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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75 众所周知，高宗在秦桧临终时拒绝任命秦熺为宰相，相位虚悬，直到1156年5月沈该与万俟卨(1083-1157)任此职。秦桧之死留给高宗一个棘手的工作：维持先前与秦桧共同拟定和推动的政策的同时，表明自己与秦桧理政时声名狼藉的事务无涉。高宗的考量兼顾国内与国外。对内，他准许瓦解秦桧亲信的政治网络，但宽宏承诺秦桧的妻子保全其家庭。注261他停止对五十三贤士的迫害，允许平息许多案件，显著减轻其他人的刑罚。《道命录》的第28号文件承诺即将到来的1157年的科举将恢复公正无私，期待在官僚中重建信心：政府人员的传统结构，将会在新的行政体系下恢复。整个赞文计划的要旨，特别是1156年12月最终颁布一系列赞文，反映了高宗对内政策的目的。尤其，秦桧将官僚体系提高到与皇帝相侔的位阶，高宗仍愿承认其有效性，期望借之消除政府官员的疑虑：高宗依然珍视且需要他们积极的参与以达“国治”。用秦桧自己的措词来传达将要回归良好秩序的信念，这大概是最有力的一种修辞作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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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77 对外，国际政策的考量也影响了高宗的决策。秦桧之死粉碎了宋金之间脆弱的政治平衡。金朝知道，只要秦桧尚居首辅，宋朝就不会改变对外政策。根据朱熹撰写的张浚行状，1142年的议和条款规定宋方不能“辄更易大臣”；而金朝的使节由于畏惧张浚有复位的可能，经常询问张浚的下落与状况。注262秦桧之死因此触发金朝的疑虑：宋朝可能采取好战政策，甚至毁弃议和。宋方某些人露骨地流传这种期待：议和是秦桧的政策，现在秦桧已死，政策应该改变。某些人致力制造趋势正往此发展的错觉，刻意伪造、散布召回“旧臣”的诏令。1156年3月，高宗颁布一份措辞强硬的诏书，否认对外政策即将转变的谣传。高宗强调，与邻国和平共处是宋朝的既定国策，已有两百年历史；现在的和平政策是他自己而非秦桧的意志，秦桧只是帮助执行而已。他保证会究办坚持异见的人。注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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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79 1155年12月，张浚的监禁被撤销，他的官职被恢复。他受命出判隆兴府。然而他的母亲才刚去世，服丧迫使张浚辞受此官职。张浚请求归葬母亲于故乡四川绵竹，他从永州启程，往长沙前进。途中他两度上书，警告金朝可能入侵与抨击秦桧、沈该、万俟卨的腐败与无能。大约在1156年9月或10月，张浚终于抵达绵竹。但是，他奏疏刺耳而高调，无可免地卷入了阴谋说的情境中，而这是高宗1156年3月诏书所严禁的。他的奏疏令执政相当吃惊和愤怒，以致他在1156年10月又被发配到永州居住。根据朱熹的记载，接下来四年张浚钻研与注解《易经》、《春秋》、《论语》、《孟子》，夜晚则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随着1161年金人入侵，张浚终于被召回北方。注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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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81 北宋晚期的帝王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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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83 以现代的观点而言，秦桧碑记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在第四部分使用了“道统”这个词汇。第四部分借由宣称下列几点，构成该文修辞的高潮：1.宋高宗继承了周文王的政治与文化遗产；2.这个遗产经由孔子传承；3.正如上天在逆境中保全孔子以确保这个遗产的传承，上天也保全宋高宗以保证儒家正统的延续，而“中兴”宋朝。当时有些人否定道统是由以上几点联合构成的，秦桧撰文主旨之一便是冲着这些人而来的。紧挨在“道统”之前的“盖”字本身或许有某种不确定的意思，但整个第四部分的行文脉络却暗指：“道统”的意义也许是新的、仍有争议且具弹性的，但是秦桧对自己提出的定义却没有任何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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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85 由于学界对于朱熹创造“道统”与1181年首度使用这个词汇没有异议，该段落特别引人注目，注265因为，秦桧碑记的重新面世挑战了这两种一般认可的主张。