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551869
虽然秦桧赞成《说文》对“王”的定义，但他立即引用扬雄的看法：儒者同样也“通天地人”。这为秦桧亟欲申说王者与儒者有相同功能的主张提供文本基础。在《法言》的原文里，扬雄将贯通三个领域的士与只理解天地运行的“伎”作了强烈的对比。注209秦桧以此开宗明义：统治者的权威与其从属者的道德品质之间，有相辅相成与象征性的关系。碑记将不断回到这个主旨，秦桧借此一方面推展此一论旨的历史与政治意涵，另方面则描绘可与高宗及其同代人相模拟的事例。
1707551870
1707551871
庆历时期(1041-1048)的改革者特别喜爱《法言》。国子监在1060年代刻印《法言》，司马光(1019-1086)编写《法言集注》。注210扬雄的儒者定义，在改革者企图将道德价值与行为准则带入养士和选士的努力中，具有重要地位。1044年3月欧阳修(1007-1072)草拟改革的制书时，开章用的正是一个世纪之后秦桧所引的文字。注211秦桧的用法援引了这段文字的原始意义，也牵引出这个北宋的脉络，并暗示真正的儒者必定道德纯正。鉴于这种正直，秦桧主张，学者的道与王者的道乃系出一源。
1707551872
1707551873
“纯王”的概念来自《中庸》第二十六章的结论，该章讲述文王之德如何使他达成政治与文化的完美。早期以及宋朝时对“中”的解释是“无杂”。秦桧在第三段强调“无杂”是士大夫群体必备的品质，碑记的第五段则再度组合《中庸》和《法言》的引文，复述君王与士人相互充实而“纯”的中心概念。换言之，秦桧以碑记起始处的一系列引文，做出引人注目的宣言：“纯王”与“王佐”拥有相同的本质，二者的差异仅在于地位与职守。“王佐”(即“赞治”者)是汉代指称宰相的词汇，但也可以广泛借指高级官僚。顺应这个用法，秦桧主张他的目标与高宗一致，同时也申明他对国家官僚的领导权。
1707551874
1707551875
碑记的第二部分触及周初政教绾合之衰落，以及孔子和门徒在“教”这一方面的延续。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典而将政教绾合的衰落与公元前770年的周室东迁挂上钩。注212为了强调孔子只是传承周朝王室的文化权威而不是政治权威，秦桧说不稳定的政治造成禀赋各异的孔子门徒“皆未能全尽器而用之”。秦桧谨慎选择“器而用之”一词，与当时认为君王与士大夫相互负有责任的想法有强烈的关联性。
1707551876
1707551877
第三部分以重建政教绾合之必要条件为何发其端。秦桧转向自己的时代，他在孔子及其弟子所形成的群体和宋高宗及其臣/士大夫所形成的群体间，作了一个类比。秦桧坚称，所有襄佐“纯王”者，本身必须拥有纯粹的道德以及完全的奉献。他先前已将“儒道”与孔子及其门徒视为一体，在此处这个辞汇则指涉他同时代的人，秦桧并抨击那些背离或有害这个统一性的人。三个来自《论语》、《易经》和《书经》的引语，将孔子与高宗连结起来。《论语》第九卷第六章，有人问孔子是否为圣人，子贡回答“固天纵之将圣”。秦桧界定高宗是“躬天纵之圣”，也就是主张高宗的纯正性及其志向皆与孔子相似。注213所谓“炎正”，强调了宋朝和五德终始说的火德的关系。这个词出现在宋高宗的第一个年号“建炎”里，在南宋的官方文书中也很常见。注214
1707551878
1707551879
随后的引文意指高宗是“天地之大德”的护持者，源自《易经·系辞》：
1707551880
1707551881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注215
1707551882
1707551883
1707551884
1707551885
这段话昭示圣人、皇帝的一个重要身份：他们是将天地的生产力量转化为人类社会与政治资本的中介者。因此，这一段是《易经》以伏羲为开创者的“文明史”的开场白。早期汉唐注家的焦点在于界定圣人地位即是道的外在表现；注216然而，从苏轼(1037-1101)开始，宋代的学者却重在引申这段话的戒鉴意涵，认为这是要求君王必须规范、节制其政治结构，以使人民的资源有正当合理的利用。这个解释由张浚(1097-1164)和他的儿子张栻(1133-1180)延续于南宋。注217无论秦桧如何理解这段话，这段引文放在此处无疑强化了他前面“通天地人”的论述，并将高宗的成就与地位和古代圣王划上等号。
1707551886
1707551887
