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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者认为李心传的《要录》是中国历史著述的一座丰碑，而我对于秦桧相关的著作的接触也充分地证实了这一判断。尽管在长度上只有《日历》的1/5，《要录》在篇幅上仍是《小历》的5倍(200卷对40卷)，而且它参考了范围更为广阔的私人材料。注33李在1196-1208年间撰著《要录》，那是一个充斥着对私家著史的检查和禁止的时代。对“伪学”的禁制开始于1196年8月，到1202年2月仍有余响。此后不久，即1202年春，朝廷发布禁令禁止私家史书的编著，而李不久便收到了来自他的朋友的警告——其中包括有关秦桧早期因李光(1078-1159)及其家人存有一部私著史书而对他进行迫害的直接资料，被迫暂时中止了他的历史研究，直到1207年韩侂胄死后才重新开始。注34这样一来，李心传在编著《要录》的时候，便目睹了许多与秦桧治下的高宗朝廷一样的思想和政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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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同时既是对《日历》的压缩又是对它的评注，它被分为正文和李自己的注释两部分，在注释中他试图消除《日历》中的歪曲和加工。在找出《日历》的不一致和抵牾之处以后，他整理私家的资料以确定有争议的事件的最为可信的情形。他的正文表达了这一研究的结果，而他的注释则既保存了同一事件的不同说法，又为他的选择提供了文献上的支持。他手边既有的资料常常不能得出定论，在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据以后，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待考”。换言之，《要录》对于现代学者的巨大价值在于李格外注意在他的注释中保存事件的不同说法，同时他对从当时有效的材料中能够得出什么、不能得出什么有一个诚实的态度。在对这一格式的采纳上，李追随了李焘完成于1183年的北宋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成例，而李心传的著史标准与他著名的前辈的那些标准比较起来更令人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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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对于平衡《日历》中拥秦和反秦的偏见同样注意。一方面，他总是警觉地探察秦熺改写1142年以前《日历》的证据。例如，《要录》里有一则1138年9月的记载，其中高宗称赞了一份建议在内部为战争做准备的同时对外采取与女真媾和的政策的奏章。《日历》的原文提到：“王庶与赵鼎等亦以此说为然，当力守此议。”李直截了当地承认赵鼎对此建议的支持，同时还引证了四条证据作为文献上的依据，但他指出王庶作为一个坚决的主战派始终反对赵鼎支持的这一两面政策。李论断说，将王庶包括在这一段里迹近污蔑。他怀疑王庶的名字是秦熺在修订早期《日历》时另行插入的。因此李将王庶的名字从这一段里略去，改为“赵鼎等言当力守此议”。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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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李心传又尽力纠正对秦桧的过于负面的记载，特别是对其早年。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个影响秦桧一生的决定性时刻。1127年2月开封陷落以后，女真要求替换掉作为皇室的赵氏家族，而拥立张邦昌为新朝代——楚的皇帝，留在都城的大宋官员集会讨论这一要求；秦桧是当时御史台的首领，他公开向女真将领递交了一份抗议书，强烈地要求保留赵氏的皇位。但是据王明清所说，御史台的另一位成员、曾师从程颐学习《中庸》的马伸(卒于1129年)是这一抗议书背后的倡议者，并和其他御史一起逼迫很不情愿的秦桧作为首席御史签字。许多年以后的1153年，马伸的学生同时又是他女婿的何兑对秦桧将1127年抵制女真人对赵氏的灭绝的功劳完全据为己有的企图感到震怒。为抗议秦桧的自诩，他把仍保存于家中的马伸的御史文献原稿送到了枢密院。这一行动激怒了秦桧，他命令将何兑审讯并放逐到南方。李心传收录了1127年那份文献的全文，并指出文章是以出自秦桧的观点的第一人称叙述而成的，不是一份联名的文献。他注意到王的著作中的另一段，其中描述秦桧逼迫其他拒绝签字的御史官在文献上签字，他指出了这两段文献之间的抵牾。他还有力地指出女真人囚禁的是秦桧而非马伸。最后，还记录了秦桧在呈交了他的奏章以后便辞去了御史台首领的职位，这一事实被从《实录》中删去，但李从保留在《日历》中的另一文献的简要记载中复原了这一史实。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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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中国史学的巨大讽刺之一、同时也是对现代学者的一种最大的恩赐是：李心传的同辈们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在《要录》上的努力。尽管宫廷的史馆在1212年收存了这部书的一个副本，但它直到1253年才公开付印，几乎是在李死去的10年以后。这部著作没有包括在元代的《宋史》编纂者所要购买的参考著作的书单中，也没有古代的印本留存下来。所有现存的版本都源于抄录在明初的《永乐大典》中的一种文本，后来这一文本又被收入18世纪的《四库全书》。因此，《要录》既没有影响后来的中国人对于宋代历史的传统态度的发展，也没有受到这一发展的影响。然而，对于后一陈述而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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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惟一流传下来的《要录》的版本中，李心传的注释里包含了大量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后来增益的段落。