道统概念的增势与成长，是宋代儒学具有定义性意义的特征，也是接下来的中国儒学学说史的转机所在。注266而且，虽然早期对道统的学术研究强调这个概念的内在与哲学的层面，晚近著作则强调道统外在的、政治的维度，视为士人对抗帝国权威的工具。本文将指出秦桧的碑记提供了新的重要证据，使这些论述更加丰富。尤其，我们致力于碑记的相关背景，发掘“道统”一词更早的用法，且回溯到北宋晚期；这个词汇、概念的“史前史”，在很多方面与秦桧以及复杂的南宋早期政治史纵横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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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87 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分析朱熹《中庸章句序》经典性的构思，精炼道统概念为三个要旨：1.古代圣王之政与学，在整个历史中非常不连贯；2.在传统失落的时期，异端邪说威胁并取代了“道”；3只有极少数卓越超群者能振兴“道”，与道相连，因而延续了道统。注267人们肯定会注意到秦桧的碑记包含了这三个要旨：高宗是极少数的卓越超群者，重新衔接古代圣王，碑记的其他要素也预示了日后的道统构想。例如，眼尖的读者会注意到秦桧直接引用四书：《论语·述而》第二十二章和《论语·子罕》第五章与《孟子·公孙丑》第二十一章等裨益日后道统结构的章节。注268源自《中庸》的一段文字引入了碑记的中心概念“纯”；《大学》的语句则提供了个人修身与理想国家秩序相互关系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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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89 秦桧凸显“共治”概念及其落实，同样引人注目。秦桧在开章大胆宣称君王之道与儒者之道来自同样的源头，因此皇帝和士人的不同只在于彼此的位阶，如此提高士大夫地位的论点可能使读者感到诧异(高宗和秦桧身为士大夫意见的无情压制者的形象已深入人心了)。然而，秦桧的修辞在北宋的新法辩论中有其根源。最近对宋代道学史的解说显示，士大夫持续不断为自身力争免受君主权威的努力，这不仅是道学运动，更是宋代历史的动力。1071年宋神宗与德高望重的政治家文彦博(1006-1097)的对话，经常被视为这种冲突的典型。当皇帝说精心拟定新法是为了便利百姓而不是士大夫的看法时，文彦博回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注269余英时根据朱熹的看法说明“共治”观与北宋道学先驱张载(1020-1077)及程颐政治哲学的关系。再者，朱熹在《孟子集注》的最后特别提到文彦博赠与程颢“明道先生”的谥号，并以程颐认同乃兄为孟子独一无二的继承者的一长段引文做为结论。注270正如南宋史所显露的，程颐的提法可说是最早宣称道统转移到个别学者的宣言。注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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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91 如同Neskar精要的持论：“程颐其兄程颢所做的宣言是彻底而崭新的。”注272虽然狄百瑞所论成熟道统观的三要领中，第一与第二项的历史源自《孟子》而非常悠久；第三要素“卓越超群者”以及与前两项要素一体化而组成独特道统的典范，实是宋代逐渐成形的创新。起初，在宋初与中叶正道复兴的论述中，被皇帝拟人化的宋朝制度具有“卓越超群者”的意义。在此论述里，道统乃是自上古圣王传至宋朝皇帝。宋朝诸帝中，特别是建立官学的宋仁宗，被视为赓续了圣人之业。只要宋朝士人对帝国制度的活力以及制度的改革能力保有信心，这个通用的典范已经足够。但是新法的争议和派系斗争持续增长，削弱了对制度性的“卓越超群者”可以重新连结正道的信心，也为二程彻底而崭新的宣言创造了空间。注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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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93 但是从公共的、体制的道统，到私人的、个人的道统的转变，是逐渐递进而且从未完成的。我们的研究确定：首先出现的是前段所论及的道统含意，后来道学创造的解释普及性日增，二者在紧张对立中并存——即使在1241年君主接受道学以后亦然。北宋晚期使用道统这个辞汇，紧紧恪守着已然确立的那种公共的、体制的道统典范。