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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份计划侧重点的差异值得注意。一方面，李焘着重于文本层面，在可能的情况下解决现存版本的历史与文献问题，并在考异中记录这些过程，这份提案反映出他修纂《长编》的方法。另一方面，洪迈则在更广的范围内处理问题，一再地抱怨文献不足的情况，并且请求大幅删减整体文本的篇幅。洪迈似乎不愿意、或是无法完成李焘所规划的修订方法。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朝廷手握1183年李焘的乐观评估，也不倾向接受另一次漫长的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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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称洪迈仍因礼仪之争时在李焘面前丢失颜面而耿耿于怀，故而拖延修订《四朝国史》的传记。当皇帝要求限期完成工作时，洪迈将《东都事略》人物传一字不漏地抄录下来，而《东都事略》才刚由王偁进呈给皇帝。根据李心传的说法，人们“但见新书疏略舛误甚多，而不知仓卒之间不暇考择也”。注340事实上，李心传的“仓卒之间”还是委婉的说法。《东都事略》进呈于1186年8月26日。而仅仅在43天后，洪迈就呈交了《四朝国史》的传记。洪迈也许想在之后补救这种情况，他随即请求将北宋的三部《国史》合并为所谓的《九朝国史》。注341显然，在1188年6月离开秘书省前的大约两年时间中，洪迈一直在进行这项工作。但他离任之后，合并三部北宋《国史》的工作被永久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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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事略》成为现存有关宋代的本朝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不是因为其文辞优美，而是由于它提供了后人了解宋代史学发展的线索。注342十三世纪大部分的史家与目录学家曾严厉地批评这部著作。当李心传评价《东都史略》时定调为：“其书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而微以野史附益之，尤疏驳。”注343在洪迈对于王偁的推介中，他坦承《东都事略》里有九成的内容抄录自先前的《国史》，但洪迈以此辩称该书的可靠。他也提到王偁经由其父王赏(1149年卒)所遗留的资料，完成这部书的编纂工作。注344王赏在1142年3月到1143年12月期间任职于秘书省，那时正是《钦宗实录》编纂的第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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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发现连结到《宋史·蔡京传》之前，有必要先简短地介绍《东都事略》与《长编》的关系，这是个复杂但重要的议题。这涉及到《东都事略》的原作者以及成书时间。基于洪迈的陈述，清代学者王士祯认为王赏在1149年去世前完成了《东都事略》的书稿，而王偁为了获得朝廷的提拔隐匿了其父之前的贡献，在1186年时一如常例地向朝廷进献他略微增补的手稿。注345当代学者赵铁寒也认为《东都事略》的大部分内容早已完成，他指出《长编》一书中出现了引自《东都事略》的文字，因此早在1186年以前李焘必定见过此书。注346中国大陆的学者则认为这些引文不是《长编》原始文字的部分，而是后来的编者与出版者所增加的。这些学者坚持不论王赏曾经有什么贡献，王偁应该被视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他们认为王偁于1186年进献《东都事略》不久前刚完成该书。注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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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将看到，《宋史·蔡京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帮助我们解决这道谜题。王赏与其子为四川眉州人，也是李焘的同乡，很难想象这两个史学家的家族彼此不认识。李心传明确指出《东都事略》的大部分内容抄录自《国史》与四部《实录》。有人可能会因此推测王偁抄录了在1168年完成的《钦宗实录》的某些部分。李心传进一步指出，王偁于1186年进献《东都事略》时任四川龙州知州，并在庆元年间卒于朝官任内，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曾在1186年前到过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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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容纳以上事实的最合理情况为：王赏在1142-1143年任内抄录了他能取得的大部分朝廷档案及各种《实录》，1149年去世后这些资料由其子继承。李焘与王偁定有所联系，可能是在1160年代李焘被召唤至首都之前，或是李焘晚年再度回到四川定居期间(亦即在1172-1173年与1180-1183年)。