《四库》的编纂者推测是《永乐大典》的编辑者增加了这些段落，但更为可能的是它们已经出现在现已散佚的作为《永乐大典》原本的《要录》版本中。这些令人质疑的段落大部分都是说教或道德的评价，从注释中被引证的作者和标题看，它们来自三种资料。实际上，注释中引证的所有这些与秦桧有关的资料，其结果或是否定李心传在正文中叙述的秦桧的正面或中性的形象，或是进一步加深其已经表现为反面的形象，换言之，是为确保读者不会被李心传持中的历史著述所误导。注37这三种资料依年代顺序先后是：①何俌(卒于1167)的《中兴龟鉴》；②留正(1129-1206)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③吕中(1247年进士)的《皇朝中兴大事记》。第②种和第③种勉强算是完整地保存下来，而第①种则只有引文。我们先从最后一部著作谈起，因为它与李心传的《要录》的关系最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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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中的《皇朝中兴大事记》从未付梓，只有抄本存世。注38藏书家黄虞稷在1677年的一种明抄本的跋中写道：“中字时可，晋江人。淳祐七年廷对第六人，教授肇庆府，除国史实录院检阅。上疏言当去小人之根，革赃吏之弊。迁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言人能正心则事不足为，人君能正心则事不足治。理宗嘉纳之，以予给归，召为秘书郎。”注39这一抄本扉页的一段文字表明吕中是在肇庆的学校期间撰述这部著作的，大约在1250年前后。这部著作根据很多小的主题划分并粗略地按年代顺序排列。每一主题开始于由官方的资料如《日历》或《实录》中缩节和改写的有确定日期的摘录的汇集。对于这些摘录，吕中经常会附以长短不一的评论，短的只有几句话，长的可达数页。一个题为“秦桧窜不附和议君子”的主题被置于1142年6月，并以日期的提示开始，列举了1142年到1155年间对王庶及其他20位官员的放逐。随后的一个主题将秦桧的迫害放到宋初的历史背景中，并引申出特定的道德训诫：“向时权臣所不忍为者，桧皆为之。”王安石和蔡京(1047-1126)没有加害过任何一个官员，而“桧之雪刃将有大可畏者，晚年欲杀贤士大夫五十三人，而桧则死矣。天之所为，又岂人之所能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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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吕中的生平以及他的现存著作的标题和格式判断，很明确，《皇朝中兴大事记》是一部教学和说教的著作，可能是打算用作一种为教师口头授课准备的讲义，而不是供学生阅读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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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此类形式的南宋著作存在，这就是吕祖谦的《大事记》(尽管它比吕中的著作更多矫饰)，这部书也是打算用作授课材料的，并且可能已经为后来的著作起到了范本的作用。注40《皇朝中兴大事记》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将道德和伦理范畴露骨地运用到南宋的政治集团中。这样一来，导致12世纪末对道学的禁制的赵汝愚(1140-1196)与韩侂胄之间的政治斗争被描述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冲突。当然，此类道德与政治的融合在中国思想学说中是很常见的。在吕中那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努力使历史显得更为清楚，这导致了在整个朝代的历史上此类道德上的二分法的大量运用。吕中将正史与供教学用的历史融合为一，这使得这位南宋末年影响甚微的道学家的历史著述与李心传和徐梦莘编写的严肃的历史著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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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完成于1208年的《要录》是不可能援引成书于1250年左右的《皇朝中兴大事记》的。而另外两部著作的情况却没有这么确定。现存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有时被描述为作者不详的著作，有时则与12世纪末的宰相留正联系起来，此书源于一种由秘书省发布的被称为《圣政》的宋代史著。注41与那些规模较大、在想像中也更具严肃性的《日历》或《实录》相比，这种形式的著作不太正规。《圣政》是某位皇帝的言行的汇集，按主题排列。它们关注正面的发展，目的是在道德的意义上从过去的统治中提升出“圣政”的实例，而不是要写出严肃的历史。注42《高宗圣政》60卷于1166年闰9月呈交给皇帝，而《孝宗圣政》50卷则完成于1192年12月。注43由于它们明确的说教性的内容，《圣政》具有改造与教化工具的理想基础。50年以后，陈振孙的目录里记录了一部20卷的《高宗孝宗圣政编要》。陈提到，他的抄本里包括由书店摘录出来的精选部分以便于考生使用。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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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是一部涵盖1127-1189年间史事的以年代为序的史著，由与《日历》相同的记载构成。每页上缘的主标题和按主题将这些标题分类的详细目录明显地服务于教化的目的。这些标题的风格和用语都类似于吕中的《大事记》中的文章主题。经常出现的以“臣留正等曰”为起句的评论与吕中的评论很相似。它们引出历史的相似性，提供解释的框架，并在总体上将读者引导到对于事件的正确的道德理解上去。