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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孙觌没有充分地具备在宋代官场成功应该拥有的其他技能。孙觌看来对政治并不擅长，是个随更强力人物和重大事件起伏的官员，而非那些事件的塑造者。事实上，1120到1130年代的政治潮流席卷了大量比孙觌老道得多的政治人物。年轻的高宗极力试图建立与身陷敌手父兄都不同的政治和管理特征，对军事和政治情势的应对摇摆不定，令孙觌1127年至1131年间的仕宦生涯随之起伏。孙觌实质上是钦宗的臣子，经由钦宗任命，他才第一次成为皇帝近臣，孙觌的文字中也透漏了他对钦宗的爱戴和忠诚。高宗增加了作为皇帝的自信后，开始疏远孙觌等钦宗近臣，这在高宗与秦桧合作后体现得尤为明显。注459在高宗看来，兄长的这些忠仆过去就支持与金人和谈，可以预见他们会以更激烈的措辞促成钦宗获释，而钦宗归来将意味着高宗统治的终结。当高宗要启用钦宗旧臣子时，他选择了在1126年明确主张抗金的秦桧。直到1135年徽宗去世，高宗确信金人不可能释放钦宗时，才决定与金人展开认真的谈判，形成了1142年的和约。孙觌和其他大臣被卷入这场政治漩涡，只能沮丧隐退，过起了只能终日琢磨骈文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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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其理想中的历史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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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觌来说，碰巧在错误的时间处于错误的职位，不得不起草降表。他与张邦昌的倒霉政权的瓜葛，他对政府财产的随意作风，以及他作为地方官员任上的不足，都使他容易为秦桧控制下的御史台攻击。当1160年代编纂北宋末年的历史时，作为秦桧早期的受害者之一，来自这位大独裁者的敌意提升了孙觌的信誉。但孙觌历史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并非与秦桧的对立，而是与李纲的对立。如同我们所见，朱熹将《语类》中讨论《长编》可信度的对话设计成了孙觌与李纲的对比。事实上，在朱熹及其弟子设计的那一幅大得多的全景图中，这段对话仅是一个细部，整幅画作意在搭建从北宋灭亡到随后“中兴”的历史框架。而在这幅全景中，李纲被认为有着伟岸形象(cosmic stature)。注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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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1183年为李纲的奏议刊行所做的后序中清晰地展现了他系于李纲身上的重要意义。《丞相李公奏议后序》开头首先从哲学上说明了上天在政治分裂时也在关心人类：文化上的英雄人物应运而生，传承正面的道德价值观。这些英雄人物是汇聚了前人宝贵经验的智囊，他们将为未来的新生播种。上天会借由这些独特的个体使“为之君者，犹有所恃赖凭依，以保其国”，显示了他对世人的“爱”。朱熹接着说在1126-1127年的危机中，李纲就是上天应运而生以消弭灾祸的人。在1120年代初期，李纲主张对金坚决抗战；在他1127年为相时又率军投入恢复北方的军事行动，在1130年代又继续主张这样的政策。朱熹又写到，李纲在上述事迹中最后总是因为被政敌诋毁而导致无功。最后，朱熹回到他的中心预设：“虽然，今天子方总群策，以图恢复之功……则有志之士，将不恨其不用于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注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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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语类》的另一段系于1191年的文字也阐述了同样的论点。当被问及开封被围时期李纲的行为时，朱熹回答：“当时不使他，更使谁？士气至此，消索无余，它人皆不肯向前。惟有渠尚不顾死，且得倚仗之。”在这段文字其余部分，朱熹响应了具体的关于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事、种师中死事之联系的问题。注462前文已经勾勒了朱熹对这些事件的立场，他此处的响应再次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朱熹谈话对象无疑地了解李焘对李纲的立场，这些特定问题的出现本身显示，他们在探究朱熹对李纲在中兴历史中作用的重建是否有弱点。现代史家会同意朱熹的主张：李纲对其军事政策的坚守几乎是只身一人，注463但这对朱熹还不够。李纲作为天定的上天对人类之“爱”的化身，必须是道德完美的。而李焘和他的《长编》挡在了朱熹与他“改进”的李纲形象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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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编》刚告完成，即被认为能够进入中国史学史上的杰作之列，即便现存的《长编》已残缺不全，也未能动摇这一地位。