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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学发现要求建构新的价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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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睹20世纪科学在这三大领域的巨大进展，而我们却不再能够拥有18世纪的思想家的信念。18世纪的思想家们对人类的理性有极度的自信，而且认为人类发展的方向是永远进步的，人类的前途是乐观的。进步两个字就代表乐观。在上面这三大科学领域有了突破性发现以后，我们不能不有所警觉。我们曾经以为，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可以推广到极致，但是究竟能推到多远，我们不知道。今天，人类几千年来发展的宇宙观、社会观和命运观这三个重大的哲学命题，都似乎不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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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主要宗教神学的说服力，几乎完全溃败。神学家也曾作出种种的努力，设法在神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之间彼此融合。例如说，天主教很重要的神学家德日进〔5〕，他提出来神的力量本身就是宇宙不可知力量总体的象征；也提出阿尔法（α）和奥米伽（ω）——开始跟终结——本是一个大循环。这一种神学理论在今天只能在少数的知识分子圈中引发讨论，对一般的信徒而言，这些理论却是无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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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神道设教”，即是宗教通过设定这一社会的价值系统，规范其行为与人生意义。今天宗教对大多数人类社会，也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所笼罩的超过世界一半人口的社会，如果失去了过去约束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功能，也失去了提供终极解释的指导，无论个人或群体，都会茫然不知所措。20世纪的科学，其实已经相当程度地颠覆了那些宗教的理论系统，削弱了它们的说服力。在这复杂的人类社会之中，许多人已经没有可以依循的道德和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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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基督教、伊斯兰教都还有相当的原教旨主义者，谨守着他们教义的一些教条。例如，神创论的理论在许多原教旨主义者的基督徒心中，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一样的价值，甚至超过进化论。原教旨主义者派的宣教团体，用简单的教条坚持信仰；佛教的一些教派，只是高宣佛号，表达其坚定的信念。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鸿沟，已经难以调和。科学的重大突破，竟造成那些宗教与知识的脱节，也造成许多人找不着规范行为和生命依归的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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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人类在科学上的成就，是在改变人类自己，不仅改变人类的生活，也在改变人类对自己的定位和归属感。人类究竟会走向哪个方向？我们目前不知道。这是一个开放的途径，前面有许多可以选择的路。然而，歧路亡羊，令人迷惑。我们必须面对这些困惑和疏离，努力根据科学已指出的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尝试建构相应的价值系统和人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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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及科研中的破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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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真正的科学解答，也许科学最后的解答又必须回到形而上学，而不是一个实证科学本身获得的陈述。这一巨大的问号悬在我们人类社会对知识的探讨上，终究不能抹去。也许，我们还必须承认，今天科学的发现还未必就是真理的全貌。例如，最近在瑞士进行的一个高能物理的实验，竟然找到一种粒子，其运动速度超过了光速，以致对爱因斯坦几乎已成定论的相对论——光速是最高速度这个命题，提出严峻的挑战。又例如，最近一个高能物理的实验，尝试“捕捉”所谓“上帝粒子”〔6〕。为什么用上帝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极有自主力的粒子？那又是对物理学、天文学重大的挑战，也是对宇宙的起源提出新的课题。另一例子，生物学中染色体的改变，究竟是因随机的改变而产生的突变，还是突变本身也有规律？假如突变有规律，它为什么叫突变？这规律出现在哪里？这又是对于遗传理论重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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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左右，德国的思想家雅斯贝尔斯〔7〕，提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在佛陀、孔子、希腊哲人和犹太先知的时代，也就在公元前七八百年之际。由那个时候各地区的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实现文明的突破，最后一个突破，则是现代文明的出现。雅斯贝尔斯又提出，20世纪种种的改变，正是走向另一次大的文化崩溃，文化崩溃之后，又将出现新的突破。他预言这个突破，将是人类进入科技文明的时代。从以上的讨论，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重大崩溃，确实在20世纪出现了。21世纪，我们是否会目睹一个科技文明的人类社会呢？这又是一个历史上重大的命题。我们面对的难题是：突破和崩溃这两者是如影随形的，崩溃本身是不是就是突破？破和立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哪一个先？从20世纪的发展看来，是先有了立，才造成了破，破和立之间，并不是一个代替的关系，而是一个逻辑的开展。这个课题也是我们在历史学上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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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20世纪是令人兴奋的世纪，但也是令人迷惑的世纪。我们知道了很多新的事物，但是新事物的出现，并没有更清楚具体地回答历史留给我们的许多问题，却引出了更多的需要回答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我们必须要永远追寻和永远失望——失望，才把我们引向更多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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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洞 广义相对论预言的一种天体。其边界是一个封闭的视界面，外来物质能进入视界，而视界内物质却不能逃出去，因此，远处的观测者无法看到来自黑洞内部的辐射。目前，黑洞尚未最终确认，但在恒星层次和星系的核心已观测到一些可能是黑洞的候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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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熵量 1950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提出了熵的概念。熵是热量的变化除以绝对温度所得的商，也就是热力学系统平衡态的状态函数。熵量则是无序程度的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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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1884年） 奥地利遗传学家，遗传学奠基人。1865年发表《植物杂交试验》论文，提出遗传单位（现称基因）的概念，并阐明其遗传规律，后称“孟德尔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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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928—） 1953年，沃森和物理学博士生克里克发现了DNA双螺旋的结构，使遗传的研究深入到分子层次，从此，人们开始清楚地了解遗传信息的构成和传递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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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日进 是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年）的中文名。他曾八次来到中国进行古生物的发掘、考古工作，提出基督教进化论，认为上帝是进化的出发点与归宿，并贯穿于进化的全过程，这种过程由低级到高级，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奥米伽点”，即消灭人间隔阂、实现世界统一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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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帝粒子 是198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莱德曼对希格斯玻色子的别称。希格斯玻色子被认为是物质的质量之源。这种粒子尚未在实验中观察到，是理论上假定存在的一种基本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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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年）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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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历史：现代文明的成坏 第十七章 20世纪全球经济体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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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前苏联崩溃、中国转型以后，真正不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地方已寥寥无几。各地的经济发展，已经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结合为一个大网络。因此，我们在本节讨论的第一个现象就是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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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改变世界的经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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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现新大陆以后，全球化已经迈开第一步。19世纪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经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普及全球，那是全球化的第二步。二战以后，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体已经成形。不过，由于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容的竞争，这两套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的机制，不能融合为一个完整的大网络。苏联解体崩溃和中国改革开放后，中苏这两大经济体也就融合在市场经济的大网络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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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建立WTO的国际协议，就是要努力取消过去国与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和经济体之间的隔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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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每个国家的经济体内都保持相当程度的独立。用一个比喻：全世界各地就像许多独立的水桶，每一桶水的水面有高有低。WTO成立，把所有水桶的底部都用管道连接，彼此互通。于是，劳力便宜的地方成为生产基地，购买力大的地方，成为消费市场。本来只在国家之内的产销分配，转而成为全球性的产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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