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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11 在本文的主体部分开始之前附加一个关于秦桧的生平及为人的简要介绍也许是有益的。秦桧生于1090年，出身于现在南京附近某个普通的官吏家庭。注12按照那个时代的惯例，在1115年进士及第后，秦桧娶了前任宰相王珪(1019-1085)的孙女——王一度是王安石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北宋政治集团的首领。他很快被委派为密州(位于现在的山东省)地方学校的教授。由于他妻氏宗族的支持(他们似乎与地方及地方官吏有关系)，他被举荐并通过了1123年的铨试，并很快被指派为太学学正。直到1126年女真人围攻北宋的都城，他一直执掌这一职位。由于某些无法确知的原因(也许与他妻氏宗族在被占领地区的显赫势力有关)，这场危机将秦桧卷入了最高的权力集团。他被选为出使敌国都城的割地使，并在回到开封后被委任为殿中侍御史。在开封被围期间，他成为那些反对弃城投降的人的领袖，并很快被提升为御史台的首脑。都城陷落之日，他留下来陪护钦宗(1101-1161；在位时间，1126)，而且在其后的占领期间，他始终留在城内。1127年初，在俘获了钦宗和徽宗(1082-1135；在位时间1101-1126)以后，女真人建议废黜赵姓皇室，并指定对他们颇有好感的宋朝官员张邦昌为新王朝的皇帝。尽管他具体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其中尚不明确，但秦桧无疑是都城里那些抵制这一运动的官员之一。一些资料表明，秦桧个人向驻扎在城外的女真首领递交了一份抗议书。这是他早期生涯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时刻。这一抗议书的结果是，他和他的家人被拘禁与二帝及其近侍一起被送到北方。在被俘期间，由于他的文学才能，秦桧最初是作为徽宗与女真皇室往来的秘书。这一地位可能给他提供了接近女真统治圈的便利。女真皇帝将他作为陪臣赐给他的兄弟挞懒——一个以河北和山东为根基的女真贵族。1129年，挞懒说服女真统治集团在北中国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他们选择了1128年投降女真的宋朝官员刘豫(1079-1143)作为这一国号为齐的政权的首领。1130年10月，在挞懒进袭江苏期间，秦桧及其全家得以逃脱并最终重新回到了宋朝王廷。脱逃的原委引起了直接的怀疑，因为在宋朝所有被俘的重要官员中，只有秦不仅从北方逃回，而且还带回了他的全家。当时的推测是由于他的妻氏集团在山东的显赫势力——她的几个亲戚在刘豫的政权里做官，他们设法唆使挞懒容许秦桧逃脱。稍后的材料推测挞懒安排让他逃脱是因为他知道秦桧将在南宋朝廷里支持一种对待女真人的柔弱政策。无论情况如何。当时的宰相范宗尹(1098-1136)出面为秦桧担保，而那时第一次见到秦桧的高宗很高兴这样一位忠诚的官员逃归，于是便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几个月以后，他被提升为参知政事，并于1131年8月——他从北方逃回还不到一年，与吕颐浩(1071-1139)一起出任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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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13 一年以后，即1132年8月，作为宰相的秦桧被解职。这次免职的原委即使是在秦桧生前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宋史》叙述说：高宗不满于秦桧对金政策的投降本质。最为确定的是，秦与吕颐浩之间的竞争使得吕与朱胜非(1082-1144)一道通过成功地指控秦桧结党而将他逐出。然而，一个令后来的历史学家不安的原因是假想中的秦桧派系中包括了胡安国(1074-1138)和其他一些程颐(后来的道学运动的一个主要奠基人物)帮派的追随者。秦桧对御史台的失控(这是一个他将不会再犯的错误)，使他易于遭到反对。他接受了一份祠庙的闲职，直到1135年金太宗皇帝去世，他始终未被起用。金太宗死后，挞懒在女真朝廷中的势力得到加强。他支持的对宋相对缓和的态度使得宋廷内部的政治事态变得有利于像秦桧这样倡导对北方妥协的人。与此同时，1135-1136年宋王朝在长江中部镇压内部叛乱以及在中原地区对刘豫的军事胜利，第一次将南宋政权置于一个有利的军事地位，并削弱了女真人对刘豫的支持。1135年6月，秦桧被委任为温州的地方长官。1136年7月，在宰相张浚(1097-1164)举荐下，他被召回朝廷并官复原职。1137年1月，当徽宗皇帝亡故的消息传到朝廷以后，女真与南宋之间妥协的希望再度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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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15 秦桧又一次在张浚的支持下被任命为枢密使。1137年秋，由于措置失宜导致在淮西的大宋军队叛归刘豫，张浚被迫辞职。他被前任宰相、曾为其助手的赵鼎取代。一些资料表明，秦桧曾期望自己得到这个位置。秦桧、张浚和赵鼎之间的关系的确复杂，因此也被后来的史家做了多方面的加工。1137年末，女真人废黜了刘豫，并向南宋方面传话，表示他们乐意以归还徽宗及其皇后的遗体和仍然健在的高宗的生母作为和谈的基础。1138年初南宋最终决定定都临安，而1138年3月秦桧再一次升任宰相，与赵鼎一起主掌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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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17 事实证明，与女真人的谈判是困难的。