叶适(1150-1223)称《长编》是中国史学上自孔子《春秋》后最重要的著作，就像孔子记载了他自身的当代历史，这本书则完成了宋代历史。除了提到《长编》材料的完整，叶氏还说：“虽然，公终不敢自成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注464正如笔者希望阐明的，叶适的描述完美地符合了我们在前文对这其中两段进行的检验。此外，李心传直接引用班固对司马迁的褒扬，称赞《钦宗实录》“文直而事核”，李焘正是在《钦宗实录》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北宋覆灭的叙述。注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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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熹看来，洪迈/孙觌事件正可以为其意图服务。朱熹并没有直面《长编》的权威性和学识，但他利用孙觌具有争议的名誉与洪迈对孙觌“没意思”的邀请，作为削弱《长编》在1126年北宋覆灭这一重大议题上的权威性之工具。但是，朱熹的说法并非当时对于此议题的唯一意见。引发朱熹质疑的《长编》段落推测是由周必大提供，而他在1199年为孙觌文集写的序中，对孙觌参与修史一事评价极高。周必大把年迈的孙觌参与编纂《钦宗实录》与公元前213年秦朝焚书之后，九旬老人伏生向汉朝廷传授《书经》相提并论。注466这类夸饰在宋代文集序言之类的文字中是常用手法，我们可以认为，周必大把孙觌比作伏生，只是要强调他们的年迈和对残缺文献的补充，而不是认为孙觌传承的文献的意义能够与《书经》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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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熹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逐渐占据上风。洪迈曾在一篇颇具先见之明的评论中谈到了形势的发展。在1186年8月刚完成《四朝国史》时，洪迈被允许将此书与之前编的两部《国史》合为一书，称为《九朝国史》。在他最初为这个计划拟定的一套指导方针中，洪迈向皇帝要求了一项不同寻常的特权：鉴于他将会使“是非褒贬皆有据依”，洪迈请求对他计划完成的这部著作：“后来史官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注467但即使最粗略地浏览一下《宋史》，我们也可以发现洪迈的这个中国史家的终极梦想，将在他身后的历史中被无情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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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三世纪道学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朱熹对洪迈、孙觌的批评也被放大至孙觌窜改了整部北宋晚期历史的意义。举例来说，《中兴四朝国史》是1127-1224年的官方历史，其中的《艺文志》于十三世纪由日益受道学掌控的修史机构编纂。在关于洪迈《四朝国史》的条目下，《艺文志》重复了朱熹对洪迈及孙觌的批评。此外，《语类》中朱熹的指控，稍作改动后，当作对洪迈的批评进入了洪迈的《宋史》本传中。注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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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对传统宋代历史编纂的挑战不仅在于内容，也针对体裁。这两个层面当然是互相联系的，新体裁的发展使操作已有的内容更为容易。这个过程在十二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已开始显现，并在往后七十五年间迅速发展。随着道学获得了社会和政治上的支配地位，道学的追随者们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官方与私人的历史书写。十二世纪末，与道学相关的学者们已能在修史机构立足。陈傅良(1137-1203)于1190年代中期在实录院工作。注469朱熹在1194年曾在该处任官数周，这段经历让他形成了对修史机构的组织性的负面评价以及改组修史机构的一些激进想法。其中处理关于同一事件相互冲突的记载的建议特别有趣，朱熹主张：“又如一事而记载不同者，须置簿抄出，与众会议，然后去取，庶几存得总底在。”不过，或许是仍受到《长编》的影响，叶适并不赞成这一办法。注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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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172年，朱熹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改写成《资治通鉴纲目》，发明了适合道学式的历史设计了新的史书体裁。注471四年后，与朱熹有往来的袁枢(1131-1205)出版了《通鉴纪事本末》，而朱熹为此书写后序时称赞了这部作品对学生们的帮助。注472在这两个例子中，作品都承担了帮助学生们阅读卷帙浩繁的《通鉴》一书的使命。不过众所周知，《纲目》并不简单只是《通鉴》的缩略本，笔者将在稍后讨论这点。