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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是一部涵盖1127-1189年间史事的以年代为序的史著，由与《日历》相同的记载构成。每页上缘的主标题和按主题将这些标题分类的详细目录明显地服务于教化的目的。这些标题的风格和用语都类似于吕中的《大事记》中的文章主题。经常出现的以“臣留正等曰”为起句的评论与吕中的评论很相似。它们引出历史的相似性，提供解释的框架，并在总体上将读者引导到对于事件的正确的道德理解上去。历史事件与道德解释之间的直接联系是这些说教性的编年史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无疑使它们有利于为应试所做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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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这些文本与留正之间的关系是很困难的。留首次任职于秘书省是在12世纪70年代中期，因此他不可能参与《高宗圣政》的工作。然而，他于1192年任宰相，其时《孝宗圣政》刚好完成，因此在名义上，这一项目是由他领衔。随着道学运动在13世纪得到了政治上的尊崇，他在庆元党禁的(1195-1200)名单中作为赵汝愚和朱熹的伙伴的身份，使得这些以他的名义说出的历史判断的道德价值有所增加。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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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存的《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的文本肯定与陈振孙在13世纪中期看到的著作不同。现存的文本收入了引自何俌的《中兴龟鉴》和吕中的《大事记》的段落。后者无疑是在后人对此书进行改写时加入的。这些增益反映在现存抄本的每一章开头的完整标题中：《曾(增)入名儒讲义皇宋中兴圣政》。“曾(增)入名儒讲义”这一用语至少还出现在另外两部并不十分严格地以《日历》的材料为依据的宋末元初的编年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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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从明代开始就被称做《宋史全文》的文献。但至少这部著作的一种元代版本的标题是《曾(增)入名儒讲义续资治通鉴》。注46第二部著作是刘时举(1220-1280)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这是一部1127-1224年间的南宋编年史，它的元代版本中包括一个描述这部书的种种精彩之处的广告，其中包括“增入诸儒集议”。在这一点上，这一宣传可能不太可靠，因为现代的文本中只包含引自吕中的《中兴大事记》的观点。”注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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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插入《要录》中的三种“评价性”的著作中，何俌的《中兴龟鉴》最有疑问，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最为清楚。甚至在秦桧死之前，何俌作为太学博士就已十分活跃，他就任这一职位一直到12世纪50年代末。1161年5月，他被委任为馆伴使参加出使女真的一个使团。在1164-l165年间，他历任起居郎、中书舍人和集英殿修撰。他于1166年12月致仕。注48然而，《宋会要》1143年5月条下的一个简短的注释令人十分费解：“中书后省言，看详左迪功郎何俌(补)上《中兴龟鉴》，学术通明，议论纯粹，观其所陈，有补治道，诏与转一官。”注49人们也许会怀疑《宋会要》的日期有误，但李心传本人在同一日期下记载了除晋职以外的相同情形，并附带指出这部著作的篇幅为10卷。注50两种资料都只记载了作者的一个名誉性的或是只代表食俸品级的官衔(散官)——左迪功郎，一个极低的官职(在总共40个品级中列在第37级)，这表明何俌可能已经通过了科举但还没有被委派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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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录》的注释中引用何俌的《中兴龟鉴》达50次以上，包括许多强烈批评秦桧以及评论发生在1143年以后的事件的段落。注51至少有一个段落直接提到朱熹，另一段不自觉地透露出朱熹的张浚传带来的影响，还有一段则在重复岳珂完成于1204年的《金陀粹编》中的部分赞美岳飞的话。注52很明确，这些引文不可能是何俌原来呈交的部分。《中兴龟鉴》现已散佚，而且也没有任何宋代目录提过它。因此，1143年的原本与现存的引文之间的关系无法确知。但现存引文的修辞在风格和语气上与吕中的《大事记》相合，而来自这两种文本中的引文经常成对出现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注53在两个文本之间实际的言词完全相同的情况，至少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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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要录》的注释中源自何俌的《中兴龟鉴》和吕中的《大事记》的引文不是李心传原来文本的部分，而是反映了13世纪中期的态度。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些13世纪的引文经常用于扭转或抛弃李心传对秦桧的原初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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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为宋末道学的追随者将秦桧的形象由李心传的中性描述(它本身似乎反映了12世纪的一致意见)加工成朱熹式的更为极端的系统表述的努力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明。