也许在这些时段中，王偁以《长编》书稿为媒介，接触到他父亲于1140年代抄录文献档案之后才完成的《实录》，包括了《哲宗实录》修订版以及徽钦两朝《实录》，其中亦包含了《蔡京传》。注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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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二世纪《宋史·蔡京传》起源的追索成果，可以归结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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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表将《宋史·蔡京传》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论证，细读《宋史》文本与其并行材料，能清晰揭露这三个阶段的痕迹。如同前所见，传记最早的部分可以追溯至1140年代初开始编纂《钦宗日历》之时。当时人们对于蔡京已深怀敌意。注349王赏也许誊写了这些材料，但他更可能局限于抄录北宋早些时候的历史，它们已经编纂完成且基本定案。福建人龚茂良在1162-1164年间修订了《钦宗日历》，他后来在1170年代位列执政，为朱熹政治上重要的支持者。《钦宗日历》在1166-1168年间在洪迈的主持下修订为《钦宗实录》，期间洪迈向孙觌征求有关蔡京的资料，孙氏在1126年率先在御史台攻击蔡京而遭贬。以上事件暗示1166年的《日历》里也许没有蔡京传记，而1168年的《钦宗实录》是国家首次尝试编纂蔡京的官方传记。此时于史馆任职的李焘很有可能参与了蔡京传记的编纂。以下我们将看到，《东都事略》与《宋史》传记结语中的一段文字无疑出自于李焘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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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0年代末以及1170年代中期任职秘书省期间，李焘承担了将《钦宗实录》编入《四朝国史》的初步工作。在此期间，李焘着力编纂徽钦两朝的《长编》，终于在1177年完成。到1184年李焘去世时，秘书省的史家已通过补正《钦宗实录》的传记，为《四朝国史》传记提供了草稿，这其中必定包括《蔡京传》。李焘认为仔细审阅与评估这些修改后，《四朝国史》即能完成。洪迈不持此议，在递交最终成果的强大压力之下，他从1186年进呈的《东都事略》中抄录许多人物传记。这一叙事暗示了在1186年《四朝国史》内的官方《蔡京传》与现存《东都事略》中的大致相同。然而，将《东都事略》与《宋史》的《蔡京传》仔细对照阅读，却显示从1186年《四朝国史》文本到1345年《宋史》文本发生了显著而重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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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录》到《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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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用大篇幅处理《四朝国史》的发展阶段及其与《东都事略》的关系，是因为笔者所见，仅有两种南宋形成的蔡京传记尚存于世。其一见于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由两种私史集成，这两种私史均可追溯至绍兴(1131-1163)末年。注350虽然这份资料对于了解此时蔡京的形象十分重要，但在文本上与《宋史·蔡京传》无关，因此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其二为《东都事略》的《蔡京传》，显然与《宋史·蔡京传》相关，而且两篇传记有着相关的文本史——这是《宋史》与《东都事略》中许多传记的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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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比较《东都事略》与《宋史》中的蔡京传记，显示两者虽然相关，关系却非完全直线式的。如前述《蔡京传》的发展图表所示，《东都事略》并非《宋史》文本的直系祖先。相反，有证据表明这两篇传记有共同的来源，而且各自对共同的原始文本进行了删节与增补。对于《四朝国史》的编纂及其与《东都事略》关系的回顾指出，两种文本最可能的来源为1168年的《钦宗实录》。《钦宗实录》现已不存，而笔者也未见任何对《钦宗实录·蔡京传》的直接引用。然而，1194年由杜大珪编纂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完整转录了27篇北宋《实录》的传记。杜大珪也来自四川眉州，与李焘、王偁为同时代人。《琬琰集》转载自《实录》传记的传主中有四人名列《宋史·奸臣传》：蔡确(1037-1093)、吕惠卿(1031-1110)、章惇(1035-1105)、曾布(1035-1107)；他们的传记几乎构成了《宋史》卷471——即《奸臣传》首卷。四人在《东都事略》里无疑也有传。后三位死于徽宗朝，他们的传记几可确定来自1177年李焘与吕祖谦(1137-1181)修订的《徽宗实录》。