不仅女真人提出的谈判条件十分苛刻，而且南宋朝廷的许多官员也反对和谈。他们争论说：女真人提议的条款污辱了大宋，同时女真人也不可能信守任何协议，而近来南宋的军事成功有可能继续下去，并使武力收复北方成为可能。1138年12月，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这是秦桧生活和南宋历史的一个关节点。当女真的使团接近都城时，赵鼎在秦桧的压力下辞职，留下秦作为惟一的宰相与女真人谈判并压制反对者。他迅速对他最主要的政敌胡铨(1102-1180)采取了行动：他委派同党作御史以便让他们弹劾那些和议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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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19 许多官员辞职，另外一些人则阿附于秦桧。后来的历史学家把御史对胡铨的弹劾解释为高宗时代文字狱的开始。和约的条款包括将齐在河南和山西的领土归还给南宋政权，此外还要归还皇室成员的棺榇及高宗的生母，作为交换，南宋政权需接受臣属的地位，并每年向女真纳贡。但是，1139年秋，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导致挞懒被处死，而好战的女真领袖掌握了朝政。次年，女真公开背弃和约，并重新进犯河南和山西。岳飞抗击并追踪女真直至河北。但是朝廷命令他退回河南。1141年初，双方再度形成僵持状态。尽管这次媾和的失败给秦桧带来了严峻的政治压力，但他始终没有失去高宗的信任。他拒绝辞职，并进一步压制他的政敌和像赵鼎这样的竞争对手。此时，高宗和秦桧最害怕的不是女真人——他们已经再一次提议和谈，而是受新近在战场上取得的成功鼓励的宋朝主要将领在实际上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既是对女真人的威胁，同时也构成了对南宋朝廷的巨大威胁。1141年中，朝廷开始通过升迁他们入朝为官和将他们的实力重新划归文官职权来削除他们的独立性。岳飞似乎做了比其他人更激烈的抵制，这一姿态导致了从1141年7月对他的告发开始一直到同年12月他被害为止的一系列事件。1142年8月，一项新的和约签署了，这一和约将淮河划定为两国的边界，徽宗皇帝的棺榇和高宗的母亲回到了南宋的国都。秦桧被加封为太师并且开始了一个一直持续到他1155年死亡为止的绝对控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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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21 材 料 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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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23 众所周知，宋朝官修史书的编纂就是将朝廷日常施政的文献编辑和删削成朝代史稿。《起居注》——理想的情况下是对皇帝言行的一种日常记录，被整理进《日历》，而后编为《实录》，最终成为《正史》或《国史》。这一系统开创于初唐，那时统一朝廷的概念及官方历史的记录者、作者和读者之间观点理论上的一致使得从官方档案到既成历史的完整转变显得合乎情理。注13但是北宋强烈的宗派主义使得这一较早的制度性构架承载了过多的负担，而该模式是以初唐更为集权化的经验为基础的。在一个以诉诸历史先例作为对计划行动的一种强有力论据的社会里，相互竞争的政治派别会写出相互竞争的不同版本的历史，由于《神宗实录》记载了从1064-1085年间的史事(这一时期发生了王安石的变法派与司马光的保守派之间的斗争)，随着对朝廷和著作官方历史的权力的控制在两个党派间的更迭，在王安石和司马光死后的15年里，它被前后修订过不下三次。注14而1135-1138年间，在两个互相竞争的宰相赵鼎和张浚为提供看似合理的历史证据以支持各自政策的斗争中，《神宗实录》又被做了两次进一步的修改。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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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25 这样一来，在秦桧1138年成为宰相时，他其实是在一个他的前任已经公然篡改官方历史的政治环境里运作。因此，几乎毫不奇怪，1140年2月史馆被完全解散，馆中的官员均恢复原职，而史馆的工作则被转入秘书省。作为基础的《日历》的编纂成为著作郎的职责。特别是编纂的实体将在为特定的计划工作的秘书省中建立起来，而每一个计划的长官和人员都由宰相委派，注16这些变更增加了宰相对历史编纂能够施加控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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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27 事实上，从11世纪早期起，宋朝的史馆就不再配有专官。注17而且，北宋的改革派很早就建议解散史馆，重新分配它的功能，并以之作为元丰时期(1078-1085)的制度性变革的部分。注18总之，1140年的重组代表宋王廷试图使官方历史的修撰与宋代的政治生活现实相一致的努力达到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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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29 秦桧利用这一倾向迅速做出了行动。