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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为宋末道学的追随者将秦桧的形象由李心传的中性描述(它本身似乎反映了12世纪的一致意见)加工成朱熹式的更为极端的系统表述的努力提供了文献上的证明。它似也为秦桧的反面角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中间阶段提供了文献上的佐证：这一过程从朱熹最初的系统表述开始，最后在《宋史》的《秦桧传》中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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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统一与对野史的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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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时代的思想氛围是由南宋早期历史的动荡环境、特别是由高宗和秦桧对这些事件的回应方式造成的，并且依次由它们形塑。金对北方的占领以及12世纪20-30年代众多受金控制的中国傀儡政权在边境地区的建立，对于许多宋朝官员、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是这些地区原住民的官员的忠诚，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12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未来的轮廓变得清晰起来时，许多早期做出困难的选择或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犹豫得太久的官员突然面对着一个有疑点的过去。在道德和政治的解体中，他们迫不急待地要修改历史的记录、给含糊的事件以表面上的历史清晰，以证实个人的忠诚和正直。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背景里考察当时野史的激增、对野史的审查以及最后的绝对禁止：整个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设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关“中兴”的历史叙述，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辩护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当1143年闰4月与秦熺合著《日历》的王扬英刚刚完成了从1127年以来的《日历》的修撰时，他建议史馆编纂《靖康建炎忠义录》，“俾见危致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者，托无穷之传”。此时，圣徒传变得利害攸关。李心传带着强烈讽刺意味地提到“其后书不克成”。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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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高宗登基的特殊性、早期反对其权威的政变和叛乱、处于北方俘虏之中的他的父亲和长兄(都是前任皇帝)的仍然健在，使得他对官方和私家历史如何描述他的统治十分敏感。而且在宋代所有最博学的皇帝中，高宗在经典和历史的学习上很有修养，而且还是一个颇有功底的书法家和文学家。他很理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对北宋文化活力的积极追求无论是对于他自己的地位还是对于南宋政权的合法性都有着本质的意义。注55高宗手下的宫廷文人与皇帝有着同样的抱负，要成为北宋“文士”受人尊敬的继承者。这一努力顺理成章地培育出对文字的高度敏感(甚至是在过度文人化的中国政治世界里也显得极端)和对语言的细微差别的关注。这种过分的关注带来了一种不良倾向：把对文字末节的推求推向政治化和法律审查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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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与其主人一样，也是这一既成文字文化对于其自身不远的过去的迷念产物。他自身被北方俘虏以及1130年在不同寻常的情况下回归南方所激起的对于他对大宋的忠诚的议论和怀疑，在政治和情感上都困扰着他，迫使他至少两次公开地从事“校正载传”的运动。注56他还编著了他私人的历史，一部题名为《北征纪实》的关于他在北方经历的记述。注57即使在早期，秦桧似乎也对文字的批评极端敏感，这一点可以通过他对于1131年2月收到的当时的临安知府孙觌(1081-1169)庆贺他被委派到政事堂的一封普通信件的反应中看出。这封信中有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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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方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国；唐杜甫麻鞵入见，乃拜拾遗；未有如公，独参大政。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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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这可能的确是某种形式上的祝贺：像苏武一样经历了匈奴长期的俘虏，又像杜甫那样在安禄山的叛乱中历经艰苦重新回到朝廷，秦桧也从女真人的俘虏中回归。秦桧则更深地阅读了文本，从中看出了批评：当朝廷的其他人被迫逃到海上时，他却不在那儿。在这样的阅读中，苏武和杜甫的事例成了讽刺：与那些为国家忍受屈辱却只获得了很小官职的英雄不同，秦桧在他回朝数月便被委以要职。这种对文字的细微差别和讽刺的可能性的警惕是文字审查者的一种基本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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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年媾和以后，南宋朝廷开始了一项将临安省府改造成王朝都城的雄心勃勃的建筑和文化更新计划。完整地结合进这一计划的是政治和思想统一的词语以及提倡一致的强制手段。高宗和秦桧赞同国家更新后的思想制度将不包含已经给与金的和谈带来太多阻挠的观点的多样性。这一政策被广泛地宣传和赞誉。例如，1142年11月诏中书、门下后省要在两千余首献给高宗母亲从北方回归的贺诗中选出最佳的诗作。