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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所指的“某文”即所谓“降表”，是宋钦宗向金国皇帝承认臣属地位，并宣布北宋终结的正式文书。这份文件完成于1126年12月1日，此时钦宗和他的随员正被囚禁在女真设于“青城”的营地。孙觌时任中书舍人，身处起草这份羞辱性文件的过程的中心。《记孙觌事》清楚表明了朱熹对孙觌在此事件的角色和孙觌的动机及人格的态度。朱熹指出三点：(一)孙觌接受了钦宗的命令起草降表，是为不忠。(二)孙觌是机会主义者，因为他精心撰写了一份过分反宋的文书以取悦金人。(三)孙觌所写文本的优美措辞证明他定是在先前就拟好草稿。幸运的是，李心传及徐梦莘的历史著作、孙觌的文章以及现存金代编纂的文献都保存了关于“降表”的材料。这些材料使验证朱熹对孙觌指控的准确性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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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宋覆灭时期最早且最丰富的记载当属《宣和录》，如今不知撰人姓名且已散佚，而徐梦莘《会编》曾引用此书：“上在虏寨，宿郊宫，与二酋尚未相见，遣使议事。索降表，上命孙觌草表，但言请和称藩而已，使人赍草示粘罕，粘罕以为未是，使人往来者数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对属作降表。觌与吴幵互相推避不下笔，上曰：‘事已至此，当卑辞尽礼，勿计空言。’促使为之，于是觌、幵与何㮚共草成之。”《宣和录》从降表引用了三段文字，接着叙述钦宗对孙觌的评论：“对属甚切，非卿平昔闲习，安能及此？”接着，《宣和录》举出数例，说明女真“二酋”坚持在所引的三段降表文字中进行改动。《宣和录》最后引述孙觌来年进呈的一份辞状引述中的文字作结，孙觌在其中概述了他在降表起草中的参与。注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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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觌自己的解释支持了《宣和录》的说法。此外，孙觌解释道，由于起草国家重要文件一般是翰林学士而非他担任的中书舍人的职责，他最初拒绝执笔，但来自宰相何㮚与钦宗的压力使他妥协。孙觌又提到女真使节已决定降表的内容，而钦宗为了回到城内的皇宫，催促官员们按女真的条件起草。孙觌更指他之所以同意撰写最后定稿，是因为何㮚不满钦宗投降的决定而拒绝起草，而起居郎胡交修(1078-1142)亦参与了降表的准备。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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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的《系年要录》在一则据孙觌自己的文字所写成的条目中提到“降表”。李心传是为达成事件的中允记载接受了这些文字。注文中，李心传和《宣和录》一样，引用了1127年的辞状，此外还引用了孙觌在大约1160年写给御史朱倬(1086-1163)的信。李心传指出这两种材料的写作时间相距超过三十年，体现了孙觌对参与该事件的叙述始终一致。孙觌在信中称，由于钦宗急于回城，在两位翰林学士以病推辞起草后，钦宗命他起草文书，不许推辞。经过协商，女真决定文件内容，而何㮚、胡交修、孙觌及另一位官员起草文书，文字由孙觌实际撰写。注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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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以上关于“降表”简要历史中推断朱熹严重地夸大了孙觌的过失。回到朱熹在《记孙觌事》的三个主要论点，第一，显然孙觌接受钦宗命令起草文件是在理应负责的官员拒绝、他自己拒绝、钦宗又禁止他拒绝之后。比起主张孙觌对皇帝命令的接受是不忠，我们也可以主张孙觌接受了同僚极力推辞的任务，显示了更高的忠诚。第二，很明显，孙觌几乎没有能力影响“降表”的内容与措辞。前引的史料一致认定女真方面决定其内容与一部分的措辞。此外，在北宋这边，孙觌并不否认他确实写就了那决定北宋灭亡命运的降表，但他只是撰写降表的“委员会”中的一名成员。最后，《宣和录》的文章脉络显示钦宗评论孙觌行文“对属甚切”，意在赞美孙觌的文体，而非质疑他的动机或忠诚。注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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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接着扩大了对孙觌的攻击。《朱子语类》有一段长篇的对话，其中朱熹将历史记载中的一些严重失实归咎于孙觌与他在1167年上呈给洪迈的资料。1199年，就在朱熹去世前不久，他的一位学生记录了下面这段对话，不过同样的观点可以在《语类》中一些系年早在1170年代初期的段落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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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仁甫《通鉴长编》曰：“近得周益公书，亦疑其间考订未甚精密，因寄得数条来某看。他书靖康间事最疏略，如姚平仲劫寨，则以为出于李纲之谋；种师中赴敌而死，则以为迫于许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决于姚平仲侥幸之举，纲实不知。时执政如耿南仲辈，方极力沮纲，幸其有以藉口，遂合为一辞，谓平仲之出，纲为其谋。师中之死，亦非翰之故。脱如所书，则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战，固为有罪。师中身为大将，握重兵，岂有见枢府一纸书，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敌以死！此二事盖出于孙觌所纪，故多失实。”问：“觌何如人？”曰：“觌初间亦说好话。夷考其行，不为诸公所与，遂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洪景卢在史馆时，没意思，谓靖康诸臣，觌尚无恙，必知其事之详，奏乞下觌具所见闻进呈。秉笔之际，遂因而诬其素所不乐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审，多采其说，遂作正文书之。