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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这是在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共和国。图为1911年山西起义军的辛亥革命军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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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期，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半段，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国家体制最兴盛的时期。在20世纪的后半段，世界将呈现更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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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维多利亚女王（Victoria，1819—1901年） 英国女王（1837—1901年），印度女皇（1876—1901年）。在位期间，英国工商业快速发展，扩大对殖民地的掠夺（号称“日不落帝国”），几乎享有对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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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奠基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提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主张由国家全面调节经济生活，以挽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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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屠格涅夫（Ivan Sergeevich Turgenev，1818—1883年） 俄国作家，著有《猎人笔记》《贵族之家》《多余人日记》《父与子》《处女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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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 俄国作家，发表小说有《双重人格》《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作品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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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年） 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作品有《贝多芬传》等，获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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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年） 美国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底层人民善良质朴的品格和悲苦的生活。著作《愤怒的葡萄》使他获得普利策奖。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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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年） 美国作家，主张人类回归自然，曾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体验简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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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瓦尔登湖》 本书记录了作者隐居瓦尔登湖畔，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在田园生活中感知自然、重塑自我的奇异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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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十四章 三种不同国家形态下的政府权力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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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权力膨胀的现象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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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我们谈到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第一种形态的民族国家最早兴起。以普鲁士和俄罗斯为例，这两个国家本身国力微弱，为了在列强圈子中争得一席之地，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建军也建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权力笼罩一切。普鲁士和俄罗斯能够在短期之内与英法抗衡，就是以民族国家的诉求，举国一心，建国图强，遂造成民族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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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将一个东亚岛国建设成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国家。明治维新的领袖人物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排除一切异己，凝聚企业集团、官僚分子和军人三种力量，构成一个三合一的权力集团。最后军人力量独占胜场，用赤裸裸的暴力杀害了自由派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然后，日本倾全国之力，利用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台湾和朝鲜的资源，以及中国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入时的赔款，很快地建设成为一个军事大国。这几个类型的民族国家，都是诉诸民族情绪，用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和建设，后果当然是政府的权力极大，无人可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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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形态，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形态。它们表彰社会契约论，以国民个人的自由意志组成宪政的政府。这种政权，在建设和发展之中，为了保障民权，都尽可能缩减政府的功能。他们也设计了分权制衡的制度。美国立国之初，根据汉密尔顿等人的主张，就是建立一个小权力政府。在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划分上，他们也尽量减缩中央权力，避免中央干预地方事务。英国亦复如是，国会是权力的载体，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国会也随时可能解散。英国有民主的传统，民间的声音可以挑战政府的决定。这一些以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基本诉求的民主政体，本来可以避免政府膨胀的趋向。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它们的政府权力也曾经大为膨胀。关于这一部分，我们后面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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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以苏俄和中国为例，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有一种使命感，一则是求得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二则是求得集体的安全和社会公义——这是为了弥补第二类型国家的缺陷，亦即虽有个人自由，但缺少社会公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革命作为手段取得政权的。革命本身就是暴力性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以强制性的权威，动员全国力量改造和组织一个新的社会。其最初阶段的理想，还包括推广社会主义革命于全球。这种国家的政府权威，必定高于第二类型国家，政府动员全国的资源和力量达成建国目的的效率和速度也确实是极为惊人的。比如说，列宁革命成功以后，虽然经过内部的争斗——尤其与“托派”的斗争，使得红军的革命力量大受损害，然而，苏联还是可以很快地建设成为工业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也因此，苏联能在二战中以强大的军队、雄厚的工业资源和力量，抵抗希特勒的进攻，最终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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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例，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从辛亥革命一直到1949年，是民族国家的形态。为了救亡图存，政府也尽量扩张自己的权力。在1949年以后，政府统治力量之强大人所共知，即使中间经过多年的动乱和停滞，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也是极为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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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第三类型的国家，政府权威的膨胀无疑史无前例。第三类型的国家，本来就是第二类型国家的对照面——资本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互相挑战，互相竞争，但它们也是一对共存的双胞胎。这两种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也时时刻刻因对方而有所调整。以美国而论，罗斯福新政就是受了社会主义理想的影响，以和缓的手段节制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推行社会福利，以缓和社会的对立与冲突。英国工党逐渐壮大，终于与保守党并立取得国会主要地位，其中，当然也有费边社一贯的推动，将工人运动和议会政治结合为一，推行了社会福利。欧洲许多社会福利国家，在20世纪，几乎都曾经历类似的过程，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个界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形态——既保持自由的市场竞争，也顾全基本的公平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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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有的模仿第二类，有的模仿第三类。基本上，它们都是持民族自主的诉求，摆脱了殖民地的约束，寻求自身的独立。这些国家在建国之初就以获得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自主为最高目标。它们走的方向，也是和前面讲过的德国、俄国、中国、日本相似。其中有些国家模仿殖民宗主国的制度，例如菲律宾模仿美国的国会制度，印度模仿英国的国会制度，但这两件仿制品离英美本身的原样相差很远。这些国家动员国力的能力基本上并不强大。模仿第三类国家的新兴国家，例如古巴、越南、朝鲜，政府权力庞大，但往往并没有成功地动员国家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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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膨胀的现象，我们应当注意。第二类国家的情况，即英美形态民主政治，本来要标榜小政府及个人自由的，居然也逐渐呈现了国家权威膨胀的趋势。这些发展的趋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前、战后许多国际冲突有关。从19世纪末以后，世界不断地有战争。如同前一章所说，列强争斗的基本原因是争夺资源和市场。战争之中，以英美为例，要赢取战争，必须面对战时紧急状态，动员全国力量，这就开启了国家权力膨胀的门户。战争过了，这一趋向积重难返，掌权者仍会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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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府也存在国家力量膨胀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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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即使是民主政府，为了国内的危机，也要以国家力量掌握国家内部的建设。以美国的历史为例：美国立国之初，沿着大西洋岸建成十三州。国内的交通大半是自由发展而成。使用的交通工具，最初只是马车，后来发展为水运系统，美国的河运网曾经是非常繁密的货运网络。紧接下去，为了开发美国内地，国家赋予投资铁路的资本家种种特权，让他们挑选路线，也让他们无偿地使用土地，尽力扶持他们发展一个纵横各地的铁路网。从19世纪晚期开始到20世纪中叶，美国最主要的交通网络是铁路网。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后，罗斯福以工代赈，动员了很多失业的工人整理河道，建坝发电，更重要的是铺设了一个繁密的公路网。有了这个公路网以后，美国的汽车工业一飞冲天，还把铁路的运输功能打压下去了。在这个网络上，美国迅速地城市化：内部的区间分工和内外资源的流通发挥前所未有的功能。这一套内部系统的建设，包括能源、交通等的大力发展，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在美国各地的影响力大为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