注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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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比较四人在《实录》、《东都事略》与《宋史》内的传记将超出本文的范围，而且，杜大珪可能删节了《实录》文本，也导致了问题的复杂。不过，对现存宋代《实录》传记的初步观察，也许可以帮助厘清《钦宗实录·蔡京传》——《东都事略》与《宋史》《蔡京传》原始文本——的一般特性。首先，杜大珪作品中的《实录》传记只提供了基本的官职年表；不过这份年表非常精确，尤其是其中涉及的官职。事实上，吕惠卿、章惇与曾布传的大部分是由官职组成的。现代读者或许会觉得，对于编纂这些记载的专业史家与宋代官员而言，人们所需要的传记，就理应是个人官衔的完整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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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虽然《东都事略》增入轶事、对话，并且在《实录》年表内援引奏议，但极少改变既有的编年结构，或是再加入新的年代。这些增补应当是1183年李焘所说《四朝国史》中的“合添处”；换言之，这些材料被提议用于增补《实录》人物传的年表基础。《宋史·袁枢传》内的一桩轶事有助于厘清《章惇传》增补的经过。袁枢在1179年1月至1180年3月间任国史院编修。袁枢与章惇同乡，章家利用了这层关系请托袁枢在《国史》内“文饰其传”。袁枢怒称“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公议”，当时宰相称他可比古之良史。袁枢获得晋升，并续任职秘书省直到1182年5月。注352如果我们承认这段故事的真实性，那么故事发生时间恰好与我们所知的《四朝国史》编修相契合，因而支持了《四朝国史》传记是在扩充《实录》的过程中编成的看法。此处还表明，有着强烈道学背景的袁枢，也许即是修改《章惇传》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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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每篇传记中，《宋史》与《东都事略》的关系并不相同：两者的《章惇传》关系很近；《吕惠卿传》相距甚远；《曾布传》则介于两者之间。然而，修纂的普遍趋势是增加文本材料以加强传主“奸邪”的特征，这些材料强调了传主并非君子的概念。通常《实录》的文本只提到有奏疏攻击传主，《东都事略》在这些地方则直接引用奏议文本。这个过程也可能反向运作：《实录》中的一些材料模糊了“君子”与“奸邪”之间行为的标准的差异，《东都事略》与《宋史》都将这些材料隐去。例如《实录·章惇传》内提及他早年曾受到欧阳修举荐，而《实录·吕惠卿传》内也提到入仕初期受到韩绛(1012-1088)的支持。《东都事略》与《宋史》的人物传都略去这些资料，因为它们混淆了《东都事略》与《宋史》等后出的文本企图建立的道德区分。事实上，王偁为其《章惇传》撰写评论中，将章惇与司马光各视为“小人”与“君子”。注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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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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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附表内再现了两种《蔡京传》，左栏是《宋史》，《东都事略》在中间，右栏则是在其他宋代资料中辑录出来的并行文本。为了便于比较两种传记，笔者为文本标识了一些分析特征。首先，《宋史》文本被分割为22个主要部分，其下再分若干细目。这些划分奠基于传记的主题与逻辑划分，大多与中华书局1977年版《宋史》的分段对应。由于《东都事略》是较早的文本，从反向着手，基于《东都事略》进行分析也同样可行。然而，本文既以《宋史·蔡京传》为主要焦点，因此笔者以《宋史》作为分析的出发点，然后将其划分覆盖至《东都事略》。以下我们将会看到，考察其他宋代文本内的对应段落，能够证实上述文本划分的完整，也能证实以此为分析工具，能够帮助了解文本的历史发展。简言之，宋代史家每次将一个文本中的文字抄录到另一文本时，都在揭示他们认为原始材料的各组成部分应当如何划分。这些迹象有益于目前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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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已经被笔者识别为“基础文本”的段落，即能够识别其源头的段落，在附表中以粗体与下划线标示。这些《宋史》或《东都事略》中的段落，不仅可以在其他宋代史料中找到并行文本，且能确认并行文本的原作者。笔者强调，“基础文本”的概念完全是用于分析的启发的工具；“基础文本”的辨识构成了比较文本分析的方法论基础。理论上说，因为每字每句在某一时间点必定有终极的原作者，这两份传记的所有内容都应被视为“基础文本”。然而，我们鉴定文本任何部分的“基础”(即原作者)的能力，取决于文本平行段落存在与否。反之，这些段落的遗存，部分是历史的偶然，部分则是后来的编者与刊印者有意的意识形态与理智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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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附表中不同的字体也试图重现两种传记的“考古学”。