最早的例子见于刘才邵(1086-1158)约略撰于1110年的《乞颁圣学下太学札子》。这份文件一开始如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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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95 臣闻：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盖治之之谓君，教之之谓师。治之、教之之功，天不能以自为，必付之帝王。帝王以盛德履尊位，克称君师之任。用能相天而成其能，四方之民赖以宁谧。唐虞三代之盛，见于《诗》《书》之所传，率由此道。其后去圣既远，无所折衷，异论肆行，而道统益微。注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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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099 这个开头宣称了北宋复兴正道的论述，并将之连结于《尚书》中成功的君王乃合统治者与师于一身的概念，并将此种兼备称为道统。刘才邵的上疏接着提到数位汉朝皇帝召开学术会议处理经典的问题，因此活络了汉朝文风。但是，惟有在宋朝创立后，方有每位皇帝皆积极参与经典研究与文学作品之“圣圣相承”的盛况。接着，刘才邵认同宋徽宗是“卓越超群者”：徽宗不仅继承了宋朝的传统，还拥有更深邃的学养与实践，超越先前所有的君王。他宣称徽宗达到的学养水平与上古圣王并驾齐驱，而且同样兼具“君师之任”于一身，其学识超越了章句训诂，洞察经典的“妙旨”。刘才邵请求徽宗“颁”其学识予太学，之后向下传于州县学校。刘才邵并未具体说明这个传承应该采取甚么形式，但这份文件也许可以解读为请求徽宗将其“自得于圣心”的经典之“微言奥旨”颁赐太学。无论如何，刘才邵上疏的主旨、修辞结构和措辞与秦桧在1143年与1155年撰写的碑记几乎相同。秦桧也表示石经与赞文为皇帝知识的赐与，构成连结高宗与古代圣王的道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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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01 这个相似性并不令人意外，刘才邵与秦桧的传记资料显示两人有很多的接触，所以彼此可能有直接的影响。刘才邵在1108年获得进士功名，并出任一系列的路级教育职务。1120年他通过宏词科考试(秦桧则在1123年考中)，立刻获得宫廷职位。1126年开封被包围时，刘才邵在秘阁供职，当时他和秦桧都是宫廷官员。他的仕宦生涯中断十年之后，在1130年代晚期重新开始，而宏词科的功名使他快速升迁。刘才邵是一小群负责草拟战后文化复兴基本内容与修辞的官员中的一份子，比方说，他在1142年参与审议徽宗的谥号。1143-1144年刘才邵担任中书舍人，这个职位使他成为宰相秦桧的秘书，当时正是石经与赞文计划酝酿成形的关键时期。1143年11月，刘才邵礼赞由秦桧姻亲进呈宫廷的《绍兴圣德诗》。注275因此，刘才邵与秦桧是很亲近的同代人，同样出身宏词科，也都受到徽宗朝教育与文化政策的熏陶，而当时正是以下这种论述的酝酿期：宋朝皇帝借着重新连接分途已久的君、师之业而复炽上古圣王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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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03 在北宋末期，此一道统概念相当成熟并具有弹性，足以历经1125-1127年动荡不安的过渡期而存续。1125年12月徽宗退位、钦宗登基，开始肃清徽宗朝与王安石、蔡京新政有关的官员。“道统”再次出现于1126年夏天(或秋天)翰林学士李若水(1093-1127)致丞相何㮚(1089-1126)的书信中。注276李若水请求何㮚继续支持任命反新法的官员，以根除王安石变法的残迹——李若水认为王安石的政策导致宋朝衰弱与女真人入侵。他使用已然确立的北宋帝国的道统修辞来架构自己的请求；然而，身为新法的长期支持者且已退位的徽宗不能居于“卓越超群者”，李若水因此将宋太祖界定为奠立祖宗之法而在宋朝恢复道统典范的完人，“天厌丧乱，眷命有徳，艺祖以勇智之资，不世出之才，袪迷援溺，整皇纲于既纷，续道统于已絶”；他并说“仁宗之缵承，持以勤俭，镇以清静，抚以忠厚仁爱”，因而坚称宋朝道统在仁宗朝达到巅峰。李若水也强调，在道统的辉煌期，“［人君］所以共治，以有士也”。这是秦桧在碑记中与朱熹在著作中屡次重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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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05 在李若水所重整的论述中，王安石、蔡京其人其政中断了已复兴的道统，就好比《孟子》记载杨朱与墨子的“邪说”危害了孔子之教的传承。