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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孙觌和北宋灭亡的文章也运用了“文本考古学”方法考察朱熹对李焘指责的可靠性，朱熹认为李焘的《长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孙觌对李纲的中伤。在此情况下，对李焘文本中各构成段落的仔细“分层”驳斥了朱熹的指责，更表明了朱熹对李纲的支持是其旨在重写北宋灭亡历史的道学计划中之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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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也都在某种意义上涉及南宋道学在政治上的崛起和当时的宋史观与宋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一议题在关于杨仲良、陈均和李心传《道命录》的三篇文章中形成聚焦。上述文章利用了中国传统的版本目录学方法来了解这些成书于南宋的宋史著作早期的刊印和流传历史。但与传统的版本目录学不同，我试图使常规的版本信息与政治史及思想史联系、整合。研究的结果或可为这些13世纪宋代史家原本的目的和其著作随后的命运都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图景。在每一个案中，道学学者与科举士人构成的共同体的扩张，要求更易读、易刊、易教学且具有更明确道德立场的宋代史，而非李焘和李心传的杰作。以13世纪道学学者控制出版业的程度，现代学者们可用的史料只能屈服于他们的需求与判断。例如，绝大部分的北宋文集仅存南宋及以后的版本。南宋时对北宋历史的看法无疑影响了哪些作者的著作应当或不应当刊行。蔡京、秦桧、韩侂胄并非目不识丁，但既然道学运动将他们划归为“奸臣”，他们著作的失传也就成为必然了。吴讷在1427年毁去秦桧碑记，不过是此前两个多世纪以来有意无意地令留存的历史记载符合南宋道学所建立的宋史叙述的演进过程中的最后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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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紧张关系最为清晰地体现在对李心传成书于1239年的《道命录》原本的研究中。二百余年前，清代馆臣发现李心传的原作仅有五卷，而元代程荣秀大幅扩充了李心传的原作并更改了李心传对道学历史的看法，产生了十卷本《道命录》，也是如今流传的唯一版本。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不加区别地认为这一增订本中的内容均出自李心传本人之手。我的研究利用现存《永乐大典》中抄录的《道命录》内容复原李心传对其著作的设想。身为程颐的后代，程荣秀对《道命录》的“加工”添入了二程和朱熹的材料。程荣秀的增订最终扭曲了李心传对道学历史的原本看法，并夸大了二程与朱熹在其中的角色。移除后来增修的材料，可能有助于学者更好地理解李心传对道学运动及其在宋代历史中作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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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产生得益于美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宋史学界间的协作。在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的韩森(Valerie Hansen)教授和翰府大学(Haverford College)历史系的史乐民(Paul Smith)教授首倡翻译之议，以期我的研究能更易为中文读者利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中文研究馆员何剑叶女士在方方面面鼓励和支持了出版计划。并感谢耶鲁大学研究生陈元对决定本书书名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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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我的合作者、台湾清华大学李卓颖教授在美国亚洲研究会中国与内亚委员会(China and Inner Asian Counci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支持下尽心费时地统筹了最初的翻译，大部分由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候选人邱逸凡先生努力完成。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也就无从谈起。台湾大学的宋家復教授和他的学生也给予我许多帮助。本书的最后表列了所有文章的英文标题、发表信息以及各篇文章译者与编辑者的信息。2012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台湾访学期间，蒙长庚大学讲座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黄宽重教授和台湾大学方震华教授邀请，曾就书中内容演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不吝赐正，令我获益匪浅。台湾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候选人张维玲通读了各篇文章，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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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陆，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对《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一文多项宝贵与独到的建议，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杨立华教授慷慨同意我使用他早先完成的上文译稿。《朱熹的历史世界》书评译者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罗祎楠先生，感谢他与我多年研讨宋史的情谊。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尹航在编排本书参考文献之外，对原文及译文都追求精确的热情，为本书呈现目前的面貌作了最大的努力。他的师弟曹杰审读了本书的校样，解决了一些文字上的小问题，并协助我完成索引的编制。北京大学的邓小南教授多年来一直激励我的研究，更热忱地向中国大陆的宋史学者推介我的研究成果。衷心感谢她的支持和她在北京为全书最终编辑成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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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向促成本书出版的上述学友致以最大的谢忱。书中如有任何错误都归于我。谨以此书向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宋史研究者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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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四年十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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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涵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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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立奥尔巴尼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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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秦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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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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