李心传引用了被有司奏为第一的大理正吴喆的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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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臣稽首，对扬圣志，惟断乃成，愿破群异。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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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在同一日还记下了一些并列的事件——当然这并非巧合：提议为太学提供一个单独的校区的奏议和一项让御史台监察禁止被贬谪的官员擅入国门的禁令。两天后，一位谏宫指出：“陛下斥远奸邪，与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计，大功巍巍，超冠古昔。臣愚虑前日不得志之徒，示即丕变，作为不靖，有害治功。伏望屏置远方，终身不齿，诏谤朝堂。”一周以后，赵鼎和王庶被排除在以后所有的大赦之外。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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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42年晚期到1144年间，朝廷努力变革和控制新完成的秘书省和太学中的思想生活。1143年1月，当朝廷将岳飞的官邸赐给太学作为其新的校区时，其象征意义变得明确起来。注61在皇帝对新机构的一次巡视中，当学官让学生们颂扬“陛下方偃武修文，与太祖初定天下之时同符”之时，从军事官邸到太学的物质转变的政治意义变得清晰起来。注62一年以后，即1144年7月在皇帝对新秘书省的揭幕视察期间，一份更为清楚的言辞使一切显露无余。他受到秦桧和秘书省的随员、实录馆官员的迎奉，察看了藏画和古董，并被款以正式的宴会。秦熺作为秘书省提举，跪受皇帝手诏。诏书中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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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嘉与学士大夫共宏斯道，乃一新史观，亲御榜题，肆从望幸之诚，以示右文之意。呜呼！士习于空言而不为有用之学久矣，尔其勉修术业，益励猷为。一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会，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训，顾不善欤！注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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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治与文化统一的用语源于《书经·咸有一德》，其中描述的是传说中的帝汤与他的宰相伊尹之间思想和目标的一致。注64高宗诏书中的用语将这一在皇帝与宰相间的同心同德扩展为对那些致力于恢复王朝文化生活的“学士大夫”的命令。总之，高宗将自己与秦桧间思想的一致转化为官僚体制内思想的一致性实施的典范。1145年10月，高宗在他亲自为秦桧的新官邸命名并题写匾额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些观念：他题写的匾额是“一德格天”。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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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巡视新秘书省的两天以后，高宗注意到秘书省中实际的藏书量很少，应该从事重建库藏的工作。而此后恢复帝国在女真的入侵中失去的藏书的努力无疑是真诚的。但同样无疑的是，朝廷利用这一机会强化了对书籍印制的监控手段，强加正式或非正式的审查标准，以强调其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概念。秘书省的书籍或者来自于公众的献书，或者根据一种图书副本法获得。这个法律规定图书出版者每印制一种新书，都要用黄纸印制一个副本，上缴秘书省。《宋会要》保存了一份有关高宗时期书籍征求和捐赠的详细记录，值得做单独的研究。注66在1143年以前，这种努力只是零星的，而且绝大多数与特定的编纂计划有关。然而，1143年闰4月，高宗注意到湖北的私人图书馆藏有许多书籍，但由于缺乏鼓励，使得拥有者不愿献给朝廷。他指示秦桧仿照宋太宗的先例，拟定对赠书者报偿的标准。注671143年7月，他进一步指示各路转运使在其治下的州郡访寻图书，这样就将征求工作的方向由对献书的消极接受转变成对献书者的积极寻找。注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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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秘书省完成以后，书籍征集策略有所改变。1145年11月，秘书省正字王曮(？-1175)注意到对皇帝献书的号召反应并不热烈，他指出地方官员忽视这一诏令是因为它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秦熺奉命制定能确保服从的更强硬的法案。在每一个地方的管辖范围内委派一名官员，负责誊写这一地域内稀有书籍。此人的名字被提交给秘书省，到年终，根据每一辖区复制文本的数量进行奖惩。注69然而，进展仍然缓慢，可能是由于地方当局仍然认为图书收集并不重要，以及酬劳的固定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1146年7月，高宗自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诏令秦熺制定一个与所献书籍的年代、稀有程度和数量相对应的酬劳规格。这些标准被印制并散发开来。最重要的是，那些发现最后被进献上来的图书的各路行政官员将得到与献书者相同的报酬。注70这一年年底，高宗很愉快地看到书籍涌入新的秘书省，他建议提高报酬以维持献书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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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明清的父亲王铚(卒于1145年？)的故事中可以找到关于建立秘书省的这些政策如何转化为具体行动的生动说明。王铚是一个活跃的私人史家，曾编纂过一部“手自校雠”的2.5万卷藏书的手稿。大约在1100年，他的名字被列入元祐党人的名单，并被下令放逐。他在女真入侵的混乱中失去对其藏书的控制，但不久又重新建起了与原有规模相当的藏书。