两部《通鉴》的改编作品，实为道学视角的中兴史确立了体裁。这两部著作不可能包含宋史的内容，因为《通鉴》对中国历史的记述止于959年。《语类》透露，朱熹在生前已经以纲目体发展出道学式宋史的广阔视角。愿景的实现，即新体例与新内容的结合，将会被他的门徒们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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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运动在十三世纪的前半期中拓展了其政治与社会基础，符合朱熹观点的史学重建的影响力也在增加，尤其是在构成道学运动教育基础的地方学校中。就像朱熹自己重写了司马光《通鉴》，他的门徒们继续将李焘《长编》改写成“纲目”体。这一体裁中，主要的事件会被概括成大字的“纲”，而小字的“目”则在各个“纲”下详细叙事。这种新体裁的普及成果之一，就是杨仲良对《长编》的压缩。就像笔者本书的另一部分中展示的，这部书很可能最初是在1210年左右以纲目体编纂。注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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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是由朱熹的追随者陈均(约1165-1236年后)于1229年完成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在陈均的编纂中，姚平仲和种师中的事件都值得用“纲”与详尽的“目”来记载。然而，在这两个例子中，陈均从截取并改写了“目”依据的史料原文，以使他的叙述符合朱熹的解释。陈均的“目”结合了《东都事略·种师道传》与李纲的《靖康传信录》，但《东都事略》的材料移除了所有提到李纲与钦宗在军事行动中同谋的部分。反之，陈均增加了一些细节强化了姚氏、种氏家族的冲突，并解释该军事行动完全是出于姚平仲个人希望借此行动摧毁种师道在朝廷的影响力。在一段直接抄自李纲回忆录的段落中，李纲在此事件仅作为军事行动的救星而被提及。与此相近，种师中死事的“目”结合了《东都事略》和李纲的回忆录，但陈均改写了文字以强调种师中组织混乱。陈均忽略了所有关于李纲、许翰对种师中施加压力的记载，并增补了一些关于种师中收到朝廷自相矛盾讯息的短“目”，虽然这些文字并不见于其他原始材料之中。注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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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些教科书式的宋代史的出现，产生了另一种文类，可以形容为教师的讲义。例如身为教师并曾经担任过史官的吕中(1247年进士)撰写了一系列的道德评论以补充新出现的纲目体史书，史书与评论结合，名为《皇朝中兴大事记》。这类结合了道德评论的纲目体史书，借助激烈的道德评论达到教学的效果，在晚宋的道学学校中逐渐流行。而许多著作，亦开始以结合正文、评论于一书的样貌出现。注475在这种气氛下，《通鉴》传统下的伟大作品开始遭遇压力。随着新的节录本越加符合教学评论的需求，对原本《通鉴》、《长编》的需求很少。李焘的伟大作品受到冷落，许多部分散失。即使是司马光的《通鉴》，也变成一本名气大过人气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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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活到1243年，但他人生最后几年作为朝廷史官的日子却不太愉快。1239年他编纂了《道命录》，一部关于道学运动的历史著作。在《道命录》的序言中，李心传以批评当时一些士人滥用道学运动来谋求政治利益结尾。1272年，李心传的学生高斯得(1229年进士)描述朝廷的修史机构正陷入组织混乱并为内部的分歧所困扰。注476后来，为了令《要录》符合宋史的道学视角，吕中的道德评论不知被何人插入《要录》中，笨拙地破坏了李心传的杰作《要录》并没有前近代的编辑版本存留，所有现存的版本都是十八世纪根据录在《永乐大典》的材料所重建的。注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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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斯得在1272年的回忆录中证实，宋代晚期，即使道学家定期向朝廷修史机构补充人员，修订所有国史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在宋朝最后崩溃的混乱时期中仍然无法完成。像陈均作品这样的通俗教学著作提供了宋史的道学观点，截至宋代晚期，此类著作与官修史书的记载在许多点上都发生了冲突。当蒙古人把宋代档案载往北京以编纂宋代的正史——《宋史》时，他们实继承了远比自己的了解更艰巨的任务。元朝史家由于自身大多数是朱熹知识上的追随者，清楚地意识到此问题，长期主张投入足够的金钱和组织上的支持以完成这项遗留的编纂任务。注478但是政治上的考虑长期拖延了编纂计划。当1343年编纂命令终于下达时，编纂者们在严峻的压力下，必须在政局再次变换和危及对此工作的支持之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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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宋史》完成于1345年，被严厉指责为所有二十四部正史中最差的一部。