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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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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纲目体三部曲的现存刊本、钞本，表现为宋代史学从“记录型史学”向“教学型史学”演变的一个显著实例。这个演变与十三世纪各层面——国家、地方与个人——的政治史紧密相连。史料说明纲目体三部曲的出版过程至少有三个阶段。首先，郑性之大约在1229年筹划了一次合作，出资发行陈均北宋史书稿的“备要”部分，但陈均不预此事。郑性之不顾陈均的反对，在书名中加入“纲目”二字，并完成了前二十五卷的书板。与陈均在工作最终抱负上的差异，加上最后五卷内容的敏感性，延迟了著作的完整刊印。现存的静嘉堂本体现了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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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大约在稍后的1234-1235年左右。卷26到卷30付梓，整部著作也重新雕版。在以上图本推定的原始版本中，题名行有“纲目”二字，而且包含完整的三十卷，可能反映了出版完整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第二次尝试。我们可以想象：郑性之为了要完成进呈《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于朝廷的目标，在他1234年离开临安前安排了这个完整版的重刻。但是，现存上图本题名行的空白以及第30卷的删削无疑反映了书名与内容的紧张关系。在郑性之离开临安后，陈均重新掌握《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主导权，为了保有自己原定的书名《皇朝编年备要》，要求刻工挖掉“纲目”二字。注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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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卷到30卷的题名《九朝编年备要》，“九朝”当然指的是北宋，似乎也透露陈均有意运用南宋史料以出版“中兴”史，以延续这个系列。赵希弁撰写的条目证明此书完成于1250年。此事或许也体现在真德秀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序文中的用语的变化：《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收录的该篇序文指称“若干”卷，真德秀文集里的该序文则云“合四十八卷”。这个数字无意间透露了陈均已刊的“备要”总卷数为四十八(三十卷是北宋部分，十八卷是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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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可能被同一间书坊以同于两部前作的版式在1260年后不久刊印，增入这一系列。这标志着纲目体三部曲之发展的最后阶段。《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书板到了元代持续被使用并修补。陈均逝世于1244年，郑性之则是1255年辞世，考虑到郑性之比陈均晚十一年逝世，以及梁太济认为《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编者是真德秀的学生，“纲目”二字出现在宋元时代纲目体三部曲的最终版本的题名，并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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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明初《文渊阁书目》关于纲目体三部曲的第二部的两种书名——《宋中兴编年备要》与《宋中兴编年纲目》——有力地指出纲目体三部曲的前二部有两种命名传统：“备要”与“纲目”。我们或许会回想到关于1235年朝廷征求陈均著作的所有文件俱有“长编纲目”之语，而该书以“宋朝通鉴长编纲目”为名的版本完善地流传到明代。这些现象源自郑性之坚持陈均的史著是朱熹《通鉴纲目》的续作，而在政治方面有其重要性。因此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书名传统：“备要”来自陈均的原始概念，“纲目”则源自郑性之对陈均之作的期许。此后，这两种书名传统混杂而产生众多的排列组合，困惑了书目学家，也让他们热切地穷究，至今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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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目体三部曲的内涵，于宋代政治史独特的反对立场，是福建政治传统的产物。此传统与朱熹的道学相关，从陈俊卿在1160年代担任宰执的时期延续至一百年后真德秀的某个学生所做的最后贡献。名义上是陈均之著述，而实际上成于众人之手的纲目体三部曲，其编纂历程映照出整个世纪福建道学的境遇。陈均，也许还有陈宓，他们构建和组织其著作的宗旨，是对史弥远政策所做的私人挑战。郑性之和真德秀则将陈均的著作重构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并且将修正版宣传为“端平更化”的公共手册。1235年12月陈均之书送达朝廷，无疑就被视为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续作。1237年2月，朝廷令《资治通鉴纲目》“下国子监，并进经筵”。注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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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论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末尾几个部分的删减，与宋廷在1234年6月到8月间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遭遇挫败有关。这次军事失败的政治与财政代价注定“端平更化”与“小元祐”失败的命运。史弥远的批评者执政后既不能回归北宋政治，也不能收复北方失地，他们立足的根基即告动摇。1234年后，与蒙古的对峙日益升级，郑性之在1230年代初期刊印的陈均著作，一定不怎么像是一部复兴北宋荣光的借鉴，而更像是即将重蹈北宋灭亡覆辙的糟糕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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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敏感的问题以及陈均之作被“进经筵”的可能，解释了何以陈均坚持亲自管理著作的抄录，供1235年进呈朝廷。上图本的删减，实因陈均希望已刊本能与进呈朝廷的钞本一致。鉴于政治环境依然转变，陈均的谨慎显然有必要。直书徽宗的个人过错与北宋灭亡的惨痛经历，对于不再锐意收复失地的皇帝和政府而言，并无道德激励的价值。1238年初史嵩之重掌大权之后，陈均史著的反史氏立场使它们必然在朝中被遗忘。陈均之作暗地里将蔡京家族与史弥远家族相比，整个徽宗朝的历史因而被蒙上一层有问题的色彩。这在1233年之前或许是直言切谏，但在1238年之后却极近谤讪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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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嵩之在1241年公开宣布朱熹的道学是国家的正统学说，是一个巧妙且别有用心的策略，这将他政敌的史学与道德基础收编为己用。官方对道学的制裁，在很多方面加速了史学从“记录型史学”到“教学型史学”的演变。第一，始于朱熹的整个纲目体传统直接与“记录型史学”的史学著作对立。第二，虽然这些著作因为陈均的反史氏立场及与失败的端平改革运动的密切关系而不容于朝廷，但它们盛行于福建的地方书院，在1256年史嵩之去世与1260年前后完整的纲目体三部曲问世后更是如此。元代重刊纲目体三部曲证明这种“教学型史学”的宋代史著受欢迎的程度日渐增长。当元朝史官(他们之中的关键人物多是坚定的道学学者)在1345年编纂《宋史》时，他们将陈均的史著用作便利的道学手册，据以梳理1275年临安陷落时所取得的大量宋朝档案。讽刺的是，一个八岁孩童眼见浩繁的宋代文献而立志编纂便利的学习手册，而他的志向最终在这些档案被编纂为官方正史的转变中体现出来，而《宋史》至今仍是宋史学者基本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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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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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朱熹，《资治通鉴纲目》，1219年温陵版，卷1，页1a。引自陈坚、马文大，《宋元版刻图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一辑，页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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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页1a。静嘉堂文库。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页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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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同图2，卷21，页1a(影印本9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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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同图2、图3，目录，页9a(影印本页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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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皇朝编年 备要》，卷1，页1a，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据上图本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