它似也为秦桧的反面角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间阶段提供了文献上的佐证：这一过程从朱熹最初的系统表述开始，最后在《宋史》的《秦桧传》中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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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统一与对野史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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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时代的思想氛围是由南宋早期历史的动荡环境、特别是由高宗和秦桧对这些事件的回应方式造成的，并且依次由它们形塑。金对北方的占领以及12世纪20-30年代众多受金控制的中国傀儡政权在边境地区的建立，对于许多宋朝官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这些地区原住民的官员的忠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12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未来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时，许多早期做出困难的选择或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犹豫得太久的官员突然面对着一个有疑点的过去。在道德和政治的解体中，他们迫不急待地要修改历史的记录、给含糊的事件以表面上的历史清晰，以证实个人的忠诚和正直。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里考察当时野史的激增、对野史的审查以及最后的绝对禁止：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中兴”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当1143年闰4月与秦熺合著《日历》的王扬英刚刚完成了从1127年以来的《日历》的修撰时，他建议史馆编纂《靖康建炎忠义录》，“俾见危致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托无穷之传”。此时，圣徒传变得利害攸关。李心传带着强烈讽刺意味地提到“其后书不克成”。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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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高宗登基的特殊性、早期反对其权威的政变和叛乱、处于北方俘虏之中的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前任皇帝)的仍然健在，使得他对官方和私家历史如何描述他的统治十分敏感。而且在宋代所有最博学的皇帝中，高宗在经典和历史的学习上很有修养，而且还是一个颇有功底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他很理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对北宋文化活力的积极追求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地位还是对于南宋政权的合法性都有着本质的意义。注55高宗手下的宫廷文人与皇帝有着同样的抱负，要成为北宋“文士”受人尊敬的继承者。这一努力顺理成章地培育出对文字的高度敏感(甚至是在过度文人化的中国政治世界里也显得极端)和对语言的细微差别的关注。这种过分的关注带来了一种不良倾向：把对文字末节的推求推向政治化和法律审查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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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与其主人一样，也是这一既成文字文化对于其自身不远的过去的迷念产物。他自身被北方俘虏以及1130年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回归南方所激起的对于他对大宋的忠诚的议论和怀疑，在政治和情感上都困扰着他，迫使他至少两次公开地从事“校正载传”的运动。注56他还编著了他私人的历史，一部题名为《北征纪实》的关于他在北方经历的记述。注57即使在早期，秦桧似乎也对文字的批评极端敏感，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对于1131年2月收到的当时的临安知府孙觌(1081-1169)庆贺他被委派到政事堂的一封普通信件的反应中看出。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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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方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国；唐杜甫麻鞵入见，乃拜拾遗；未有如公，独参大政。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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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这可能的确是某种形式上的祝贺：像苏武一样经历了匈奴长期的俘虏，又像杜甫那样在安禄山的叛乱中历经艰苦重新回到朝廷，秦桧也从女真人的俘虏中回归。秦桧则更深地阅读了文本，从中看出了批评：当朝廷的其他人被迫逃到海上时，他却不在那儿。在这样的阅读中，苏武和杜甫的事例成了讽刺：与那些为国家忍受屈辱却只获得了很小官职的英雄不同，秦桧在他回朝数月便被委以要职。这种对文字的细微差别和讽刺的可能性的警惕是文字审查者的一种基本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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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年媾和以后，南宋朝廷开始了一项将临安省府改造成王朝都城的雄心勃勃的建筑和文化更新计划。完整地结合进这一计划的是政治和思想统一的词语以及提倡一致的强制手段。