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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制定宪法，本来是走向君主立宪的。但是，从1789年提出的《人权宣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791年法国宪法规定：废除一切爵位，成立欧洲第一个共和国，全体公民都要纳税，没有人能逃避纳税的义务。同时，凡是公民也都有投票的权利，有选择自己政府和自己法律的权利。1791年的宪法在欧洲影响很大，此后欧洲很多新兴的民主政权，都是仿照法国的宪法，撰写他们自己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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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也不是很平顺的过程。大革命的暴政，实际上是以民粹的群众暴力扭曲了宪法的理性。那一段的暴政，引起了人民对法国革命的疑惧，而终于导致拿破仑的称帝和后来短暂的路易十八复辟。法国政治从此反反复复，经过五六次的修宪，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中间不下于九次修宪，使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一直在巅簸的道路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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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次大革命，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革命，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与支持革命的力量显然都是新兴的城市居民，凭借着商业主义和海外贸易获得的财力，接受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完成了改变政权的巨大使命。美国革命，如上所说，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实验，从一片空白开始，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合众国。美洲革命的支持者不仅是新兴的城市居民，还有移民到新大陆的开拓者，他们在一块新土地上开垦耕耘，发展商业。欧洲母国对他们鞭长莫及，只能让美洲自成局面。至于法国的革命，在许多方面与前面的英国和荷兰革命有类似之处，但也有很大区别：巴黎作为中心都市，其市民对革命和宪法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外省的力量基本起不了作用，这也为法国后世政治的不安定埋下了种子。巴黎一动，全国跟着动——这也许是法国单元中心结构酝酿出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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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德、日：从民族主义走向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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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述四个国家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另外还有一类是以民族主义为主轴的近代国家。其最主要的代表是俄国、德国和日本。彼得大帝（1672—1725）在17世纪时候，就为了要提升俄国的国家地位，主动进行俄国的现代化改革，学习西欧的工业、军事和文化，希望将俄国转变成为东欧的重要国家，在世界政治上也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彼得大帝的动机，是以俄罗斯精神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俄国改革的基调乃是民族主义。俄罗斯是帝国体制，沙皇还是有绝对的权力，他设立的议会，也不过是沙皇执行威权的工具而已。彼得大帝最关注的，乃是发展企业和建立新的海陆军。这个国家的权力结构乃是一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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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荷兰造船匠装束的彼得大帝 彼得大帝在位期间力主学习西欧的工业、军事和文化。图为1696年至1698年期间，彼得大帝在阿姆斯特丹一家造船厂当学徒时的肖像，四个月后他被授予修船工的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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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国家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出现的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王国在打败拿破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因此，普鲁士王国改称德国（1871年），有机会团结日耳曼民族，成为以日耳曼精神为号召的帝国。普鲁士在建国的时候，是号为开明专制的国家。俾斯麦〔12〕建立的更是以军权为主的极权国家。德国的教育、文化，甚至学术发展都不亚于其邻邦法国和英国。它很快建立了新的军队，发展了新的企业，国力足以称雄一时。不过，德国的社会有一批容克阶层的乡绅，是日耳曼武士的后代，可是已经变得文质彬彬，兼具文武两方面的特色。这些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并不完全向皇权屈服，也有自以为傲的文化传统。许多德国的学术界人物，都来自于容克阶层，其特色颇像中国的士大夫。这一民间的基层力量，虽然不足以颠覆帝权，但也是举足轻重。因此，德国并不如俄国那样一元，至少还有国家和社会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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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国家是日本，日本是19世纪迅速崛起的近代国家。明治维新期间（1868—1912），一些九州岛藩主〔13〕的武士，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拥戴天皇，推翻了幕府的专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建立了近代的日本。在日本，天皇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维新志士的心目之中，“忠君爱国”乃是天经地义的。维新后的日本，结合政权、军权与代表近代企业的财权三股力量，成为三合一的权力结构。日本维新以后，曾拥有一批接受西方教育，也承继了中国儒家思想的读书人。这批新的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有一定的了解，也有一定的信念。他们在明治维新以后，曾经努力要把日本带上民主国家的道路，但终于在1931年，被军人团体的权力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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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德国、日本，都是以民族主义和振兴王权两个口号建立的近代国家。所以，他们都很难真正走向民主政治。俄国知识分子和政权的对抗乃是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以后的文化异化，知识分子的异化使他们脱离了俄国文化传统，也因此没有了基层力量的支持。俄国政权压倒了民间的社会力量，尤其压倒了秉持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一传统，经过列宁的革命以后并没有改变——共产政权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到普京的专政，实际上还是从未消失的沙皇专政阴影下的政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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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日耳曼精神，也以国家民族的光荣为前提，军权独大，知识分子想要平衡军权而无能为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魏玛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反应了德国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理想政治。但是，正是经由《魏玛宪法》的法律程序，希特勒合法地夺取政权，建立了专制独裁的德国。日本亦复如此，1926年，日本知识分子有心而无力，被军人以武力压制。