《起居注》是编纂过程所依赖的主要档案材料。起初，起居郎被设置为宫廷的随员来记录皇帝的言行，但在宋代，他们被定位为听众，他们距离皇帝太远以至于无法听到他的言辞。作为替代，他们依赖于听后掌握的文献：每一个官员提供一份在朝廷的记录，而后将记录的副本连同皇帝的评语一起送给起居郎以供记载和保存。秦桧死后数月，新任命的起居郎吴秉信上奏说：他的官属从1143年起就没有配给随员，而其后的记录也付之阙如。在重构佚失记载的努力中，他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相关的文献。但尽管一再努力，后来的起居郎都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注19这里似乎暗示了：秦桧拦截了呈交后的原始记录并且不给起居郎配置随员以掩盖他的行为。1143-1155年间的原始档案材料的破坏是此后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问题的基本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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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31 通过否定《起居注》的档案功能，秦桧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限制了将来要考察他在1142年以后的政策的史家对于文献的利用。注20与此同时，他还通过促进1127-1142年间《日历》(朝代史编纂的第二个阶段)的迅速编纂，采取主动的步骤以控制现存的档案材料。当他的养子秦熺通过了1142年4月的进士考试后，便立即被安置在秘书省，并且在当年秋天被晋升为秘书少监。注211147年7月，就在皇帝为新建成的秘书省揭幕之前，秦熺被任命为秘书省提举——一个新设的职位，使他可以完全控制秘书省的功能，直到秦桧1155年去世。注221143年2月，在他最初被安置到秘书省以后不久，秦熺和他的两个同僚完成了590卷的《建炎以来日历》，并正式呈交给皇帝。这一文本涵括了从高宗登基到1142年5月的这段时期，还附加了一个叙述高宗的母亲回归过程的附录，这是1142年8月与女真缔结和约的一个结果。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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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33 王明清(1127-1214)最早明确地指出南宋正统的编史工作的这一基调：为了从正面反映秦桧的情况，1143年的《建炎以来日历》歪曲了既存的1127-1142年间的《日历》。1142-1155年间的记录也被认为是以同样的基调撰记的。对于这一结果，王援引了徐度(死于1156？)的说法：“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于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由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注24在注意到对《建炎以来日历》的看法以后，李心传通过在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正义里引证徐度的评论认可了这一看法，而这一讨论经常构成野史中关于南宋初历史编著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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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35 然而，此类野史中极少提及秦桧死后其政敌和同党修改、变更和回填其施政记录的努力。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建构1143-1155年间《起居注》的尝试。在一个更现实和直接的事实上，1156年5月，以前秦桧的同伙、当时身为宰相的沈该指出：“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而取上即位至今通三十年，纂为《中兴圣语》六十卷，上之。”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将这一仓促的工作解释为高宗及秦桧以前的同伙试图将皇帝(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同秦桧政策的某些方面摆脱干系的努力。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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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37 “校正”和“审订”秦熺的《日历》的直接步骤也被采用。1156年6月，张孝祥(1132-1170)吁请为那些遭秦桧迫害的人复职，并重新修订《日历》。他直接将王安石与秦桧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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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39 昔王安石作《日录》，一时政事，美则归己。