历史事件与道德解释之间的直接联系是这些说教性的编年史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无疑使它们有利于为应试所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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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些文本与留正之间的关系是很困难的。留首次任职于秘书省是在12世纪70年代中期，因此他不可能参与《高宗圣政》的工作。然而，他于1192年任宰相，其时《孝宗圣政》刚好完成，因此在名义上，这一项目是由他领衔。随着道学运动在13世纪得到了政治上的尊崇，他在庆元党禁的(1195-1200)名单中作为赵汝愚和朱熹的伙伴的身份，使得这些以他的名义说出的历史判断的道德价值有所增加。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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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存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的文本肯定与陈振孙在13世纪中期看到的著作不同。现存的文本收入了引自何俌的《中兴龟鉴》和吕中的《大事记》的段落。后者无疑是在后人对此书进行改写时加入的。这些增益反映在现存抄本的每一章开头的完整标题中：《曾(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圣政》。“曾(增)入名儒讲义”这一用语至少还出现在另外两部并不十分严格地以《日历》的材料为依据的宋末元初的编年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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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从明代开始就被称做《宋史全文》的文献。但至少这部著作的一种元代版本的标题是《曾(增)入名儒讲义续资治通鉴》。注46第二部著作是刘时举(1220-1280)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这是一部1127-1224年间的南宋编年史，它的元代版本中包括一个描述这部书的种种精彩之处的广告，其中包括“增入诸儒集议”。在这一点上，这一宣传可能不太可靠，因为现代的文本中只包含引自吕中的《中兴大事记》的观点。”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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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入《要录》中的三种“评价性”的著作中，何俌的《中兴龟鉴》最有疑问，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最为清楚。甚至在秦桧死之前，何俌作为太学博士就已十分活跃，他就任这一职位一直到12世纪50年代末。1161年5月，他被委任为馆伴使参加出使女真的一个使团。在1164-l165年间，他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和集英殿修撰。他于1166年12月致仕。注48然而，《宋会要》1143年5月条下的一个简短的注释令人十分费解：“中书后省言，看详左迪功郎何俌(补)上《中兴龟鉴》，学术通明，议论纯粹，观其所陈，有补治道，诏与转一官。”注49人们也许会怀疑《宋会要》的日期有误，但李心传本人在同一日期下记载了除晋职以外的相同情形，并附带指出这部著作的篇幅为10卷。注50两种资料都只记载了作者的一个名誉性的或是只代表食俸品级的官衔(散官)——左迪功郎，一个极低的官职(在总共40个品级中列在第37级)，这表明何俌可能已经通过了科举但还没有被委派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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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的注释中引用何俌的《中兴龟鉴》达50次以上，包括许多强烈批评秦桧以及评论发生在1143年以后的事件的段落。注51至少有一个段落直接提到朱熹，另一段不自觉地透露出朱熹的张浚传带来的影响，还有一段则在重复岳珂完成于1204年的《金陀粹编》中的部分赞美岳飞的话。注52很明确，这些引文不可能是何俌原来呈交的部分。《中兴龟鉴》现已散佚，而且也没有任何宋代目录提过它。因此，1143年的原本与现存的引文之间的关系无法确知。但现存引文的修辞在风格和语气上与吕中的《大事记》相合，而来自这两种文本中的引文经常成对出现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注53在两个文本之间实际的言词完全相同的情况，至少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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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要录》的注释中源自何俌的《中兴龟鉴》和吕中的《大事记》的引文不是李心传原来文本的部分，而是反映了13世纪中期的态度。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13世纪的引文经常用于扭转或抛弃李心传对秦桧的原初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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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为宋末道学的追随者将秦桧的形象由李心传的中性描述(它本身似乎反映了12世纪的一致意见)加工成朱熹式的更为极端的系统表述的努力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明。