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儒者也，内激忠愤，不顾其身，惟义所在，岂古所谓忠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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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靖康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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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者，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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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公文集》卷75《戊午谠论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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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杀害岳飞而闻名的秦桧(1090-1155)，从1138年开始出任南宋的宰相，直到最后卒于任上。上面引用的有关他的两种不同评价，是在相隔不到40年的时间里写成的。它们为一个反面形象——中国人联系在秦桧身上的历史的、大众化的想像——的迅速演进提供了佐证，并与同一传统慷慨地给予岳飞的赞颂形成鲜明的对照：臭名昭著的奸佞之徒与被神圣化了的殉难者。注5现代学者，特别是德国汉学家，已经试图通过阐释有关岳飞的传说和《宋史·奸臣传》(《秦桧传》在其中占有主要的位置)的传统记述中的神话因素来纠正这种失衡。注6与此同时，日本的宋史专家并没有受岳飞与秦桧这一对照的过多干扰，而是煞费苦心地挖掘相关材料以重构秦桧的生平并分析他所施行的政策。注7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研究中没有一个能描绘出关于秦桧的清晰画面，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为材料本身带来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寻找到解决的办法。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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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试图从这些材料中引出一个它们不再能讲出的故事——对“真实”的秦桧的叙述，而是选择让材料讲述一个它们能够讲述的故事，即，它们自身被加工的历史。在这篇文章中，我所追求的不是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提供材料上的佐证——我相信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已无可挽回地遗失了，而是试图为人们对“事实”所做的加工提供证据。幸运的是，中国人逐字抄写历史文本以及将现存片断编辑或重编到不断变化的上下文中的做法，给汉学家们提供了在一些细节上证明此类加工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关注的重心就从有关秦桧的无法复原的“事实”转到了关于他的历史形象的塑造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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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核心论点是秦桧对官方历史记录的破坏造成了一种文献的真空，它使得后来关于秦桧的历史神话的创造成为可能。关于这一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刘子健观察到秦桧统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它包括对宫廷历史记录的变更、对私编史书的压制和对口头及文字交流的严格检查。注9这些恣意的压制及其后果导致对各种原始材料的大规模破坏和篡改。秦桧和他的养子秦熺(卒于1161)干涉史官的日常工作并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扰乱了宫廷文献进入国史的过程。与此同时，秦桧统治的文字狱性质迫使许多学者为避免迫害，改变了他们写作的内容和方式，同时也改变或销毁了他们自己和别人的文章。然而，这些高压政策必须被放在1126年北中国失陷于女真人以后北宋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崩溃的背景下来理解。秦桧与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1107-1187；在位时间1127-1162)密切地联合，压制异己，首先迫使人们服从朝廷对女真的妥协政策，然后更进一步强调政治和思想的一致，以之作为总体文化更新的基本政策的一部分。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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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另一个目标是探究有关秦桧的传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并试图为高宗时期的文化政策与在12-13世纪的道学支持者中间对于南宋早期历史独特看法的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文献上的证明。这里，我研究秦桧史形象的塑造过程——并从它在与秦本人同时代的材料中出现开始，一直追溯到它在《宋史》中的定型。我主要的方法是对材料按主题分类进行分析，以对秦桧形象的演化提供文献的证据。这些材料按年代顺序分成三组：大的道学倡导者朱熹(1130-1200)及其12世纪的同道的文章；道学家在宋末元初版的南宋早期编年史中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所做的评注，主要是13世纪中期的材料；《宋史·秦桧传》，正式完成于13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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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秦桧压制政策的反应——高宗时代迫害的后果，导致了对历史记录的二次加工，它比秦桧原来所做的范围更广也更为精致。几乎就在秦桧死的同时，他的余党为了掩盖他们与秦的政策中令人不快的方面的联系，开始修改历史的记录。与此同时，秦桧文字狱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后人对已经被他们的迫害者歪曲过的历史记载进行了校“正”，并填充了由于秦桧最初的删改所造成的巨大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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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最后的百年里，朝廷历史的撰写一直控制在以某种方式与道学运动保持关联的学者手中。作为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这一运动从北宋时期的发端一直到他自己的时代的整个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阐述。朱熹发现秦桧的文字狱是理清这一历史中的一些难题的便利工具，而受秦桧迫害则成了身后被容许进入“道学群体”的一个重要标准。相应地，朱熹致力于创造一个比其本来面目更为阴暗的秦桧形象。当道学获得了思想上的地位和政治上的支持时，以“受恶人迫害的就是好人”的标准作为整个朝代历史的组织原则，就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宋史》中赞扬宋代道学家为“道统”的四卷(427-430卷)，体现了朱熹的道学史观，并为这一著作的编纂者提供了构建宋代思想史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注11与《道学传》相对，依年代记述奸臣恶行的四卷《奸臣传》，差不多起了从反面映衬的作用。作为一个邪恶的谱系，这为解释宋王朝失败的主要方面提供了框架。这两个集团都是人为制造的历史想像。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秦桧操之过急的迫害所开启的历史力量，使得他最终看上去比他同时代的诋毁者所敢于设想的还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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