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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也许该这样提出：为什么这两部宋代史学的丰碑逐渐乏人问津，若非尚存于《永乐大典》几乎消失，同时，不具同等宏伟性的陈均纲目体三部曲却被编纂、刊印，甚至完好无缺地流传到现在？答案有三个因素，它们彼此相互牵连。一是道学兴起；二是随着道学的兴起，对史学功能的看法从资料性的转为教学性，三是1230年代蒙古入侵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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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83年李焘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到1229年陈均的首部宋朝史著脱稿的时段内，道学从地方学者与摇摆不定的政治支持力量的松散结合，发展为基础广泛而在政府的最高层级中拥有代表的全国性运动。此转变的结果之一，是教授道学课程的私人书院的普及。另外，倾向道学阵营的官员数量逐渐增加，他们负责辖地内的官学机构。注546准备科举考试的内容与方法连同其他许多因素，共同改变、影响了历史教育和科举参考书的刊印。注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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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尤其是宋史知识——对于通过科举的策论是极为重要的。虽然百科全书之俦如1145年成书的《皇朝事实类苑》也许提供了一些帮助，不过在道学兴起前，官方编纂的《实录》和《国史》的钞本是唯一详尽的宋史叙事。注548这些编年史作品最终被缩编为正史中的“本纪”，它们源于王朝的档案摘编，最初亦被设计为一种档案摘要。然而，这类编年史过大的涵盖范围和篇幅令其不适宜用于教学。司马光出自神宗的授意以及个人议政用途编辑《资治通鉴》，他也意识到《资治通鉴》难以运用，故而编制了索引，甚至可能制作了《资治通鉴》的缩编本。注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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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焘和李心传皆以《资治通鉴》为典范，采用编年体裁。这一体裁中，各个事件严格依照时序排列，不在相关事件之间做联系。李焘和李心传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为了纠正国家档案中已被察觉到的矛盾和缺漏。李焘针对实录，而李心传致力于《日历》。他们的成果也都上呈朝廷。和司马光相仿，这两位四川史学家依据一手材料编写正文。在他们看来，这些材料最能反映确实发生过的事件。但是，当材料出现冲突或异说时，他们也借由小注保留了其他原始文献。这些史学家不会否认历史的道德价值，但他们抱持的态度是：通过公平、公开的评断史料，历史的道德教训将不证自明地浮现。注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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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虽然在批评司马光时颇为克制，但他感到编年体不适于他的教育方案。朱熹认为，对相互冲突的史料做不得要领的判断有碍迅速领会历史传达的道德信息。他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当失望，终其一生皆热切地倡议修改、删节、补充李焘的作品。注551早在1167年，朱熹即设计了新的史著体裁，命名为“纲目体”，开启了以纲目体重组《资治通鉴》的计划。朱熹直至1200年一直参与这一计划。《资治通鉴纲目》最终在1219年完稿并出版。注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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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创造“纲目体”，意欲综合《春秋》简练的优点和《左传》等早期叙事史的详尽细节。传统上认为孔子以“书法”将对特定事件的褒贬嵌入《春秋》经文之中。朱熹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缺少这种道德精确性。因此，朱熹模仿《春秋》的用语设计义例，运用这个语言符码编写“纲”。在1219年的版本中，“纲”的文本用“大书”印行，是寓含道德褒贬的标题。这些大字标题依照时序排列，成为历史的“纲”，亦即主体结构。每一“纲”之下以双行印于行间的注释即是“目”。“目”详尽阐述了“纲”中显示的事件。各条“纲”之下双行印行的“目”不同于以编年顺序的“纲”，乃是自由地选择、综合来自不同时期的文本，组成一段因果关系的叙事，阐述大字的“纲”中所蕴含的道德讯息(见图1)。在朱熹看来，纲目体解决了《资治通鉴》的两大问题：1.避免《资治通鉴》模糊的道德认知。对学者们来说，“纲”突出了历史的具体道德讯息。2.避免《资治通鉴》编年纪事的呆板。“目”将发生在不同时间的事件联系起来，揉合《资治通鉴》中个别的条列于规模宏远的叙述，以阐释特定行动的道德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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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体与纲目体的个中差异，在于正文、注释的来源和功能截然不同。