它似也为秦桧的反面角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间阶段提供了文献上的佐证：这一过程从朱熹最初的系统表述开始，最后在《宋史》的《秦桧传》中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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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统一与对野史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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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时代的思想氛围是由南宋早期历史的动荡环境、特别是由高宗和秦桧对这些事件的回应方式造成的，并且依次由它们形塑。金对北方的占领以及12世纪20-30年代众多受金控制的中国傀儡政权在边境地区的建立，对于许多宋朝官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这些地区原住民的官员的忠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12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未来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时，许多早期做出困难的选择或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犹豫得太久的官员突然面对着一个有疑点的过去。在道德和政治的解体中，他们迫不急待地要修改历史的记录、给含糊的事件以表面上的历史清晰，以证实个人的忠诚和正直。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里考察当时野史的激增、对野史的审查以及最后的绝对禁止：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中兴”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当1143年闰4月与秦熺合著《日历》的王扬英刚刚完成了从1127年以来的《日历》的修撰时，他建议史馆编纂《靖康建炎忠义录》，“俾见危致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托无穷之传”。此时，圣徒传变得利害攸关。李心传带着强烈讽刺意味地提到“其后书不克成”。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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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高宗登基的特殊性、早期反对其权威的政变和叛乱、处于北方俘虏之中的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前任皇帝)的仍然健在，使得他对官方和私家历史如何描述他的统治十分敏感。而且在宋代所有最博学的皇帝中，高宗在经典和历史的学习上很有修养，而且还是一个颇有功底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他很理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对北宋文化活力的积极追求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地位还是对于南宋政权的合法性都有着本质的意义。注55高宗手下的宫廷文人与皇帝有着同样的抱负，要成为北宋“文士”受人尊敬的继承者。这一努力顺理成章地培育出对文字的高度敏感(甚至是在过度文人化的中国政治世界里也显得极端)和对语言的细微差别的关注。这种过分的关注带来了一种不良倾向：把对文字末节的推求推向政治化和法律审查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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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与其主人一样，也是这一既成文字文化对于其自身不远的过去的迷念产物。他自身被北方俘虏以及1130年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回归南方所激起的对于他对大宋的忠诚的议论和怀疑，在政治和情感上都困扰着他，迫使他至少两次公开地从事“校正载传”的运动。注56他还编著了他私人的历史，一部题名为《北征纪实》的关于他在北方经历的记述。注57即使在早期，秦桧似乎也对文字的批评极端敏感，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对于1131年2月收到的当时的临安知府孙觌(1081-1169)庆贺他被委派到政事堂的一封普通信件的反应中看出。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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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方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国；唐杜甫麻鞵入见，乃拜拾遗；未有如公，独参大政。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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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这可能的确是某种形式上的祝贺：像苏武一样经历了匈奴长期的俘虏，又像杜甫那样在安禄山的叛乱中历经艰苦重新回到朝廷，秦桧也从女真人的俘虏中回归。秦桧则更深地阅读了文本，从中看出了批评：当朝廷的其他人被迫逃到海上时，他却不在那儿。在这样的阅读中，苏武和杜甫的事例成了讽刺：与那些为国家忍受屈辱却只获得了很小官职的英雄不同，秦桧在他回朝数月便被委以要职。这种对文字的细微差别和讽刺的可能性的警惕是文字审查者的一种基本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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