十二世纪的道学家对北宋史的论述，诸多核心要旨都已在李若水的信中出现：宋太祖与宋仁宗比起其他宋朝君王更具荣光；新法被目为反抗“祖宗之法”；结合“祖宗之法”与“道统”两种修辞；祖宗成为古人。注277朱熹最终将在此发展中的混合物中嵌入程颐(而非宋朝君王)，成为典范完人与存续道统者，士人(而不是君王)则成为理想政府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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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07 秦桧、胡安国、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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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09 从刘才邵对宋徽宗的谄媚奉承，和李若水对王安石的责难来看，在南宋初期之前，“道统”一语以及其概念已被用来推展极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修辞姿态。然而无论是刘才邵或是李若水，都和道学家或道学思想没有任何已知的联系。秦桧的情形却非如此，他在1155年所写的碑记构成了“道统”另一个证言性的用法。零碎的史料指出：秦桧在为期一年的首度宰相任内(1131年8月到1132年8月)曾作过保存、发扬程学的努力。这些努力包括将二程彻底而崭新的宣称(以私人来承继道)整合进正在发展的道统论述中。证据的零碎，乃由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催化秦桧与程学学者之间逐渐加深的裂缝。他们的政治关系最终恶化以后，两方(即二度担任宰相的秦桧；以及十二、十三世纪期间继起的道学史家)各自操弄历史纪事，掩饰他们先前这段短暂的关系。注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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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11 当1130年10月秦桧逃脱女真人的俘虏并奔向南方之时，他所见到的是一个没有首都的朝廷，一位从未遇过的年轻皇帝，几乎不可能有盟友的紊乱政局。吕颐浩(1071-1139)与朱胜非(1082-1144)等人身为官僚与财政大臣(他们自1127年以来与高宗共患难)，是高宗身边年长的辅弼者。他们和秦桧一样在蔡京时期的新政中受教育；但与秦桧的差异在于，由于他们比较年长，且能跨越南北分裂而维系着私人的政治网络。这些网络的成员，严格来说是王安石政策的“残党”，也就是李若水提醒何㮚要注意的一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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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13 这些客观环境迫使秦桧起用他自己的姻亲、年轻官员，以及不属现存党派的人，以构筑自己的政治网络。他的集团以此特殊目地而迅速成形，不可免地包括许多元祐(1086-1093)官员的后裔。这些元祐官员在徽宗朝被蔡京归于黑名单，因为他们反对蔡京重归新政。胡安国公认是秦桧关系网的“党魁”，注279胡安国除了是秦桧的首席要员，他也是程学由北宋传承于南宋的关键人物。注280我们必须在此指出，胡安国的这两个角色关系密切，而且他也是秦桧获得对程学基本理解的关键渠道。朱熹的《语类》显示他对秦桧与胡安国的同盟关系感到尴尬。然而朱熹承认，当秦桧在1120年代担任密州教授时，程颐的及门弟子游酢(1052-1123)与胡安国一起支持知州瞿汝文(1076-1141)推荐秦桧参与1123年的宏词科考试。十年后，秦桧吸收了瞿汝文和胡安国进入他的执政团队，这说明秦桧从程学学者得到的早期支持并互蒙其利的模式持续存在。注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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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15 李心传也在三部不同的著作中明言秦桧与胡安国的政治关系颇为亲近。注282他认为，秦桧对道学没有全面的理解，而且秦桧支持或反对道学学说都只是政治的权宜之计。注283这种支持，始于秦桧担任宰相、朝廷赠予程颐身后学士官职之日。虽然这个行动是更广泛的平反元祐官员后裔的一部分，但是诏书指出了程颐的特出，而且诏书的言语回应了程颐为程颢所做的彻底而崭新的宣称。诏书引用了《中庸》，承认程颐之“正心诚意”，使他独一无二地获得经典含义的真知见——这自孟子以来就失传了。