我选择用“记录型史学”和“教学型史学”解读其差异。这些术语是我个人的用法，仅作为此处讨论框架中理论上抽象的两极。对司马光和其四川的后继者来说，他们的正文，是对一手材料慎重的加工，反映了他们对那些材料的评断；批注则展示了支持其评断的资料和意见。由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依据档案、文件史料，意在形成对这些材料史学上权威的解释，他们可被视为“记录型史学”。对朱熹以及其道学追随者来说，纲目体著作的正文汇集了他们依照一定原则编撰的标签，通常和一手史料没有直接关系。而批注则集结了一手史料(常常没有标明出处)和之前道学家的案语，用以支持正文的道德评判。由于他们的目的是道德教育和举业准备，这类著作可说是“教学型史学”。注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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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区别“记录型史学”与“教学型史学”，并不意味着我忽略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作为皇帝经筵的教材读物所具有的作用。即使是卷帙浩繁的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至少在理论上也是为了用于经筵而设计的。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皇帝的保傅准备每次经筵的读物时，必须小心翼翼地从这些冗长的编年体史书摘录撮要。简单的说，皇帝的保傅们为了唯一的听众，从大部头的汇编集成精挑细选道德、政治教训。朱熹的“纲目”体以及之后脱胎自纲目体的历史著作，预先地完成了这种挑选道德、政治教训的工作，听众则是数量较多的道学家门徒与学者。原先，学生必须有老师引领才能通贯焦点散漫的历史材料，但是纲目体史书免除了这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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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十三世纪道学书院的激增，社会接受道学运动的程度日渐提高，加以参加进士科考试人数的不断增加，“教学型史学”著作击败“记录型史学”史书应当不令人意外。陈均宣称他的纲目体史书全都是李焘与李心传作品的重组。删节本和产生这些删节本的意识形态广受欢迎，使原作相较之下沦为赘物。原作的黯然失色，也有其他因素推波助澜。蒙古从1231年开始入侵四川，五年之内毁灭了四川大多数地方，破坏了四川的出版业，也毁坏了襄助李焘和李心传纂述事业甚力的藏书和档案资料。李心传和他的同志加入蜀士东流的浪潮。1230年代标志四川作为宋代出版业中心和“记录型史学”重镇的终结。注554虽然李焘和李心传曾担任朝廷史官，但是朝廷史馆中的政治局势令其难于持续的史书编著。他们的重要著作都编撰于都城之外，泰半在四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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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版业遭受破坏，为其他地区的出版商制造可乘之机。尽管福建地区的出版业在南宋中叶已经欣欣向荣，道学的兴起(尤其是朱熹的福建道学学派与相关的书院之勃兴)和福建出版商(特别是建阳地区)在晚宋、元代的快速崛起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朱熹本人投入出版业，建阳三大出版商家族中就有二个家族(刘家与熊家)成员是活跃的道学学者与作家。注555我们可以这样说：福建理学家和福建出版商之间的家族纽带，使朱熹和追随者们更能理解和运用出版业的力量，传播他们对学说正统的主张令其领先于永嘉和其他出版业规模逊于福建地区的竞争者。换言之，福建出版商的活跃是一种地方资源，从本质上讲则是技术优势。朱熹和追随者们本然地理解这一点，并敏锐地利用这项优势。福建的学者和出版商之间显然互惠互利，他们协同合作，最终造就朱熹学说的主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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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的生平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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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大约完成于1229年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宋史纲目体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最适合从这部著作展开对此纲目体三部曲的研究。理由有四。第一，现存至少两部1229年初刻版《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二者经由知名的清代善本收藏家之手而传世，因而产生许多出自中国最好的目录学家之笔的跋识语。第二，不像纲目体三部曲的另外两部著作，公开传世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有四篇序文，其中一篇为陈均自序，另外三篇则由十三世纪早期重要的思想和政治人物执笔。综合起来看，这些序文提供了《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源起、接受度和刊行的详情。