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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研究成果不把理学视为封闭的、内向的哲学体系，并且认为道学的历史是对宋朝皇帝权威的挑战。正如包弼德(Peter.K.Bol)的阐释，宋代理学家“内化古典的帝国观念”。注190秦桧的碑记，不仅显示宋朝皇帝时常对抗道学，而且显示二者的冲突助长了十二世纪对儒家事业的再陈述。毫无疑问，秦桧碑记是强势的政治宣传，但是这个文宣和道学信念共享一套互通的思想及许多惯用词汇。倘若仔细将它与当时的史料对读，秦桧的碑记展示了帝国国家与道学群体之间，为了对这些惯用语言的意义进行掌控，发生了竞争与冲突。注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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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的碑记很短，但是对宋代道学史的意义却很巨大。早期，学界讨论道学的典范是纯粹哲学式的，这无法解释国家何以激烈对抗道学运动日益上升的普及性。秦桧的碑记显示，朱熹创构道统，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个足以绾合于其哲学体系的要素，而是一个大胆且具政治危险的行动。这项行动挪用了宋朝皇帝一直以来独享的一项资产，因此这是对皇帝掌控“道统”定义的挑战。1189年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反对帝王有以下的特权：皇帝是道统的继承者，而且皇帝拥有决定道统传承和知识内涵的权力。朱熹知道，每一个府州学校都存有宋高宗的《先圣先贤图赞》与秦桧的碑记。朱熹因此而为《中庸章句序》的内容苦恼很多年，他畏惧对帝王定义的道统作直接的挑战，将使自己因为诋毁帝王受到迫害，因此他将《中庸章句序》的出版一直推迟到1187年高宗逝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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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自然不会欣然认同朱熹的挑战：一个登上“师”位的统治者，也许成为与尧舜齐驱的圣人；但是一位“师”攀至统治者的地位，就会被视为叛乱者。庆元时期(1195-1200)禁斥道学为“伪学”，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党倾轧；但是朱熹对君权和保守儒者的挑战，让道学很容易就被政治机会主义者贴上标签并被他们瓦解。尽管朱熹死后道学运动逐渐被接受，两种道统的构想仍持续并存。1241年道学被认可为国家正统，虽然这是对道学家版本的道统所做的让步，但它同时也再次肯认了宋朝君王才具有决定何谓“道统”的终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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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碑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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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重修的杭州孔庙，以保有大量宋代石碑自豪，这些石碑本来坐落在南宋的国子监、太学和孔庙附近。其中的八十五块南宋石经，是宋高宗亲书儒家经典的篆刻。另外十四块石碑包含孔子以及七十二弟子的绘像，每幅绘像各有宋高宗的御制赞语和御笔篆刻。高宗与首辅秦桧在1142年在与金朝和谈后，着手进行这两个计划。大部分石经完成于1143-1146年之间；绘像的御制赞语始自1144年，但直到1156年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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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宋高宗《先圣先贤图赞》的十四块石碑是卧碑，每一个高十八英寸，宽四十九英寸。许多已断裂、缺损，第十块碑则已不存。第一块石碑有高宗为这一系列赞语所写的序、孔子坐像和颜回与闵子骞的立侍像。每个图像右侧都以高宗的书法著录该人的姓名、乡里籍贯、谥号以及高宗对其人的赞语。其它十三块石碑各有五到六人的立像，最后一块石碑只有乐欬像，以及吴讷在1427年7月1日(纪年皆依旧历，此处即为宣德二年七月朔日；以下均同)撰写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当时他是浙江巡按御史。此外还有三篇简短的清代碑记。注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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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扼要说明石碑的源由。他说最后一块石碑原有秦桧碑记，引用数段原文以显示秦桧如何指斥“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者玷污了儒家之教。吴讷认为，秦桧这段话是针对那些主张持续抗金的士大夫。吴讷哀叹这些士大夫受镇压，还被秦桧指为“狙诈权谲”。他引用朱熹对秦桧的描述：“其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吴讷最后说，下令磨去秦桧的碑记，是为了“使邪诐之说、奸秽之名，不得厕于圣贤图像之后”。注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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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重制这一块石碑，是他努力保存南宋国子监石刻的行动之一。1275年杭州陷落后，南宋太学被改为西湖书院，石碑被弃置为碎石。