其他纪载有可信者，反为小字以疏其下，殊无统纪，遂令观者信之不疑，极是害事。昔王允之杀蔡邕也，谓：‘不可使佞臣执笔在幼主旁，使吾党蒙讪议。’允之用心，固自可诛，然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易之论。”注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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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详细分析此段落之前，笔者将深入考察北宋最后一年的历史与史学编纂。简单说明笔者的结论：在这段文字里，朱熹试图改变李焘在《长编》中建立的对1126年两个关键事件的认识。朱熹的策略是：既然孙觌据称是朱熹计划改正的那些错误信息的来源，那么借着攻击孙觌的动机与诚实，即可削弱《长编》这部可信史著的权威性。其最终目的，是转移李纲(1083-1140)在导致北宋覆灭的两个重要事件中的责任。本质上，朱熹试图精心打造北宋覆灭的道学解释。这一解释将李纲重塑成道学的道德模范和在政治、军事上长期持与女真对抗立场的典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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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笔下的北宋覆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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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朱熹为何选这两个事件做为李焘缺乏史学判断力的证据，我们首先应将两事件置于北宋灭亡的总体历史之中。注4141125年冬，两支女真军队入侵了宋朝的河东路与河北西路，并从侧翼袭击河北东路。这些地区即后续谈判所指的“三镇”，其区域几乎包含宋朝所有黄河以北的领土，大致相当于今日的河北省与山西省。西线部队包围了河东路的首府太原，东线部队则继续向宋朝的首都开封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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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件迫使徽宗退位，并传位钦宗。女真军队在1126年的新年后三天渡过黄河，太上皇徽宗离开首都“东巡”。预料新帝钦宗也将离开首都，宋廷下达了一系列人事任命，其中李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但李纲强烈反对钦宗离城，钦宗最终未成行。1126年1月7日，女真军队包围开封。金人要求现金赔款、割让三镇，以及一名亲王与一名宰相做为人质以换取金军撤退。一周后，宰相张邦昌(1081-1127)以及后来成为宋高宗的康王来到女真营地，二人名义上是使者，实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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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宋朝的两支增援部队抵达，分别由姚平仲(1099-?)和种师道(1051-1126)率领。姚、种二人都出身武将世家，其祖先世代在宋朝西北边境统兵。女真军队正侵略他们的防区，割让三镇将结束他们对该地区的控制。因此他们急忙驰援宋廷，支持对抗金军。然而姚、种两个家族却处于竞争状态，彼此忌妒对方的特权和朝中的关系，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的困局也抱持不同意见。种师道因其弟种师中(1059-1126)正统兵太原，反对割地，但他也认为宋朝在首都的军队不足以突破包围。他建议宋廷借由提出每年将三镇的岁收划入岁币，拖延谈判时间。在谈判期间，西北方的增援部队将陆续到达，使东京城下的军力对比变为有利于宋军。女真军队将被迫撤退，且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可趁其北归途中加以击败。姚平仲则偏好立刻采取军事行动打破女真的包围，李纲亦持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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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语类》提及的第一个事件发生了。1126年2月1日晚，姚平仲率领军士万名，对城外的女真营地发动突然袭击，试图解救康王、张邦昌，并生俘金将斡离不。但是城内的女真间谍预先告知了金军此次行动。结果，宋军的攻击变成一场军事与政治的灾难。夜色渐深，钦宗命令李纲组织其他军队突围反击以试图挽救危局，但多数的行动均告失败，姚平仲也在战乱中不知所踪。此次行动将宋朝的人质置于相当的危险之中，而宋朝在外交谈判尚在进行中便发动袭击的行为也使斡离不震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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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袭的失败也熄灭了钦宗用武力解决金人入侵危机的决心。斡离不则利用此优势，要求将种师道与李纲解职，宋廷于隔天将两人撤职。斡离不也对宋廷施压，强迫其答应金兵撤军的条款。三日后，宋廷答应割让三镇。这激起了由陈东(1086-1127)所领导的著名的“太学生伏阙”运动。陈东反对割地，并请求以李纲取代当时的宰相李邦彦(1130年去世)。作为与太学生的妥协，宋廷将李纲官复原职，但仍按金人的要求签订条约，包括割让三镇。1126年2月10日，金军释放俘虏，并撤回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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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于此事的观点是清楚的：姚平仲是个有野心而冲动的将领，急于超越年长的种师道而以突袭行动为向朝廷求取高位。