注556第三，《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卷首包含《凡例》和《引用诸书》，使我们得以洞悉作者的编纂原则和史源。第四，由于陈均系出福建望族，他的生平资料相当丰富。这些资料足资重建陈均编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思想、社会、政治背景。注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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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是福建沿海的兴化军莆田县人。注558叔祖陈俊卿(1113-1186)是十二世纪的宋廷政要，在1168-1170年官居宰相，而且和史学家李焘交情甚笃。陈俊卿也是朱熹的有力支持者，曾三度推荐朱熹任官。1182年陈俊卿致仕莆田，八岁的从孙陈均日夕居于其右。1186年，年迈的陈俊卿与世长辞，朱熹至莆田吊祭，年少的陈均因而结识了这位伟大的道学家。两年后，朱熹进呈孝宗一篇言论急切的奏札，再过一个月，朱熹完成了篇幅甚长的陈俊卿行状。其中，陈俊卿仕宦生涯中任相的时期，被朱熹视为一场企图将久已存在的政策建言付诸实行但终究失败的努力，这一建议正是朱熹在稍早的奏札中提出的。注559不用说，少年的陈均肯定注意到了这个历史与现实政治主张的交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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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序文记述，陈均随侍叔祖陈俊卿时(因此可断定在1182-1186年之间)，首度观览“国朝史录诸书”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德秀提到当时陈均已有志将这些史籍“删烦撮要”。注560现代学者许沛藻和虞云国质疑这样一位未过总角的少年能怀有如此雄心壮志。尽管如此，由于1182年之后陈俊卿定居莆田，真德秀的说法有力地证明陈俊卿的私人藏书必定包括“国朝史录诸书”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当时李焘已完成《续资治通鉴长编》，并在1183年3月进呈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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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卿死后，他的藏书遗留给四子陈宓。陈宓与数位兄长早先已成为朱熹的正式门人。注561父祖仅为福建地方小官的陈均，似乎在求学期间和叔伯们一起住在莆田。陈均因而和不过长他三岁的叔父陈宓相当亲近。陈俊卿诸子中，陈宓在政治领域最活跃。1214年陈宓入首都监进奏院，并在1216年的一次轮对中猛烈抨击宰相史弥远。当时四十二岁的陈均佐理陈宓草拟这篇上疏。陈宓被逐出临安后，陈均进入太学，接下来十年都在临安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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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安的那些年，陈均开始搜集未见于叔祖藏书的史料。真德秀在序文里就提到陈均“出入当世名流之门”，因而获得接触十几种的私家史籍的机缘。也有证据说明，共同生活超过三十年的陈宓陈均叔侄可能协力完成了最后成为《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书稿。《宋史·陈宓传》胪列陈宓“藏于家”的著作中，即有“续通鉴纲目”。注562因此，陈均与叔父陈宓通力合作完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初稿的可能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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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真德秀所述，1226年五十二岁的陈均结束十年太学生生涯，辞谢任官机会，回到家乡莆田，“不惮千百里”并且“橐其书”向学者请教。1229年之前，陈均完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并请托三篇序文。此后不久，该书应已刊印于福建。1234年，两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序文的作者郑性之、真德秀，成为端平新政体系的成员。这个体系乃随着1233年史弥远之死而成形。当时郑性之建议兴化州有司传抄陈均之作，进呈朝廷。朝廷即于次年下诏，并在1235年3月补陈均为迪功郎，以资奖励。注563不过陈均拒绝递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给州官，他自行携带书稿至州衙，亲自督视《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抄写与进呈。陈均拒绝接受迪功郎的任命，坚持保留太学生的身份。1244年，杨栋新任兴化州官，欲起用陈均为学官，仍遭陈均拒绝。同年陈均逝世，享年七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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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编纂者来自一个福建望族，但由于科举不第，使他只能在政治领域更为成功且关系良好的亲友庇荫下生存。