以挖掘宋帝陵墓而恶名昭彰的杨琏真加，带走部分石碑做为佛像的建材。1378年，西湖书院成为仁和县学。1426年，吴讷发现了圣贤像赞碑和残存的石经，于是将它们安置在仁和县学中。吴讷刻新石碑以记录自己保存石经的努力，其论调和他的《书〈先圣先贤图赞〉后》相似。1459年，仁和县学另迁他址，石碑也随之改徙。1517年，石经与圣贤像赞碑被改置于杭州府学，直到今天。注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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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年宋金议和后，高宗与秦桧启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要在心理上与实体上修建新都，大庇以“中兴”为名的宋朝国家机构。由于与金议和是和皇帝对军事力量的直接统御分不开的，因此，与中兴相关的修辞就格外谀扬和平高于战争的好处，以及文治、文人胜于武功、武人所带来的利益。1143年1月高宗将被抄没的岳飞宅邸拨为太学的基址是一象征性的作为。1143年7月太学落成，国子司业高闶以及太学生邀请高宗临幸太学，并引用《尚书》赞誉他“偃武修文”的功绩。注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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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3月18日，高宗与朝廷高级官员亲临太学。祭祀孔子后，一行人进入敦化堂，由秦桧之子礼部侍郎秦熺、国子司业高闶筵讲《易经·泰卦》。接着高宗与诸生啜茶，并造访两个学斋。随后，高宗检阅唐玄宗(712-756在位)以及宋室先帝太祖(960-976在位)、真宗(997-1022在位)、徽宗(1100-1126在位)为孔子撰写的赞文，并下令进呈过去为孔子及其弟子、从祀孔庙者撰写的赞文。六天后，高宗颁布自己为孔子撰写的赞文，下令刻于石碑，昭示学官。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陆续完成七十二子的赞文，并增作一篇序文，5月则将装订成册的序与赞文典藏于孔庙。1155年高宗另行御笔亲撰这些赞文与序文。次年十二月，许多官员请求将御笔亲书的先圣及七十二子赞文刻于国子监石碑，并颁赐给各地州学。注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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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赞文的石碑与石经的原初目的不是为了公开检阅或现场阅读，而是要拓印制成平面读本或图书的形式。国子监刊印的儒家经典源自雕版，它也从石碑复制高宗的御笔。有大量资料证实各地州学收录、典藏拓印纸本，洪适(1117-1184)的文集就包含一篇代知建康府张焘(1092-1166)撰写收到高宗赞文“宝轴”的谢表。张焘在绍兴26年2月至绍兴29年之间担任知建康府，因此“宝轴”约在绍兴26年12月颁赐官学之后不久抵达建康。注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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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早期的庆元府(明州)方志，记载该地学校拥有这一系列高宗赞文的三卷本。注198现存的石碑每一块高45.5公分、宽125公分，而且原本共有十五块；这三卷本的每一卷应该包含五块石碑，并且高45.5公分，共长625公分，这也是宋朝大型卷轴的平均大小。一组完整的三卷本，第一卷卷首应该有高宗的序文，最后一卷卷末则是秦桧碑记。注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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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记文本的分析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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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讷的文集在十六世纪有两种传世系统。我们采用源自吴堂的《吴文恪公大全集》的秦桧碑记为本文校对时的底本，简称Text A。注200意义重大的几处异文来自最重要的三种《思庵先生文粹》，各自标注为B1(范来贤本)，B2(曹炎钞本)，B3(周耕云钞本)。注201以下是碑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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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臣闻：王者位天地之中，作人民之主，故《说文》谓王者通天地人，信乎其为说也。扬子曰：“通天地人曰儒。”又以知王者之道与儒同宗。出治者为纯王，赞治者为王佐，直上下之位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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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自周东迁，王者之迹已熄。独孔圣以儒道设教洙泗之间，其高弟曰七十二子。虽入室升堂，所造有浅深，要皆未能全尽器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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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共成一王之业，必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也。