《宋史》的编纂者们或多或少让整部作品染上了道学的色彩，最显著地是以四卷篇幅的《道学传》集中讨论朱熹思想的来源。注479但是他们没有足够时间为了前后一致去重写整部《宋史》，所以他们直接从宋代官方编纂的各部《国史》中逐字抄录长篇段落。结果，现存的《宋史》包含了两种理论上互相对抗的宋代历史观点。一种观点，是来自李焘、李心传得自《通鉴》的传统，反映在他们时不时的监督下由官方编纂的《国史》中；另一种观点，则来自朱熹与其道学门人拥护的《纲目》传统。两种对抗的观点的存在，解释了为何《宋史》对同一件事常呈现出不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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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次回到姚平仲和种师中，我们能在《宋史》记载两事件的文本中同时找到李焘与朱熹两种观点的痕迹。朱熹的观点呈现在长达两卷的《李纲传》，主要依据是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注480然而，姚氏、种氏家族的传记是得自《东都事略》及李焘的文本传统，详细叙述了李纲在两事件中的同谋。注481现代史家赵铁寒已经从这些矛盾正确地推论出《宋史·李纲传》不可靠。注482但更重要的经验是，《宋史》的混乱情形保留了大量较原始的未受道学影响的宋代国史文字，例如《宋史》卷335是种氏家族传记，其中的论赞中写道：“李纲、许翰顾以为怯缓逗挠，动失机会，遂至大衄，而国随以败，惜哉！”这一评论，很可能就是1186年李焘、洪迈完成的《四朝国史》中的残存。注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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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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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事实上是个来自宋代不同时期的史料、文本的巨大万花筒。仔细的文本分析，比较特定文本在李焘、李心传、徐梦莘著作中的对应部分，常能辨认出段落最初的文本来源。原始文本的作者、时段和情境有时也可以复原。我们可以接着用这些原始文本与十三世纪时期受道学影响的作品中的对应记载比较，以判断这些历史事件的呈现是否被改动，如何被改动。《宋史》的文本演变过程经常能辨认出经过四个不同的阶段：(一)原始史料，如李纲、郑望之的奏议；(二)官方或半官方的过渡阶段，如李焘或李心传所引用的《实录》、《国史》的记载，或是像王偁《东都事略》那样根据官方史料编纂而成的私家作品；(三)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早期的道学式作品的叙述；(四)《宋史》现存文本中由元代史官所写成的部分。想要了解宋代史事，《宋史》是本令人困惑的指南，但对涉及宋人当代史观的研究而言，它是宝贵的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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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孙觌、洪迈的攻击象征着宋代史学的主要分水岭。朱熹对《长编》的不满，明确了宋代历史书写中《通鉴》传统与纲目体传统之间的早期冲突。虽然两种传统都认为历史提供道德教训，但二者对史家应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同观点。核心冲突在于史家应该如何处理现存史料——史家技艺的基本素材。一方面，司马光、李焘、李心传运用材料来彰显道德教训，但他们为读者提供全貌。朱熹强烈反对的注文，正是成熟的《通鉴》传统的必要成分。注文为读者提供了史家编选的正文在其来源中的完整脉络。朱熹准确地观察到，正文和注文配合的形式为史家的判断注入了信心。在《通鉴》传统中，历史教训是从史料的编排中不证自明地出现的。另一方面，《纲目》传统则选择了作为“纲”的事件，以体现预先设定的道德价值观。编者接着抹去构成“目”的文本中提示文本各组成部分的来源的痕迹。在读者可见的范围之外，作者可以随意改动、忽略或编辑他的史料来源以符合道学意识形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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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这些差异可以用不同读者要求的不同精密程度解释。《通鉴》传统下的作者们是为朝廷以及官方纪录写作的专业史家；而纲目体传统下的作者们则大多是为应举学生写作的教育家。然而，朱熹对孙觌、李焘的攻击，开启了两种传统混融的进程，而这种混融，导致了《通鉴》传统这一宋朝对中国史学的主要贡献最终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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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道学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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