下一句话“沃涂炭之余烬”综合来自《书经》与《左传》的引语，用以叙述高宗的重要功业。《书经》“仲虺之诰”章说明上天降生贤智的统治者以节制生民之欲，如果没有这样的统治者，“民坠涂炭”，陷入混乱和痛苦。注218“余烬”首见于《左传》，喻指残兵败将。因此，这个辞汇影射的是宋高宗在1126-1127年宋室溃败以及1142年议和之后，重建宋朝的国防安全。
1707551888
1707551889
第四个部分再度回归在前一段起始处已触及的集体“纯正性”，在前一段，秦桧触及这个课题时，用的是一般性的语言。但在本段，秦桧论定高宗功业之后，其行文却有了具体的指涉：重点转移到被秦桧认为抵制高宗努力的人。他描述这些官员对儒术有“不纯的”理解，且又驰骋“狙诈权谲”的学术，以求“侥幸于功利”。这一小段话里，秦桧没有引用经典，但映照着他镇压其政敌时所用的法律语言。注219
1707551890
1707551891
接下来的部分，结合了《论语》“子罕第九”与“述而第七”的内容，是这篇碑记的修辞高潮。在“子罕第九”第五章，孔子被匡人包围，仍坚持是天而不是匡人决定文王之道的命运：
1707551892
1707551893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1707551894
1707551895
1707551896
1707551897
“述而第七”第二十二章，孔子同样坚信：
1707551898
1707551899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1707551900
1707551901
1707551902
1707551903
孔子的自信在这两章表露无遗，尽管孔子个人遭逢困顿，但他仍坚信天会保护周朝成就的道德与文化。唐以前的注疏已并论这两章，到北宋这两章的连结更形强化。注220
1707551904
1707551905
这段引文在南宋的脉络中，会在读者中引发特殊的共鸣，而秦桧巧妙利用这种共鸣以获致其目的。秦桧暗引“述而第七”第二十二章而说“前未遭宋魋之难”，提醒读者桓魋是周代宋国的司马。虽然清代学者提出匡的三个可能地点，北宋主流的地理学传统则把匡定位于长垣附近，即开封西北105里，也仍在京畿范围之内。注221职此之故，对秦桧碑记读者而言，匡就是开封。《庄子》“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则加强这个匡与宋的连结。许多《论语》的注疏家比较喜欢《庄子》的这段话，因为孔子是被“围”，而不是“畏”于匡。当然，对秦桧以及他的读者来说，“围”这个字正是对1126-1127之际女真人兵临开封城下的描述。
1707551906
1707551907
由于其他《论语》章节也透露孔子为天命的周道继承者，秦桧选取“子罕第九”与“述而第七”的相关内容，以及融合二者的作法，是刻意而巧妙的选择。秦桧在两个引语之间，又极有技巧地插入上天保护身处匡的孔子以确保道统的文句。前文已经暗示孔子与高宗的平行地位，碑记的第四部分，则延伸了类比：孔子与高宗受人尊敬，是因为他们都确保道统。文王之道衰弱，致使镐京失陷，天通过孔子及其门徒以保存此道；同样的，宋朝之文，在王朝开创者宋太祖之后衰弱，造成开封陷落，但是天再度通过宋高宗与他的士大夫保存此道。
1707551908
1707551909
孔子与高宗都曾遭“难”。正如孔子面对匡人之围而免于难，高宗亦克服开封之围。除此之外，秦桧微妙暗示高宗之成就，在两方面超越孔子。第一，因为高宗同时保存了宋朝文化与政治二种权威，因此他的士大夫能享受比遭逢政治秩序混乱的孔子门人更多的益处。第二，秦桧重组引文，以强调“宋人”围困匡或开封，以及孔子或高宗“遭宋魋之难”，再度挑起变节的议题。这是碑记的核心关怀之一，因为高宗复兴宋朝权威之际，也须处理那些“邪杂背违于儒道者”。
1707551910
1707551911
碑记的最后一个部分，将焦点从过去转移到现在与未来。转移的媒介是所有引文中的异数，是惟一与经典无涉的素材。“今氛曀已廓”，隐约引自唐人崔护在796年科举赋试所作的对句。注222宋初的《文苑英华》收录崔护的《日五色赋》与其他两位同年的赋，该年指定的赋题实为公开要求阿谀唐德宗与李唐帝室。秦桧所用的词语是选自以德宗为主题的对句(由崔护所撰)：
1707551912
1707551913
懿其廓烟霄而朗霁，敛天宇之氛曀。
1707551914
1707551915
1707551916
1707551917
虽然能支持崔护行文的脉络关联并不明确，秦桧确是颇有技巧的暗喻宋高宗排除反对声浪以及重振宋帝国的威权。
1707551918
[
上一页 ]
[ :1.7075518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