主上躬天纵之圣，系炎正之统；推注202天地之大德，沃涂炭之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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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而搢注203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曾不知文王之文，孔圣传之，所谓文在兹者，盖道统也。前未遭宋魋之难，讵肯易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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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今氛曀已廓，由于正路者，盍注204一隆所宗，上以佐佑纯文之注205收功，下以先后秉文之多士。国治身修，毫发无恨。方日斋心服形，鼓舞雷声，而模范奎画，其必有所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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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绍兴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辛巳，太师、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提举编修玉牒所、益国公臣秦桧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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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初年的脉络中，秦桧碑记的读者必然从宋朝政治修辞的角度来看待这篇文本，因此，我们也将以此来分析理解它。秦桧时为宋朝的唯一宰相，是官僚组织的首席。他在皇帝对学术研习与服务国家之关系作了公开宣示之后，撰写这篇文字。他的读者是熟谙时政修辞的全国学子、学者和官员。碑记使用两种政治修辞技巧传达其核心意旨：引述文献与历史类型学。它至少包含十四种经典文献的引语，而这些经典都是秦桧最初设定的读者所熟悉的。他引用了《说文》①，《法言》①⑤，《中庸》①⑤，《孟子》②，《易经》③，《左传》③，《书经》③，《论语》③④，《大学》⑤，《列子》⑤。(书名后的数字为前引全文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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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别来看，每一个引述皆带进了原始语境的要素。综合来看，引文及其文本中的寓意共同创造了完整的思想网络与弦外之音。这些引文又打造了基本的历史模拟脉络：上天保护逆境中的孔子，使孔子传承文王的政治、文化遗产给后世诸圣；如今上天再度在外祸与内乱之下护持宋高宗，使高宗得以再建“道统”。在秦桧的历史模拟中，高宗兼为文王、孔子，而复兴周初以来就消失的政治与文化的合一：政治方面，他继承周文王；文化方面，他上接孔子。秦桧因此认为那些“由于正路”的官僚与学者所得到的回报，将超越孔子七十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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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秦桧碑记的措辞也透露出浓厚的当代语境。由此可知秦桧不仅熟悉北宋政治话语的主流，也熟悉道学主要思想家如程颢、程颐、杨时(1053-1135)的著作与思想。秦桧的修辞方式环环相扣地构成了对其政敌的尖锐挑战——这些人都自命为北宋道学的继承者。秦桧主张高宗与他才是合法的、真正的道统继承者。身为皇帝与宰相，他们成功的政治联盟，统合了帝国威权和儒家学术，而这是北宋先驱衷心期盼却不敢望其必成的理想。职此之故，那些“由于正路”者是皇帝的伙伴，将持续参与政府的管理与文化运作。秦桧无疑宣称(高宗默认此宣称)这是北宋道学家所提出的“共治”理念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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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首先详述秦桧使用的古代经典引语，然后着手讨论秦桧以这些引语指涉当时的哪些景况。秦桧以三项原始文献建构碑记的第一部分：1.意译《说文》对“王”字的字形的定义，2.直接引用扬雄的《法言》，3.隐约引用《中庸》的文字。《说文》认为“王”是参通天、地、人(“王”字的三个横笔)的君王(“王”字的竖笔)。注206宋朝国子监在986年首度编印《说文》，其中的语源学知识在北宋相当普及。注207秦桧所使用的正是1061年进士科赋试的题目(“王者通天地人赋”)。碑记读者中的科举试子绝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注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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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秦桧赞成《说文》对“王”的定义，但他立即引用扬雄的看法：儒者同样也“通天地人”。这为秦桧亟欲申说王者与儒者有相同功能的主张提供文本基础。在《法言》的原文里，扬雄将贯通三个领域的士与只理解天地运行的“伎”作了强烈的对比。注209秦桧以此开宗明义：统治者的权威与其从属者的道德品质之间，有相辅相成与象征性的关系。碑记将不断回到这个主旨，秦桧借此一方面推展此一论旨的历史与政治意涵，另方面则描绘可与高宗及其同代人相模拟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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