这些关系为他提供了接触史籍的机会与从事著述的闲暇。他的家族与朱熹及其门生有着密切的知识和社会联系，这些联系可以追溯到1160年代陈俊卿与朱熹的交谊。陈均仕途、科举的失败，以及参与1216年陈宓措辞激烈的奏疏，1226年离开太学，必须从陈氏与同起同道反对权臣史弥远其人其政的角度来理解。简单地说，《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史弥远主政时期的产物：成书于作者在政治上反对当朝政府的漫长时期。1235年郑性之要求立即呈送《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进入宫廷，表明执笔该书序文的郑性之与真德秀皆认识到《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对备受期待的端平新政有潜在的用处。注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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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评介四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序文或有帮助。陈均的自序未署日期，泰半由虚构的对话组成。其中，陈均回应了不知名的“友人”对《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提出的疑虑。首先，他们主张陈均身为一位私家撰述者而摘撮官方史书，篡夺了史官的权力。陈均(心里可能想着李焘)回应，权威的国史与伟大的私家史书“并行于世”已久。仿佛是1172年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序文的回声，陈均宣称他的著作只试图增进对官方史书的理解，他并没有打算让自己的著作取代或与其他史著竞争。其次，陈均的批评者指责他的删节将削弱官方文献的完整。陈均回复，虽然他的著作确实比早期著作短，但他只是删除冗词赘语，没有更动“旧事”的数目。无论如何，陈均答复他的书将不会贬低任何现存著作，读者仍可以自由参较它们。最后一项指责：面对官方史书中的许多矛盾，陈均的删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对此，陈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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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夫舛，诚有之，无所逃罪。抑今所记，或原其始，或要其终，或以附见，或以类从。举宏撮要，主于事实，而不敢必以日月为断，亦信其可信，阙其可疑云尔。如欲质其疑，求其详，则有太史氏及诸书在。注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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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均自序中高度辩护的论调，显示十三世纪的官方史书与私家修史之间仍存在着紧张关系。国史理应秘不示人，但实际上却流传颇广，因此读者可以毫无拘束地反复思索国史的内容——虽然这理当是宫廷史官独当的责任。陈均强调，他无意废除史官的权威，他的著作也并非以任何形式篡改国史。它仅是它们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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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的序文题款1229年3月23日，当时他在家乡闽北浦城县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他的序文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以陈均向真德秀细说《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源起与宗旨为开篇，占据了较长篇幅。陈均一再强调他的著作是浓缩原文而不是加以取代。陈均宣称他的“纲”以李焘作品为根据，“目”则使用了其他原始材料的文字。他认同以朱熹的《通鉴纲目》为模范，但声称自己与朱熹的方法有很大的不同。由于《通鉴纲目》是“前代之史”，朱熹得以“寓褒贬于其间”。然而，陈均的著作处理当代史，因之“惟据事实而已，不敢尽同文公之法也”。开篇对话以陈均请求真德秀为《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撰写简介作结。在序文的第二部分，真德秀应允陈均之请，执笔作序，遂提出一段有关北宋史的长篇概论，以正(儒家准则与宋代开国之君的举措)、邪(王安石的佛说诡论)的对抗概括北宋史。在结论处，真德秀认为陈均之作不只对学者有益，也应该进呈朝廷备经筵之用，并作为帝国施政决策的指南。接着，真德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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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逮事正献公，得其家学。既又出从贤士大夫游，以博其见闻。故于是书，斟酌损益，皆有条理。非安危所系，则略而弗书。其志固将有补于世，非徒区区事记览而已也。注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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