12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他编纂了有关元祐党人的材料以及一部题为《七朝国史》的王朝历史的手稿，他被委任为枢密院编修。然而，1139年，他陷入了与秦桧的冲突中：他指出秦桧为徽宗的陵墓所取的名字“永固”，以前曾被用作后周一位皇后的陵墓的名称，因而并不适合。他被朝廷解职，而《七朝国史》也没有完成。据王明清记载，在他父亲于12世纪40年代中期去世后，秦熺派转运使吴彦猷到王的家中取走了一半以上的藏书。1147年，当时大约20岁左右的王明清，将剩余的藏书带到他的舅父——京口(在今江苏)的地方官曾惇家中，并在那里生活。朝中的御史指控这一地区的士人隐藏诬蔑时政的私家史志。由于曾年迈的母亲十分惧怕，所以曾家焚毁了绝大部分王铚剩余的藏书，包括他的史稿及相关资料。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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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铚藏书的悲惨命运揭示了朝廷的秘书省建设与它对敏感的书籍、文献的控制之间的紧密联系。众所周知，宋代对书籍的控制始于朝代的早期，是一种常规而非例外。但它的施行只是零星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常常并不存在。注72秦桧时代固然因对既存法令的加强而著称，然而，最重要的是，它还因新规则的制定以及推行了与钳制士人相联系的出版法而闻名。1144年3月一项政令命令各军事专区向秘书省提交它们印制的所有出版物的一份黄纸的副本。注731145年12月，当时太学的首脑孙仲鳌(1135年进士)记载：“诸州民间书坊收拾诡僻之辞，托名前辈，辄自刊行，虽屡降指挥禁遏，尚犹未革，欲申严条制，自今民间书坊刊行文籍，先经所属看详。又委教官讨论，择其可者，许之镂板，从之。”注74一年半以后，另一项政令授权各路的地方官员销毁那些宣扬“曲学邪说”的著作的刻板。注75现存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强化了这些限制。例如，1147年版的王禹偁(954-1001)文集收录了一条由地方当局发布的法令，证明他们已经“检准绍兴令诸私雕印文书，先纳所属各转运司选官详定。有益学者听印行。”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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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过了几年，朝廷就已经感到这些将实质上的检查权交给地方的政令有诸多不足。“绍兴政令”似乎对四川和福建的主要出版中心没有约束的作用，这无疑是由于这些地域远离都城的缘故。1155年3月，新任命的成都知府蔡宙报告说，以前的运动虽然阻止了用地方政府的经费印制“惑世之异端”，但私人出版者仍然在出版此类著作。他主张推行一项北宋法令，这一法令禁止出版任何未经国子监刊布的著作。新著作在出版之前应该送呈都城的国子监请求批准。作为回应，高宗命令礼部压制四川和福建的所有私家印坊。注77由当时的秘书省正字张震(1151年进士)于1156年1月呈交的一份奏议，表明了这些旨在控制“异端思想”著作出版努力的影响。它指出，自从秦桧死后，“仰惟朝廷宽大之政，异时士大夫以疑似涉谤，皆以赦除，流落者得生还，除名者得仕宦，人神欢悦，天下翕然，此治世之事也。窃见昨降指挥，取索福建、四川等路私雕文书赴监看详，取之未已。恐妄将近世名公文集，尽行毁板，不问是非，玉石俱焚，真伪两失，不足以称朝廷宽大本意。欲乞特降指挥，令福建、四川等路，如有私雕印文字，委自所属依法详定，更不须发赴国子监，及提举秘书省，庶几知圣朝无有所讳，天下幸甚”。注78张震的奏议说明，在秦桧时代，就像秦熺修建秘书省的事例那样，对强化思想统一的敕令的实际实施，经常超出法律条文本身的规定。在这里，张暗示了地方官员只是不加辨别地焚毁各种著述，而不是冒着麻烦和官场的风险将它们送到京城“看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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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秦桧于1144年4月最先建议的对私家史著的禁止，比12世纪中期触及知识分子生活的任何其他法令都更处于文禁对政治和历史编纂控制关切的核心。这一禁止并不只是出于对少数人散布关于过去事件的看法的虚幻恐惧，而且也源于对此类叙述将在以后进入官方历史记录的真实恐惧。南宋时期，在官方著述与非官方的历史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可渗透的交互作用。就像在王铚的事例中我们看到的那样，一个学者私人编纂手稿的存在，能够导致一项致力于一部官修国史的命令的颁布。而且，尽管禁止各种记录和其他国家档案的印行和抄录，但这些文献的副本仍然广泛地流传，而且给私家学者提供了评论官修历史缺点的机会。像李心传的《要录》这样的著述在当时被呈交给史馆，希望他们的校正能被整合进官方的历史记录中。与此同时，南宋的史馆在主体的编纂工作开始之前，例行公事地发布了征献官方文献的私家抄本和私人日记、奏议、历史记述的副本的政令。要言之，无论是高宗还是秦桧，都很准确地意识到了在政治领导层可能对当时的非官方历史和将来的官方历史所做的改变。这就是说，从史料上解决问题才有效。注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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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熊克的《小历》保存了导致秦桧时代禁止野史的那次对话的一个完整的记述。注80对于这一段落的仔细研究将揭示其中包含的许多潜在的问题。1144年4月，一项关于编纂吸收了最新注释成果的新的经典注本以及为经典提供一种确定的宋代版本的建议，被上达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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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上谓宰执曰：“昨日苏籀上殿，乞以近世儒臣所著经说，纂而成编，以补唐之《正义》，其言甚当。若取善者颁诸学官，使学生有所宗一，则师王安石、程颐者不至纷纭矣。”秦桧因乞禁野史，上曰：“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上皇有帝尧之心，禅位渊圣，实出神断，而一时私传，以为事由蔡攸、吴敏矣。上皇曾论宰执，谓当时若非朕意，谁敢建言，必有族灭之祸。”楼炤曰：“上皇圣谕，亦尝报行，天下所共知也。”桧曰：“近时学者不知体者，谓司马迁作谤书，然《武纪》但尽记时事，不敢自立议论。注81臣尝委史局官撰《神宗史志》，有一日而成者，轻率如此，岂可用也？”上曰：“朕向尝论范冲修《徽宗实录》，惟当记政事之大可为法者，其细事自不必书。大抵史官须有经学，乃可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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