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终于惹出滔天大祸，侵略东亚邻国，自己也遭受原子弹轰炸和几乎亡国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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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民族国家，都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就是因为在他们国内没有足以平衡一元政权的社会力量。回顾前面我们所讲的英国、法国，他们于建国的过程中，始终不断地在维护民权方面着力，因为民权就是人权，为了维护人权，他们尽可能约束君权，然后完全排除君权。在新建立的制度下，英国一直坚持法律的独立，法律可以制衡行政权；内阁制也是一元，可是议会的力量强于政府。美国更是注意到三权制度的结构，设立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制度。美国不仅将政权本身分成三个部分，而且还有中央权和地方权的平衡——这些设置都是为了要以各种平行的权力互相制衡，使政权代表的国家力量不能压制人民构成的社会，也不能侵犯每个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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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说，从荷兰革命到近代几个大国的出现都可以表明，近代国家的特色，是国家和社会的紧密结合。有了新的社会和经济，才能支撑住美国、英国、法国这些新国家。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文化和社会精英，社会力量无法凝聚，加上民族主义的虚骄之气，就会出现俄国、德国、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国家永远比社会强大。国家高举民族尊严、文化精神的旗号，国民虽然有凝聚力量的焦点，但那种凝聚力是有情感取向的，无数国民一定是心甘情愿地支持国家、支持政权，即使牺牲了自己也无怨无悔，然而这么做反而更会摧残社会力量。近代文明的顶梁柱之一是近代的国家，然而，不幸的是，以维护人权为主调的民主国家，却也可能为了发展必要的经济条件，寻求掌握必要的资源而走向专制；以民族精神号召的民族国家，遂可以用民族情感鼓舞群众，发展为军国主义。国家机构具有强大的权威，社会力量就无法平衡这一强大的权威。建设国家和维持安全的口号，因此常常成为掌权执政者用来压制人权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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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 法国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唯理论，把几何学的推理方法或演绎法应用到哲学上，是近代唯理论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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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 英国哲学家。他强调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然，征服自然，“造福人类”。著有《利维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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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 英国哲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建立并论证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知识起源于感觉”的学说，反对“君权神授”，拥护君主立宪，提出分权说。著有《政府论》《人类理解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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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孟德斯鸠（Clarles de Secondat，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年） 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他批判封建专制与天主教会，提出三权分立的学说；主张开明的君主立宪制和信仰自由，要求宗教改革。著有《论法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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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 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学家、文学家。卢梭主张人生而自由、平等，以及社会契约说，1762年因发表《社会契约论》遭迫害。著有《忏悔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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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詹姆士镇（Jamestown） 1607年，一批英国人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州，建立了詹姆士镇，这是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海外定居点。从此，美国的历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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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英格兰（New England） 美国最东北部地区，包括缅因、佛蒙特、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罗德岛、康涅狄格6个州，这是英国在北美洲继詹姆士镇后的又一个早期殖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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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反印花税法事件 1765年3月，英国当局为了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颁布了《印花税法》。对此，北美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抵制运动。1766年3月，英国议会被迫废除了《印花税法》。反《印花税法》的斗争是殖民地人民反英斗争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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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波士顿倾茶事件 亦称“波士顿茶党案”。波士顿居民反对英殖民当局征收茶税及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叶贸易，1773年12月16日集会抗议，数名居民潜入港内英船，将船上大量茶叶倾入海内，“波士顿茶党”由此得名。事发后英和北美殖民地间的冲突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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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 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杰斐逊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拥护天赋人权说，提出以革命反抗暴君，是《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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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权宣言》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简称，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1789年8月26日由制宪会议通过。主要规定：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的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属于国民，实行分权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承认法律不溯既往与无罪推定的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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