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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各个研究，或可称为“活”的史学史。十多年前，邓小南教授提倡进行“活”的制度史研究。这类研究认为宋代政治机构不只是静态地在机构图表中占据一席之地，更将其视为动态的、活动的有机体，通过相互关联的“行为”与“关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些机构既在彼此间也与社会中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注4循此思路，国际宋史学界在重新形成对宋代的整体理解上取得了许多进展。然而，对如何将相似的取径应用于宋代史料，进而得到“活”的史学史，成为达成整体新认识的重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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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我尝试运用得自两种史学传统中的方法。例如，我并不精熟解构理论，读者也将发现在本书中不易见到解构理论常用的技巧和词汇，但本书的内容反映了解构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首先，大多数被我们当成历史“事实”接受的内容，实际上是事后产生的对先前事件的印象和投影。对历史学家来说，真正能够证实的“事实”即便不是完全不存在，也是相当稀罕的物件。其次，由于这些事后的形象是经由语言创造并代代相传，他们是文学叙事产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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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宋史研究者，我们幸运地从宋人那里继承了内容深入而广泛的宋代档案与史著，这些史料叙述了许多包含丰富细节的“事件”。但少有历史学家会天真到不加区别地、逐字地接受对所有“事件”的每种描述。学者不能够无视材料各自不同的来源与传承至今的历史，仅仅搜集议题范围内现存的所有材料并对经过组合的细节进行解说来进行研究。“死”的史学(史)不可能产生“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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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宋代的材料常常存在着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官方与非官方史家都通过抄录(以及改造)既有记载来生产“历史”。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反转这一过程，将文本上互相联系的各个叙述分层还原为它们首先是被撰写、然后是被编排到一起时的编年顺序，会得到许多收获。 运用这一方法，我们有时得以察觉后来的作者修改原先的文本，或是为了自身的目的制造过去事件的新印象。考古学家随着遗址挖掘的进行，经过一个又一个地层，也在回向更早的过去，以此类比，我们宋史学者也可以进行某种“文本考古学”。与其如惯常那样水平地阅读文本，搜集在阅读中得到的事实，我们也可以垂直地理解材料——材料并非一次完成的静态的产物，而应看作伴随着政治与思想变化，文本随时代变化不断经历变更与操作的动态过程的结果。尽管历史即是关于政治与思想的变化，这些变化也改变了历史的书写与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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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大多数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都运用了“文本考古学”的方法，而在《〈宋史·蔡京传〉的文本史》中最为突出。基于《宋史·蔡京传》内在语义逻辑，文章将其文本分割为22个不连续的段落，各段落随后与各自尚存的其他宋代并行文本一同理解与分析。这样，我们可能辨识出许多段落的根本史源。随后，我们可以对这些段落依据其史源编年，开始部分的段落包含的在其生前即出现的对蔡京政策的批评，结尾处则是包含也许是《宋史》编纂者撰写文字的段落。这一编年“分层”令考察《宋史》文本的发展史与蔡京负面形象的形成史成为可能。与秦桧的情况不同，蔡京的负面形象在南宋已经形成，而李焘认为需要稍稍缓和这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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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觌和北宋灭亡的文章也运用了“文本考古学”方法考察朱熹对李焘指责的可靠性，朱熹认为李焘的《长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孙觌对李纲的中伤。在此情况下，对李焘文本中各构成段落的仔细“分层”驳斥了朱熹的指责，更表明了朱熹对李纲的支持是其旨在重写北宋灭亡历史的道学计划中之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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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也都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南宋道学在政治上的崛起和当时的宋史观与宋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在关于杨仲良、陈均和李心传《道命录》的三篇文章中形成聚焦。上述文章利用了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方法来了解这些成书于南宋的宋史著作早期的刊印和流传历史。但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不同，我试图使常规的版本信息与政治史及思想史联系、整合。研究的结果或可为这些13世纪宋代史家原本的目的和其著作随后的命运都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图景。在每一个案中，道学学者与科举士人构成的共同体的扩张，要求更易读、易刊、易教学且具有更明确道德立场的宋代史，而非李焘和李心传的杰作。以13世纪道学学者控制出版业的程度，现代学者们可用的史料只能屈服于他们的需求与判断。例如，绝大部分的北宋文集仅存南宋及以后的版本。南宋时对北宋历史的看法无疑影响了哪些作者的著作应当或不应当刊行。蔡京、秦桧、韩侂胄并非目不识丁，但既然道学运动将他们划归为“奸臣”，他们著作的失传也就成为必然了。吴讷在1427年毁去秦桧碑记，不过是此前两个多世纪以来有意无意地令留存的历史记载符合南宋道学所建立的宋史叙述的演进过程中的最后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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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紧张关系最为清晰地体现在对李心传成书于1239年的《道命录》原本的研究中。二百余年前，清代馆臣发现李心传的原作仅有五卷，而元代程荣秀大幅扩充了李心传的原作并更改了李心传对道学历史的看法，产生了十卷本《道命录》，也是如今流传的唯一版本。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不加区别地认为这一增订本中的内容均出自李心传本人之手。我的研究利用现存《永乐大典》中抄录的《道命录》内容复原李心传对其著作的设想。身为程颐的后代，程荣秀对《道命录》的“加工”添入了二程和朱熹的材料。程荣秀的增订最终扭曲了李心传对道学历史的原本看法，并夸大了二程与朱熹在其中的角色。移除后来增修的材料，可能有助于学者更好地理解李心传对道学运动及其在宋代历史中作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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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产生得益于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宋史学界间的协作。