“人民有自己的自由和自己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国家不能任意地剥夺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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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前面所说的霍布斯、洛克的理想，我们还须加上孟德斯鸠的理论。孟德斯鸠认为拥有权力者终会被权力腐蚀，因此权力不能完全集中在君主，权力应该要分散，掌权者只有行使法律的权力，没有创造法律的权力。君主必须要服从法律，这一点说法当然是和中古的《自由大宪章》的精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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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革命，就是美国的独立革命。自从美洲发现以后，各处的欧洲人就分别移民到美国。英国的居民最初建立的殖民地，是在南方的詹姆士镇〔6〕。能够扎根在美洲的新英格兰〔7〕地区的移民，则是“五月花”号带来的清教徒。所谓的“五月花精神”，规定了他们新家的民主政治形式。后来，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等州的宪章，都是大致符合“五月花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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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初，美洲有了十三个英国的属地，然后发生了著名的反印花税法事件〔8〕和波士顿倾茶事件〔9〕。在美国的英国居民，宣称人生而具有权利，不认可英国王室收税的权力。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1776年他们发表《独立宣言》，十三州的居民宣告独立，不再受英国治理。《独立宣言》列举英王侵犯人民权利的罪状；高举自己的立场——人生来平等，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予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人身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要保障这权利，所以以民意成立政府；一个政府经过人民的委托，才能取得合法的行政权；人民有权力随时改变政府，也有权制定法律和修改不适当的法律。这个著名的文件，是今日我们认为是美国建国先贤之一的杰斐逊〔10〕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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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倾茶事件 由波士顿倾茶事件引发的茶叶党运动，成为美国争取独立的标志。图为波士顿人化装将茶叶搬出东印度公司的“达特茅斯”商船，倾倒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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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宣言》里面的许多理念，实际上是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强调，人和人相处应当依据理性行事，也应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以此订立一个合约，这个合约最后是以国家和国家议会的形式呈现，而执行管理权的政府，是在社会契约的委任之下，才能执行行政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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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要注意，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并不是人民和国家的契约，而是一个群体之中的成员共同协商订立的合约。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执行行政的职权，以落实协议中的项目。这些约定的项目，一定要依据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以及人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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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这个大革命之后建立新的国家，又在击败了英军后，成立了合众国。不仅个人的权利在宪法上有特别的陈述，而且各个州的独立自主权也是合众国的基本精神的一部分。在人类历史上，美利坚合众国根据理念撰写宪法，以宪法为基础建立主权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验——实践一个人类已经讨论两百多年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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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法国是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基地，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名字，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都是提出近代精神的重要人物。启蒙时代的理想可以说是法国革命的基本精神，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是维护天主教政权的重要人物。当时的法国，在欧洲商业革命和海外贸易时，也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改变，出现了新形态的社会和经济。城市中的市民，在过去封建制度下没有地位的，现在也能提出自己的要求。法国君主曾经顺应新形势召开三级会议，第一级的代表是天主教的僧侣，第二级的代表是封建贵族，第三级的代表是平民。三级会议向路易十六提出权利陈情书。这个文件要求：确认人身的自由、安全；禁止国王下令逮捕公民；法院要根据法律公平执行，而且犯人有免费的辩护者；所有的财产，国王不得任意侵犯；商业活动、宗教活动、出版自由等，都必须被尊重；他们甚至提出社会福利国家的理想，要求国家提供基金济贫扶穷。三级会议催生了《人权宣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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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的大革命，群众走上大街，攻破了巴士底监狱，逮捕了法国国王，而且处决了法国国王夫妇。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提出的是人权理论：人权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神圣的权利，若不知道人权或忽略人权，就是政府侵犯了公众的人权。在《人权宣言》之中，当然首先提出的是不得剥夺宗教自由，不得剥夺发表意见的自由，同时提出基本原则，那就是：任何主权受诸公民；任何团体包括政府，或任何个人包括君王，都不可行使公民没有授予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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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制定宪法，本来是走向君主立宪的。但是，从1789年提出的《人权宣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废除一切爵位，成立欧洲第一个共和国，全体公民都要纳税，没有人能逃避纳税的义务。同时，凡是公民也都有投票的权利，有选择自己政府和自己法律的权利。1791年的宪法在欧洲影响很大，此后欧洲很多新兴的民主政权，都是仿照法国的宪法，撰写他们自己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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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很平顺的过程。大革命的暴政，实际上是以民粹的群众暴力扭曲了宪法的理性。那一段的暴政，引起了人民对法国革命的疑惧，而终于导致拿破仑的称帝和后来短暂的路易十八复辟。法国政治从此反反复复，经过五六次的修宪，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中间不下于九次修宪，使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一直在巅簸的道路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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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次大革命，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革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与支持革命的力量显然都是新兴的城市居民，凭借着商业主义和海外贸易获得的财力，接受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完成了改变政权的巨大使命。美国革命，如上所说，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实验，从一片空白开始，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众国。美洲革命的支持者不仅是新兴的城市居民，还有移民到新大陆的开拓者，他们在一块新土地上开垦耕耘，发展商业。欧洲母国对他们鞭长莫及，只能让美洲自成局面。至于法国的革命，在许多方面与前面的英国和荷兰革命有类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巴黎作为中心都市，其市民对革命和宪法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外省的力量基本起不了作用，这也为法国后世政治的不安定埋下了种子。巴黎一动，全国跟着动——这也许是法国单元中心结构酝酿出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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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德、日：从民族主义走向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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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述四个国家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另外还有一类是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近代国家。其最主要的代表是俄国、德国和日本。彼得大帝（1672—1725）在17世纪时候，就为了要提升俄国的国家地位，主动进行俄国的现代化改革，学习西欧的工业、军事和文化，希望将俄国转变成为东欧的重要国家，在世界政治上也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彼得大帝的动机，是以俄罗斯精神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俄国改革的基调乃是民族主义。俄罗斯是帝国体制，沙皇还是有绝对的权力，他设立的议会，也不过是沙皇执行威权的工具而已。彼得大帝最关注的，乃是发展企业和建立新的海陆军。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乃是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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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荷兰造船匠装束的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在位期间力主学习西欧的工业、军事和文化。图为1696年至1698年期间，彼得大帝在阿姆斯特丹一家造船厂当学徒时的肖像，四个月后他被授予修船工的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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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国家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出现的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因此，普鲁士王国改称德国（1871年），有机会团结日耳曼民族，成为以日耳曼精神为号召的帝国。普鲁士在建国的时候，是号为开明专制的国家。俾斯麦〔12〕建立的更是以军权为主的极权国家。德国的教育、文化，甚至学术发展都不亚于其邻邦法国和英国。它很快建立了新的军队，发展了新的企业，国力足以称雄一时。不过，德国的社会有一批容克阶层的乡绅，是日耳曼武士的后代，可是已经变得文质彬彬，兼具文武两方面的特色。这些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不完全向皇权屈服，也有自以为傲的文化传统。许多德国的学术界人物，都来自于容克阶层，其特色颇像中国的士大夫。这一民间的基层力量，虽然不足以颠覆帝权，但也是举足轻重。因此，德国并不如俄国那样一元，至少还有国家和社会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