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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看似简白的叙述，主要道出两点：首先，高宗直截了当的宣称儒家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治道”。其次，高宗撰写赞文，从而对儒家的教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他主张他有能力辨认并拔擢“忠良”。在他的思维里，国家官学体系应教育“多士”以求“忠良”。高宗说他亲幸太学而受此启发，这是整个过程的高潮。高宗看到崭新的太学而感到愉悦，也表示有意给太学生荣誉与鼓励(“意甚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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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篇序文，高宗皆以身为“君”与“师”的双重姿态发言。正如秦桧碑记结论详细阐述的，高宗“君”的身份是继承尧舜，“师”则是继承孔子。高宗在序文的后半部(从“用广”开始)继续发展“多士”潜在的双重性(既指诸官员，也指诸学生)，而在修辞上刻意模糊二者的差别，将孔子的门徒和高宗的天子门生/臣僚划上等号。这种一致性将高宗与孔子相侔的寓意更加强化。“列圣”与“师弟子间”二语明显是指孔子与其门人，但是“缨弁”自古以来皆借指官吏。同样的，“绎思”(这篇序文少见的引语)出处是《诗经·周颂》，通章叙述周初诸臣感怀奠基者周文王的辛劳，并尽心尽力永保文王之政，以表达对文王永远的怀思。最后，高宗在篇末重申他个人对孔子之“训”的理解，将大有裨益于当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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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的先圣赞文延续他兼具“君”与“师”的论旨，将复兴文王之教的孔子与重振孔子训示的高宗混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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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哉宣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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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在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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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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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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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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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由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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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于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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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其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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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时载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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戢此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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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昭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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