故相信任之专，非特如安石。臣惧其作《时政记》，亦如安石专用己意，掠美自归。望取去岁以前修过《日历》，详加是正，审订事实，务在贬黜私说，庶几垂之无穷。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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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43 这一建议得到批准，而当时正在秘书省供职的作者本人则开始着手这一工作。但张孝祥并不是一个对当时事实无偏见的观察者。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曾与秦桧发生冲突，而张孝祥本人则因卷人胡寅“谋大逆”案而受到指控。注281162年12月，这一修订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当时任职于秘书省的张震(1151年进士)提到：除了校正590卷的《建炎以来日历》的“舛误”外，秘书省还在编辑一部830卷的1142-1155年间的材料和707人的传记草稿。在这些材料中有秦桧的日常施政记录，秘书省的馆职人员正在“审订事实”。注291176年3月，1000卷的《高宗日历》被呈交给皇帝。当时任秘书省长官才两个月的李焘(1115-1184)为其作序。当这位大历史学家提出质疑时，人们感到的是一种沮丧而非自谦的语气：“顾惟纪述圣神之言动，事大体重，臣愚岂能独任？加之岁周三纪，史非一官，缀缉穿联，简策繁夥，其间脱略抵牾，违失本真，安能自保？”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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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45 虽然证据表明：徐度有关南宋初年的档案材料已经“完成”的描述值得怀疑，但李焘在1176年《日历》的序中肯定了徐关于秦桧统治对于官修历史撰写的破坏性影响的描述。注31尽管《日历》的文本在13世纪末已经散佚，两部现存的12世纪的著作仍与之直接相关。它们是熊克完成于1185年的《中兴小历》和李心传完成于1208年的《要录》。这两部私家著述既有很多重要的一致性，又表现出了他们克服《日历》的固有缺陷的企图中的种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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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47 熊克的《小历》作为高宗时代的研究资料经常被忽略。绝大多数学者很自然地乐于依据李心传卷帙更多、也更为详尽的著作。熊克大约在1180年任职为起居郎，而他的著述的标题反映了它作为《日历》的一种非正式的节略本的特征。他无疑有接触《日历》的机会，而为了编著他的《小历》，他还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了私人的材料。李心传在其《要录》中引述《小历》超过500次，通常是出于纠误的目的，他批评《小历》的脱漏和不全面，指出它没有被呈交御览。注32现代学者对这部著作的忽略是不幸的，因为《小历》是现存的那一时期历史的最早尝试，它撰写于高宗仍然健在的时候，并为李心传提供了重要的模式。《小历》对于秦桧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在总体上对秦倡导的和平政策抱有同情。这一事实确立了关于秦桧的历史记载的一个重要的总体原则：讨论涉及的著作年代越早，秦桧的形象反面色彩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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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49 现代学者认为李心传的《要录》是中国历史著述的一座丰碑，而我对于秦桧相关的著作的接触也充分地证实了这一判断。尽管在长度上只有《日历》的1/5，《要录》在篇幅上仍是《小历》的5倍(200卷对40卷)，而且它参考了范围更为广阔的私人材料。注33李在1196-1208年间撰著《要录》，那是一个充斥着对私家著史的检查和禁止的时代。对“伪学”的禁制开始于1196年8月，到1202年2月仍有余响。此后不久，即1202年春，朝廷发布禁令禁止私家史书的编著，而李不久便收到了来自他的朋友的警告——其中包括有关秦桧早期因李光(1078-1159)及其家人存有一部私著史书而对他进行迫害的直接资料，被迫暂时中止了他的历史研究，直到1207年韩侂胄死后才重新开始。注34这样一来，李心传在编著《要录》的时候，便目睹了许多与秦桧治下的高宗朝廷一样的思想和政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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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51 《要录》同时既是对《日历》的压缩又是对它的评注，它被分为正文和李自己的注释两部分，在注释中他试图消除《日历》中的歪曲和加工。在找出《日历》的不一致和抵牾之处以后，他整理私家的资料以确定有争议的事件的最为可信的情形。他的正文表达了这一研究的结果，而他的注释则既保存了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又为他的选择提供了文献上的支持。他手边既有的资料常常不能得出定论，在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据以后，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待考”。