高宗和秦桧赞同国家更新后的思想制度将不包含已经给与金的和谈带来太多阻挠的观点的多样性。这一政策被广泛地宣传和赞誉。例如，1142年11月诏中书、门下后省要在两千余首献给高宗母亲从北方回归的贺诗中选出最佳的诗作。李心传引用了被有司奏为第一的大理正吴喆的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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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臣稽首，对扬圣志，惟断乃成，愿破群异。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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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在同一日还记下了一些并列的事件——当然这并非巧合：提议为太学提供一个单独的校区的奏议和一项让御史台监察禁止被贬谪的官员擅入国门的禁令。两天后，一位谏宫指出：“陛下斥远奸邪，与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计，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虑前日不得志之徒，示即丕变，作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远方，终身不齿，诏谤朝堂。”一周以后，赵鼎和王庶被排除在以后所有的大赦之外。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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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42年晚期到1144年间，朝廷努力变革和控制新完成的秘书省和太学中的思想生活。1143年1月，当朝廷将岳飞的官邸赐给太学作为其新的校区时，其象征意义变得明确起来。注61在皇帝对新机构的一次巡视中，当学官让学生们颂扬“陛下方偃武修文，与太祖初定天下之时同符”之时，从军事官邸到太学的物质转变的政治意义变得清晰起来。注62一年以后，即1144年7月在皇帝对新秘书省的揭幕视察期间，一份更为清楚的言辞使一切显露无余。他受到秦桧和秘书省的随员、实录馆官员的迎奉，察看了藏画和古董，并被款以正式的宴会。秦熺作为秘书省提举，跪受皇帝手诏。诏书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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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亲御榜题，肆从望幸之诚，以示右文之意。呜呼！士习于空言而不为有用之学久矣，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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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与文化统一的用语源于《书经·咸有一德》，其中描述的是传说中的帝汤与他的宰相伊尹之间思想和目标的一致。注64高宗诏书中的用语将这一在皇帝与宰相间的同心同德扩展为对那些致力于恢复王朝文化生活的“学士大夫”的命令。总之，高宗将自己与秦桧间思想的一致转化为官僚体制内思想的一致性实施的典范。1145年10月，高宗在他亲自为秦桧的新官邸命名并题写匾额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些观念：他题写的匾额是“一德格天”。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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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巡视新秘书省的两天以后，高宗注意到秘书省中实际的藏书量很少，应该从事重建库藏的工作。而此后恢复帝国在女真的入侵中失去的藏书的努力无疑是真诚的。但同样无疑的是，朝廷利用这一机会强化了对书籍印制的监控手段，强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审查标准，以强调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概念。秘书省的书籍或者来自于公众的献书，或者根据一种图书副本法获得。这个法律规定图书出版者每印制一种新书，都要用黄纸印制一个副本，上缴秘书省。《宋会要》保存了一份有关高宗时期书籍征求和捐赠的详细记录，值得做单独的研究。注66在1143年以前，这种努力只是零星的，而且绝大多数与特定的编纂计划有关。然而，1143年闰4月，高宗注意到湖北的私人图书馆藏有许多书籍，但由于缺乏鼓励，使得拥有者不愿献给朝廷。他指示秦桧仿照宋太宗的先例，拟定对赠书者报偿的标准。注671143年7月，他进一步指示各路转运使在其治下的州郡访寻图书，这样就将征求工作的方向由对献书的消极接受转变成对献书者的积极寻找。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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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秘书省完成以后，书籍征集策略有所改变。1145年11月，秘书省正字王曮(？-1175)注意到对皇帝献书的号召反应并不热烈，他指出地方官员忽视这一诏令是因为它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秦熺奉命制定能确保服从的更强硬的法案。在每一个地方的管辖范围内委派一名官员，负责誊写这一地域内稀有书籍。此人的名字被提交给秘书省，到年终，根据每一辖区复制文本的数量进行奖惩。注69然而，进展仍然缓慢，可能是由于地方当局仍然认为图书收集并不重要，以及酬劳的固定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1146年7月，高宗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诏令秦熺制定一个与所献书籍的年代、稀有程度和数量相对应的酬劳规格。这些标准被印制并散发开来。最重要的是，那些发现最后被进献上来的图书的各路行政官员将得到与献书者相同的报酬。注70这一年年底，高宗很愉快地看到书籍涌入新的秘书省，他建议提高报酬以维持献书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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