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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这些《实录》转化为《国史》的工作此时早已展开。记载宋代前五朝的《国史》已经修成，编纂包含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统治时期的《四朝国史》，将使北宋的《国史》归于完整。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本纪》已经在1166年闰9月29日呈交，仅有一卷的《钦宗本纪》则随着《钦宗实录》一同上呈。注336《钦宗本纪》由史家李焘编纂，他的巨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直是北宋史的基本史料。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声誉渐隆，李焘在1167年8月从故乡四川眉州被征召至秘书省。皇帝命令秘书省将已完成的960至1067年部分抄成清稿，于1168年4月进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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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秘书省后不久，李焘与洪迈在修史工作之外，对当时一桩外交礼仪的处理意见不同；孝宗倾向李焘。这起冲突据说导致洪迈对李焘心怀芥蒂，并且对《四朝国史》产生严重的后果。洪迈在1168年秋天自秘书省离任，蛰居乡间，直到1185年6月才重返首都。李焘则持续《四朝国史》的编纂工作至1170年6月离任。1176年1月，他被召回任秘书监至1177年9月，并在上任后为了《四朝国史》的编纂，立即进行了另一次搜求文献的工作。1177年5月，李焘进呈了徽、钦两朝《长编》。注337在1180年12月，秘书省进呈《四朝国史》中已完成的《志》，内容大部分取材于《长编》，至此只留下传记部分尚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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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年3月，李焘在四川完成了《长编》全书的最后修订并递交朝廷。他在当年夏被召回秘书省，并在1183年7月17日递交了关于《四朝国史》修纂状况的报告。他很自然地将焦点放在传记部分，报告中一个极重要的段落描述了书稿的状况以及完成全书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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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陵诸臣列传已经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合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注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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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宣称如有适当的支持，这项工作将在一年内完成。但不幸的是，他于1184年2月去世，而他的传记编修工作仍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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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1185年6月，洪迈再次回到秘书省，并提出了关于传记修纂状况的报告，意见与李焘殊异。洪迈感叹这段时期政治问题复杂，且因丢失北方国土而导致文献缺乏。他指出被指定作传的1300人中，有将近一半是鲜为人知的皇室宗亲，因此需要获得更多的讯息。他建议可以合并一些传记，对于那些无事迹可书者，即使贵为宰辅也应悉行删去。洪迈没有提出完成的时限。两天之后，皇帝令他于一年内完成这项工作。注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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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计划侧重点的差异值得注意。一方面，李焘着重于文本层面，在可能的情况下解决现存版本的历史与文献问题，并在考异中记录这些过程，这份提案反映出他修纂《长编》的方法。另一方面，洪迈则在更广的范围内处理问题，一再地抱怨文献不足的情况，并且请求大幅删减整体文本的篇幅。洪迈似乎不愿意、或是无法完成李焘所规划的修订方法。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朝廷手握1183年李焘的乐观评估，也不倾向接受另一次漫长的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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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称洪迈仍因礼仪之争时在李焘面前丢失颜面而耿耿于怀，故而拖延修订《四朝国史》的传记。当皇帝要求限期完成工作时，洪迈将《东都事略》人物传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而《东都事略》才刚由王偁进呈给皇帝。根据李心传的说法，人们“但见新书疏略舛误甚多，而不知仓卒之间不暇考择也”。注340事实上，李心传的“仓卒之间”还是委婉的说法。《东都事略》进呈于1186年8月26日。而仅仅在43天后，洪迈就呈交了《四朝国史》的传记。洪迈也许想在之后补救这种情况，他随即请求将北宋的三部《国史》合并为所谓的《九朝国史》。注341显然，在1188年6月离开秘书省前的大约两年时间中，洪迈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但他离任之后，合并三部北宋《国史》的工作被永久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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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事略》成为现存有关宋代的本朝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不是因为其文辞优美，而是由于它提供了后人了解宋代史学发展的线索。注342十三世纪大部分的史家与目录学家曾严厉地批评这部著作。