朱熹称，李纲对姚平仲的突袭行动毫不知情，但耿南仲(1127年去世)和其他支持割地的官员为切断李纲的影响力并将其排挤出朝廷，将这次灾难性的军事行动归咎于李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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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李焘对于姚平仲事件的主要论述今日尚存，因而仍然能够通过比较李焘的文本与同时代相关人士的叙述以评判朱熹论点的是否正确。注415研究李焘与其他人的记载之间的文本彼此关系(intertextuality)的模式，即是否存在着相似的、对应的段落，将有益于分析，并指向重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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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关于姚平仲事件的段落就和他许多记载一样，以一段与当今新闻头条相似的事件提要开头，随后开始详细描述。这件事的记载中，提要提到宋廷此前曾派遣两位使节到金营，金人释放了其中一位，但扣押了另一位使节郑望之(1078-1161)：“二月丁酉，李棁、郑望之至虏营，虏先遣棁归。是夜，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劫虏寨，以败还。”这个提要与《东都事略》的《钦宗本纪》部分一字不差，有可能来自于李焘在1168年所修撰的《钦宗帝纪》。注416郑望之在金营的这个细节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郑望之主张尽速与女真达成和议，此时期他常做为使节往返宋金两方。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录下来，题作《靖康城下奉使录》，目前只在《会编》中保留了一些片段。注417李纲也写下了这时期的回忆录，名为《靖康传信录》。不同于已经散佚的《靖康城下奉使录》，李纲的记录完整地流传下来，成为许多研究者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并被译成英文。注418二书都描述了当晚姚平仲的突袭，郑望之人在金营，李纲人在城中。如我们所料，二人对事件的叙述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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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的文字融汇了两种记载中的信息，又借鉴了《东都事略》中的部分段落，李焘将这些材料用自己的语言熔为一炉，并抛弃了其中夸张和自私自利的部分，最终呈现出一份公正的、有条理的叙事。对此段文字的仔细分析，为我们了解李焘这位宋代史学大家的高超技艺提供了鲜活的例子。整段记载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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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丁酉，李棁、郑望之至虏营，虏先遣棁归。是夜，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率步骑万人劫虏寨，以败还。初，种师道以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朝廷姑坚守和议，俟姚古来，兵势益盛，军中共议，自遣使人往谕虏，以三镇系国家边要，决不可割，宁以其赋入增作岁币，庶得和好久远。如此三两返，势须逗遛半月。重兵密迩，彼必不敢远去劫掠。孳生监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其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敌，可以得志。会李纲主平仲之谋，师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养子也。上以其骁勇，屡召对内殿，赐予甚厚，许以成功当授节钺。平仲意欲夜叩虏营，生擒斡离不，奉康王以归，而其谋泄，未发。数日，行路及虏人皆知之。虏先事设备，故反为所败。时康王及张邦昌留金营，斡离不请相见，帐前立本朝旗帜数百面，又俘虏将校数十人以责邦昌，邦昌云：“此非朝廷意，恐四方勤王之师，各奋忠义，自结集为此举耳。”斡离不曰：“谓我贼耶，安得如许！其众相公但可诿谓朝廷不知耳？”良久，罢遣归所。馆有韩鲁太师者，传斡离不语，独止郑望之曰：“侍郎首来议和者，今当往都统国主营。”因导之北行，穿营栅，屈曲可六七十里，始至立寨处，其实不出一二十里，故为迂回，以示众盛。夜后始至，与国主相见，尽彻从者，以刀仗夹卫而入。既见，国主曰：“侍郎首传和议，今顾以兵相加，侍郎逭不得一死，姑实言朝廷所以用兵者何？”望之曰：“使人如前知朝廷用兵，岂肯出城犯死！”国主曰：“然则果何人？”望之曰：“以为勤王者自出意耶？万一朝廷所命，则使者为欺大国。若直谓朝廷命之攻耶？万一勤王之师实为之，亦为欺大国。若以实言，即真不知耳。今人墙壁外事，耳目不接，尚不能知，何况身在郊外，岂能知用兵者主名哉？”国主辞色稍定，徐徐问劳望之，且曰：“侍郎休矣，诘朝相见。”翌日，望之回斡离不寨，其下惊曰：“公顾得还耶？”张邦昌曰：“昨夕康王为公泣下，盖闻军中语，谓过国主营非善意也。”少顷，望之从王汭丐归。汭曰：“公方主和，而兵从之，皇子大王疑君心，君知都统营之危乎？今幸脱彼，未可言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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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会行营左右军将士，质明，出景阳门，勒兵于班荆馆、天驷监，分命诸将，解(潜)注419范琼、王师古等围。虏骑出没，鏖战于幕天坡，斩获甚众。复犯中军，纲亲率将士以神臂弓射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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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满意平仲必成功，既而失利，宰执、台谏皆交言西兵勤王之师及亲征行营司兵为虏所灭，无复存者，上大震惊，有诏不得进兵。遂罢纲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以蔡懋代之。因废行营使司，止以守御使总兵事，盖欲逐纲以谢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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