换言之，《要录》对于现代学者的巨大价值在于李格外注意在他的注释中保存事件的不同说法，同时他对从当时有效的材料中能够得出什么、不能得出什么有一个诚实的态度。在对这一格式的采纳上，李追随了李焘完成于1183年的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成例，而李心传的著史标准与他著名的前辈的那些标准比较起来更令人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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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53 李心传对于平衡《日历》中拥秦和反秦的偏见同样注意。一方面，他总是警觉地探察秦熺改写1142年以前《日历》的证据。例如，《要录》里有一则1138年9月的记载，其中高宗称赞了一份建议在内部为战争做准备的同时对外采取与女真媾和的政策的奏章。《日历》的原文提到：“王庶与赵鼎等亦以此说为然，当力守此议。”李直截了当地承认赵鼎对此建议的支持，同时还引证了四条证据作为文献上的依据，但他指出王庶作为一个坚决的主战派始终反对赵鼎支持的这一两面政策。李论断说，将王庶包括在这一段里迹近污蔑。他怀疑王庶的名字是秦熺在修订早期《日历》时另行插入的。因此李将王庶的名字从这一段里略去，改为“赵鼎等言当力守此议”。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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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55 另一方面，李心传又尽力纠正对秦桧的过于负面的记载，特别是对其早年。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个影响秦桧一生的决定性时刻。1127年2月开封陷落以后，女真要求替换掉作为皇室的赵氏家族，而拥立张邦昌为新朝代——楚的皇帝，留在都城的大宋官员集会讨论这一要求；秦桧是当时御史台的首领，他公开向女真将领递交了一份抗议书，强烈地要求保留赵氏的皇位。但是据王明清所说，御史台的另一位成员、曾师从程颐学习《中庸》的马伸(卒于1129年)是这一抗议书背后的倡议者，并和其他御史一起逼迫很不情愿的秦桧作为首席御史签字。许多年以后的1153年，马伸的学生同时又是他女婿的何兑对秦桧将1127年抵制女真人对赵氏的灭绝的功劳完全据为己有的企图感到震怒。为抗议秦桧的自诩，他把仍保存于家中的马伸的御史文献原稿送到了枢密院。这一行动激怒了秦桧，他命令将何兑审讯并放逐到南方。李心传收录了1127年那份文献的全文，并指出文章是以出自秦桧的观点的第一人称叙述而成的，不是一份联名的文献。他注意到王的著作中的另一段，其中描述秦桧逼迫其他拒绝签字的御史官在文献上签字，他指出了这两段文献之间的抵牾。他还有力地指出女真人囚禁的是秦桧而非马伸。最后，还记录了秦桧在呈交了他的奏章以后便辞去了御史台首领的职位，这一事实被从《实录》中删去，但李从保留在《日历》中的另一文献的简要记载中复原了这一史实。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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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57 传统的中国史学的巨大讽刺之一、同时也是对现代学者的一种最大的恩赐是：李心传的同辈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在《要录》上的努力。尽管宫廷的史馆在1212年收存了这部书的一个副本，但它直到1253年才公开付印，几乎是在李死去的10年以后。这部著作没有包括在元代的《宋史》编纂者所要购买的参考著作的书单中，也没有古代的印本留存下来。所有现存的版本都源于抄录在明初的《永乐大典》中的一种文本，后来这一文本又被收入18世纪的《四库全书》。因此，《要录》既没有影响后来的中国人对于宋代历史的传统态度的发展，也没有受到这一发展的影响。然而，对于后一陈述而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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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1559 在这惟一流传下来的《要录》的版本中，李心传的注释里包含了大量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后来增益的段落。《四库》的编纂者推测是《永乐大典》的编辑者增加了这些段落，但更为可能的是它们已经出现在现已散佚的作为《永乐大典》原本的《要录》版本中。这些令人质疑的段落大部分都是说教或道德的评价，从注释中被引证的作者和标题看，它们来自三种资料。实际上，注释中引证的所有这些与秦桧有关的资料，其结果或是否定李心传在正文中叙述的秦桧的正面或中性的形象，或是进一步加深其已经表现为反面的形象，换言之，是为确保读者不会被李心传持中的历史著述所误导。注37这三种资料依年代顺序先后是：①何俌(卒于1167)的《中兴龟鉴》；②留正(1129-1206)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③吕中(1247年进士)的《皇朝中兴大事记》。第②种和第③种勉强算是完整地保存下来，而第①种则只有引文。我们先从最后一部著作谈起，因为它与李心传的《要录》的关系最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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