当李心传评价《东都史略》时定调为：“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疏驳。”注343在洪迈对于王偁的推介中，他坦承《东都事略》里有九成的内容抄录自先前的《国史》，但洪迈以此辩称该书的可靠。他也提到王偁经由其父王赏(1149年卒)所遗留的资料，完成这部书的编纂工作。注344王赏在1142年3月到1143年12月期间任职于秘书省，那时正是《钦宗实录》编纂的第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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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发现连结到《宋史·蔡京传》之前，有必要先简短地介绍《东都事略》与《长编》的关系，这是个复杂但重要的议题。这涉及到《东都事略》的原作者以及成书时间。基于洪迈的陈述，清代学者王士祯认为王赏在1149年去世前完成了《东都事略》的书稿，而王偁为了获得朝廷的提拔隐匿了其父之前的贡献，在1186年时一如常例地向朝廷进献他略微增补的手稿。注345当代学者赵铁寒也认为《东都事略》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完成，他指出《长编》一书中出现了引自《东都事略》的文字，因此早在1186年以前李焘必定见过此书。注346中国大陆的学者则认为这些引文不是《长编》原始文字的部分，而是后来的编者与出版者所增加的。这些学者坚持不论王赏曾经有什么贡献，王偁应该被视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他们认为王偁于1186年进献《东都事略》不久前刚完成该书。注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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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看到，《宋史·蔡京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帮助我们解决这道谜题。王赏与其子为四川眉州人，也是李焘的同乡，很难想象这两个史学家的家族彼此不认识。李心传明确指出《东都事略》的大部分内容抄录自《国史》与四部《实录》。有人可能会因此推测王偁抄录了在1168年完成的《钦宗实录》的某些部分。李心传进一步指出，王偁于1186年进献《东都事略》时任四川龙州知州，并在庆元年间卒于朝官任内，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在1186年前到过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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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纳以上事实的最合理情况为：王赏在1142-1143年任内抄录了他能取得的大部分朝廷档案及各种《实录》，1149年去世后这些资料由其子继承。李焘与王偁定有所联系，可能是在1160年代李焘被召唤至首都之前，或是李焘晚年再度回到四川定居期间(亦即在1172-1173年与1180-1183年)。也许在这些时段中，王偁以《长编》书稿为媒介，接触到他父亲于1140年代抄录文献档案之后才完成的《实录》，包括了《哲宗实录》修订版以及徽钦两朝《实录》，其中亦包含了《蔡京传》。注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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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二世纪《宋史·蔡京传》起源的追索成果，可以归结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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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表将《宋史·蔡京传》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论证，细读《宋史》文本与其并行材料，能清晰揭露这三个阶段的痕迹。如同前所见，传记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至1140年代初开始编纂《钦宗日历》之时。当时人们对于蔡京已深怀敌意。注349王赏也许誊写了这些材料，但他更可能局限于抄录北宋早些时候的历史，它们已经编纂完成且基本定案。福建人龚茂良在1162-1164年间修订了《钦宗日历》，他后来在1170年代位列执政，为朱熹政治上重要的支持者。《钦宗日历》在1166-1168年间在洪迈的主持下修订为《钦宗实录》，期间洪迈向孙觌征求有关蔡京的资料，孙氏在1126年率先在御史台攻击蔡京而遭贬。以上事件暗示1166年的《日历》里也许没有蔡京传记，而1168年的《钦宗实录》是国家首次尝试编纂蔡京的官方传记。此时于史馆任职的李焘很有可能参与了蔡京传记的编纂。以下我们将看到，《东都事略》与《宋史》传记结语中的一段文字无疑出自于李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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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年代末以及1170年代中期任职秘书省期间，李焘承担了将《钦宗实录》编入《四朝国史》的初步工作。在此期间，李焘着力编纂徽钦两朝的《长编》，终于在1177年完成。到1184年李焘去世时，秘书省的史家已通过补正《钦宗实录》的传记，为《四朝国史》传记提供了草稿，这其中必定包括《蔡京传》。李焘认为仔细审阅与评估这些修改后，《四朝国史》即能完成。洪迈不持此议，在递交最终成果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从1186年进呈的《东都事略》中抄录许多人物传记。这一叙事暗示了在1186年《四朝国史》内的官方《蔡京传》与现存《东都事略》中的大致相同。然而，将《东都事略》与《宋史》的《蔡京传》仔细对照阅读，却显示从1186年《四朝国史》文本到1345年《宋史》文本发生了显著而重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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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录》到《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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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大篇幅处理《四朝国史》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东都事略》的关系，是因为笔者所见，仅有两种南宋形成的蔡京传记尚存于世。