诏书宣称程颐以这个知识善佐宋哲宗(1077-1100；1085-1100在位)，但是伪称程颐之徒者背离了他的学说，危害他的名誉。诏书也征召程颐之孙程盛到朝廷。注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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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17 平反程颐的诏书，其中的主调与修辞，为已有稳固知识基础的中兴运动拉开序幕。1131年11月，在秦桧的推荐下，胡安国受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这是一个兼有秦桧秘书(拥有否决草诏权力)和帝师之任的职位。注285胡安国以选自程颐著作的原则为根据，发展出系统性的当代《春秋》诠释，并为宋高宗讲述。高宗命胡安国以详细的传注体阐述他的思想，胡安国终于在1136年呈交给高宗。注286此外，胡安国升官时，他呈交高宗和秦桧12篇深思熟虑的《时政论》。注287同时，胡安国也写一封长信给秦桧，依其《春秋传》表达他对于重要政策的立场。注288最后，正如van Ess说明的，胡安国在同一时间主持收集与出版程颐著作的首度尝试，产生了一个后来传承给杨时与朱熹的“程学”著作总汇。注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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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19 胡安国针对南宋初期地方割据问题，提出一套兼具哲学与政治意涵的提议，他视此类提议为孔子“拨乱世、反之正”的当代表述。注290他以四点阐释孔子的思想蕴义：第一，皇帝涵养个人的道德与学问(胡安国相信这是所有人所倚赖的)是中兴运动的核心。胡安国以《大学》为皇帝内在涵养的途径，这种内在涵养将使高宗重新与“道心”接轨，重现古代圣王的政治与文化。第二，胡安国敦促高宗与秦桧清算官僚体系中承继王安石与蔡京的“吏”，让政府充盈着接续程颐与其他元祐人物的“学者”。此举将使皇帝与官员同心协力，共享正道的道德威信，以更有效率地治国。第三，以此方式强化的朝廷得以重新主张皇帝对各路军阀的控制权，并且防范篡夺。第四，胡安国从根本上定义对抗金朝为内在文化复兴的议题，而不是外在军事力量的问题。注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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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21 比较胡安国的章程与秦桧碑记的修辞，人们很可能将秦桧的碑记视为秦桧的一项宣称：高宗已将早期的中兴计划付诸实践并取得了成果。首先，秦桧坚持皇帝本身已经恢复了圣王道统。其次，虽然秦桧已经放弃胡安国对元祐政治家的偏好，他持续宣传皇帝与官员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同心协力与共同一致的追求目标。第三，秦桧暗示1140年代早期的和平进程也是重申皇帝对宋朝军事力量及行政体系的统御权力。第四，和平进程与文化复兴关系密切，特别是推行国家支持的教育训练。为了追索从胡安国到秦桧的延续并探讨之后的发展，我们将集中讨论前两点，因为它们与朱熹成熟的道统建构具有直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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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552123 胡安国的《正心论》(《时政论》的第九篇)使用《大学》环环相扣的连锁概念给予宋高宗建议：若高宗遵循经典所示的学与内在修养的进程，必然依此而生“正心”，进而能为国家创造文化更新，此一文化复兴也将会带来边疆的稳定。注292胡安国从帝王道统中引用数个环节，强调“心”的传承，作为这个方案的古典性和有效性的证据。胡安国说明，当舜传正道于禹，他警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句话出自《尚书》，构成著名“十六字心传”的前半部，后来朱熹在1189年的《中庸章句序》即视“十六字心传”为道统的精髓。注293虽然胡安国并没有使用“道统”这个词，他的文章是第一个确定“十六字心传”为道统传承的精髓。胡安国论述——“正心”的君王是理想政府的基石，文化复兴必然先于光复北方——的细致化，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依然是道学的主要观点。在此意义上，胡安国论述的这个面向就好像是为君王所建构的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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