一方面，那些在《东都事略》和《宋史》中相同或大致相似的段落(排除文体的变异)，表中以一般字体显示。仅存两传其中之一的段落，则以斜体显示。如前文所见，这两种传记来自于宋代官方史学编纂历程的不同阶段。然而，由于《宋史》比《东都事略》晚了150年，是否可以认为，存于《宋史》人物传却未存于《东都事略》的段落，是在《东都事略》于1186年定稿之后才加入的。相反的，存在《东都事略》却不见于《宋史》的，则是1186年之后被删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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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这些模式之前，有必要先说明对《宋史·蔡京传》的一些观察，特别是依据上述对《实录》、《东都事略》与《宋史》内其余“奸臣”传记的比较。与《宋史》几乎所有传记一样，《蔡京传》的文本可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主要由传主官职变动构成的时间表提供了总体上的结构框架。其次，在未列入奸臣的官员传记中，我们会看到，编年基础中穿插着一系列传主历任上的轶事和花絮以及奏疏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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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注意到，《宋史·蔡京传》的编年基础经过压缩，显得马虎，还有若干时间点错误。通常，蔡京主要官衔被删节(举例来说，VII节记载了蔡京首次升任宰辅)或是只取意译(XIV节描述他在1112年重回权力核心)。另外，传记存在严重的年代错位，蔡京于1106年1月自左仆射之位罢相之事记载了两次，显然撰者在并未意识到两个段落指的是同一件事(XI.C与XIII.A节)。注354在IX.D与XV.A节，蔡京的任职年表也有些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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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都事略》大体并不如此。蔡京传记的编年基本可靠，且官衔完整，比《宋史》文本更为正式。这项差异显示后世《宋史》的编者，试图降低蔡京身拥重要官衔的正面影响。即便是在那些与《宋史》所列奸臣相关的资料，如此敷衍地省略官衔的现象，也从未在宋代著名史家如李焘或李心传的著作中发生过。《东都事略》中不存在编年错误问题，也表明了在十二世纪晚期到1345年定稿之间，《宋史》的文字曾经修改，甚至是不慎重的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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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仅有日期与职衔的干瘪年表中添上故事与文字，给予了传主生命与个性。然而在蔡京的案例中，《宋史》文本的创作者无法参考通常的传记资料，即使这些资料确实存在，而必然被迫制订一些替代策略。有三个策略明显可见。首先，与起草正面道德典范的传记时的惯例相反，《宋史》的撰写者仔细地从他们的传记中排除任何蔡京本人撰写的文字。注355因此，传记中完全没有从他的奏疏或任何著作引述文字。相反，《东都事略》中有四处引文，其中两处出现在第IV节。在第一处引文中(IV.A)，蔡京攻击左正言孙谔，暗指其在1096年5月批评恢复差役法，是在诋毁神宗。注356第二处引文(IV.B)摘自1097年蔡京主审同文馆案所写的长篇奏疏。注357这两处引文批判了元祐政治的许多方面，因而被《宋史》的编者移除。结果，《宋史》中同文馆案的部分被简化到了不可理解的程度。删节的原因显而易见：蔡京在奏疏中指控司马光及元祐政府的其他成员与宦官密谋阻挠1085年哲宗的继位。在北宋晚期与南宋初期，对于元祐党人的这项指控是司空见惯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与道学式北宋史逐渐成形，对元祐当权派的负面评价逐渐消失。第XV.A节省略了蔡京的一份奏疏，这份奏疏于1112年被召回任尚书左仆射时进上。在其中，蔡京向朝廷请求也将前同僚张商英一并召回首都。虽然《东都事略》将蔡京的提议评为“不情”，这段引述显示了蔡京并非全面握有宰辅之权，因此削弱了他的“奸臣”形象。注358最后，第XIX.B节中省略了蔡京奏疏中徽宗厚待蔡氏家族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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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宋史》传记通常引用传主奏疏中的文字解释其政策，《蔡京传》的创作者却代之以“议论”，其中以大段用负面字眼罗列蔡京的政策。《东都事略》保留这些显然属于文本早期组成部分的段落。第VIII、IX、XVI、XVII与XVIII节都属于这类段落，几乎占了现存文本的四分之一。十七世纪的学者汪琬称赞《东都事略·蔡京传》的这项特色，并将其与《史记》的《封禅书》、《平准书》相比，即用特定事件为例证支撑更为概括的志书式专论。注359《蔡京传》中，背信弃义与其败坏朝政是概括的论述，而以下我们将会看到，此一论述的细节来自蔡京生前受到的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