其一见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由两种私史集成，这两种私史均可追溯至绍兴(1131-1163)末年。注350虽然这份资料对于了解此时蔡京的形象十分重要，但在文本上与《宋史·蔡京传》无关，因此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其二为《东都事略》的《蔡京传》，显然与《宋史·蔡京传》相关，而且两篇传记有着相关的文本史——这是《宋史》与《东都事略》中许多传记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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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比较《东都事略》与《宋史》中的蔡京传记，显示两者虽然相关，关系却非完全直线式的。如前述《蔡京传》的发展图表所示，《东都事略》并非《宋史》文本的直系祖先。相反，有证据表明这两篇传记有共同的来源，而且各自对共同的原始文本进行了删节与增补。对于《四朝国史》的编纂及其与《东都事略》关系的回顾指出，两种文本最可能的来源为1168年的《钦宗实录》。《钦宗实录》现已不存，而笔者也未见任何对《钦宗实录·蔡京传》的直接引用。然而，1194年由杜大珪编纂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完整转录了27篇北宋《实录》的传记。杜大珪也来自四川眉州，与李焘、王偁为同时代人。《琬琰集》转载自《实录》传记的传主中有四人名列《宋史·奸臣传》：蔡确(1037-1093)、吕惠卿(1031-1110)、章惇(1035-1105)、曾布(1035-1107)；他们的传记几乎构成了《宋史》卷471——即《奸臣传》首卷。四人在《东都事略》里无疑也有传。后三位死于徽宗朝，他们的传记几可确定来自1177年李焘与吕祖谦(1137-1181)修订的《徽宗实录》。注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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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比较四人在《实录》、《东都事略》与《宋史》内的传记将超出本文的范围，而且，杜大珪可能删节了《实录》文本，也导致了问题的复杂。不过，对现存宋代《实录》传记的初步观察，也许可以帮助厘清《钦宗实录·蔡京传》——《东都事略》与《宋史》《蔡京传》原始文本——的一般特性。首先，杜大珪作品中的《实录》传记只提供了基本的官职年表；不过这份年表非常精确，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官职。事实上，吕惠卿、章惇与曾布传的大部分是由官职组成的。现代读者或许会觉得，对于编纂这些记载的专业史家与宋代官员而言，人们所需要的传记，就理应是个人官衔的完整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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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东都事略》增入轶事、对话，并且在《实录》年表内援引奏议，但极少改变既有的编年结构，或是再加入新的年代。这些增补应当是1183年李焘所说《四朝国史》中的“合添处”；换言之，这些材料被提议用于增补《实录》人物传的年表基础。《宋史·袁枢传》内的一桩轶事有助于厘清《章惇传》增补的经过。袁枢在1179年1月至1180年3月间任国史院编修。袁枢与章惇同乡，章家利用了这层关系请托袁枢在《国史》内“文饰其传”。袁枢怒称“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公议”，当时宰相称他可比古之良史。袁枢获得晋升，并续任职秘书省直到1182年5月。注352如果我们承认这段故事的真实性，那么故事发生时间恰好与我们所知的《四朝国史》编修相契合，因而支持了《四朝国史》传记是在扩充《实录》的过程中编成的看法。此处还表明，有着强烈道学背景的袁枢，也许即是修改《章惇传》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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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每篇传记中，《宋史》与《东都事略》的关系并不相同：两者的《章惇传》关系很近；《吕惠卿传》相距甚远；《曾布传》则介于两者之间。然而，修纂的普遍趋势是增加文本材料以加强传主“奸邪”的特征，这些材料强调了传主并非君子的概念。通常《实录》的文本只提到有奏疏攻击传主，《东都事略》在这些地方则直接引用奏议文本。这个过程也可能反向运作：《实录》中的一些材料模糊了“君子”与“奸邪”之间行为的标准的差异，《东都事略》与《宋史》都将这些材料隐去。例如《实录·章惇传》内提及他早年曾受到欧阳修举荐，而《实录·吕惠卿传》内也提到入仕初期受到韩绛(1012-1088)的支持。《东都事略》与《宋史》的人物传都略去这些资料，因为它们混淆了《东都事略》与《宋史》等后出的文本企图建立的道德区分。事实上，王偁为其《章惇传》撰写评论中，将章惇与司马光各视为“小人”与“君子”。注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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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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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附表内再现了两种《蔡京传》，左栏是《宋史》，《东都事略》在中间，右栏则是在其他宋代资料中辑录出来的并行文本。为了便于比较两种传记，笔者为文本标识了一些分析特征。首先，《宋史》文本被分割为22个主要部分，其下再分若干细目。这些划分奠基于传记的主题与逻辑划分，大多与中华书局1977年版《宋史》的分段对应。由于《东都事略》是较早的文本，从反向着手，基于《东都事略》进行分析也同样可行。然而，本文既以《宋史·蔡京传》为主要焦点，因此笔者以《宋史》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然后将其划分覆盖至《东都事略》。以下我们将会看到，考察其他宋代文本内的对应段落，能够证实上述文本划分的完整，也能证实以此为分析工具，能够帮助了解文本的历史发展。简言之，宋代史家每次将一个文本中的文字抄录到另一文本时，都在揭示他们认为原始材料的各组成部分应当如何划分。这些迹象有益于目前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