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和翰府大学(Haverford College)历史系的史乐民(Paul Smith)教授首倡翻译之议，以期我的研究能更易为中文读者利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中文研究馆员何剑叶女士在方方面面鼓励和支持了出版计划。并感谢耶鲁大学研究生陈元对决定本书书名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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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我的合作者、台湾清华大学李卓颖教授在美国亚洲研究会中国与内亚委员会(China and Inner Asian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支持下尽心费时地统筹了最初的翻译，大部分由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邱逸凡先生努力完成。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也就无从谈起。台湾大学的宋家復教授和他的学生也给予我许多帮助。本书的最后表列了所有文章的英文标题、发表信息以及各篇文章译者与编辑者的信息。2012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台湾访学期间，蒙长庚大学讲座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教授和台湾大学方震华教授邀请，曾就书中内容演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不吝赐正，令我获益匪浅。台湾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候选人张维玲通读了各篇文章，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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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对《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一文多项宝贵与独到的建议，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慷慨同意我使用他早先完成的上文译稿。《朱熹的历史世界》书评译者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罗祎楠先生，感谢他与我多年研讨宋史的情谊。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尹航在编排本书参考文献之外，对原文及译文都追求精确的热情，为本书呈现目前的面貌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师弟曹杰审读了本书的校样，解决了一些文字上的小问题，并协助我完成索引的编制。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多年来一直激励我的研究，更热忱地向中国大陆的宋史学者推介我的研究成果。衷心感谢她的支持和她在北京为全书最终编辑成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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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向促成本书出版的上述学友致以最大的谢忱。书中如有任何错误都归于我。谨以此书向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宋史研究者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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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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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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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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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秦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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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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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儒者也，内激忠愤，不顾其身，惟义所在，岂古所谓忠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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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靖康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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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者，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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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论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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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杀害岳飞而闻名的秦桧(1090-1155)，从1138年开始出任南宋的宰相，直到最后卒于任上。上面引用的有关他的两种不同评价，是在相隔不到40年的时间里写成的。它们为一个反面形象——中国人联系在秦桧身上的历史的、大众化的想像——的迅速演进提供了佐证，并与同一传统慷慨地给予岳飞的赞颂形成鲜明的对照：臭名昭著的奸佞之徒与被神圣化了的殉难者。注5现代学者，特别是德国汉学家，已经试图通过阐释有关岳飞的传说和《宋史·奸臣传》(《秦桧传》在其中占有主要的位置)的传统记述中的神话因素来纠正这种失衡。注6与此同时，日本的宋史专家并没有受岳飞与秦桧这一对照的过多干扰，而是煞费苦心地挖掘相关材料以重构秦桧的生平并分析他所施行的政策。注7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研究中没有一个能描绘出关于秦桧的清晰画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为材料本身带来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寻找到解决的办法。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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