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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卷19，页1a-b，《四部丛刊》据1084年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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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皇朝编年备要》，卷28，页26b，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据上图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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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同图8，卷30，页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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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1，页1a，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据国图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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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170755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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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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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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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1167-1244)的《道命录》，依其自序成书于1239年，汇集了八十五份记录着“道学”运动从其在北宋的发韧到十三世纪早期的政治际遇的原始文献。李心传在汇集文献之外，也为许多文件撰写了详尽的评注，他的阐释和观点显著提升了这部史料汇编的重要性。李心传称得上南宋最伟大的当代史家，而道学运动则是同一时期思想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发展。因此，对现代宋史学者来说，《道命录》也是认识道学史以及李心传本人对这个运动的态度的标准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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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曾经的等身著作目前仅存四部，《道命录》是其中之一。注617在四部传世著作中，《道命录》成书最晚，也是唯一在南宋朝廷逐渐认可道学为官方正统学说的1220年代至1241年间编纂的著作。然而李心传在传世本《道命录》显示出的对道学的全心拥护，与他在早期著作中对道学运动秉持的刻意矜持与学术超然明显不一致。现代宋史学者给出了两种意见。首先，资深李心传研究权威来可泓认为李心传毕生皆是程朱道学的拥护者。为弭平李心传早期著作和《道命录》之间的差距，来可泓梳理了李心传早期著作中关于道学运动的正面评论，并追索了李心传平生与已知道学人物的往来。来可泓认为，《道命录》代表李心传对道学运动的最终认可。注618来可泓的努力本质上是回溯，以据信是支持道学但晚出的《道命录》来解释李心传的早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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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贾志扬(John W.Chaffee)发展出一个更为审慎、细致的观点。他接受李心传的早期著作与《道命录》之间的差异，将这一差异解释为李心传愈到晚年愈认同道学思想的表现。贾志扬强调李心传基本上是一位制度、政治史家而非思想家，推想李心传对道学阵营在1220年代与1230年代未能将政治上的被接受转化为切实的制度改革而感到非常困扰。贾志扬因此认为《道命录》是在警示朝廷不应当虚矫地利用道学妆点门面以掩饰日渐衰败的现况，也吁请根据纯粹道学原则进行政治改革。注619基本上，贾志扬的努力采取了相反的方向，运用李心传的早期著作来解释《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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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用其他的方式来概括这两种对《道命录》的不同解读。李心传是相信道学运动的道德优越性并必将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而以道学拥护者的姿态编纂《道命录》？或者，李心传认为道学只是塑造南宋命运的另一种力量，而以怀疑论史家的姿态编纂《道命录》？换言之：李心传最后为程朱学派的道德决定论所折服，还是终究坚持其早期著作的分析式悲观主义？我将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就在宁宗、理宗时期道学确切的定义、本质、历史中。理宗时代对所谓理学发展至最终主宰此后的帝制时代而言正是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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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李心传与他的《道命录》。两百多年前的中国学者已对传世本《道命录》文本的完整性和真伪提出了质疑。尽管《道命录》对现代宋史学者来说相当重要，这些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处理。本文重新检讨《道命录》的目录学与文本史后，得出以下四点结论。第一，传世本《道命录》体现了元人对李心传原著的大幅改编、扩充。第二，借由文本比较分析，可以移除元人的层累，恢复李心传原著的大部分设计与文本。第三，经此重建的原本《道命录》所传达的道学观，与李心传其他传世著作的观点一致。第四，原本《道命录》蕴含的李心传的道学观，相当有助于理解理宗时代，为建构与道学在政治上新近被认可相适应的道学史所产生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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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本《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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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道命录》的现代刊本都源自1814年鲍廷博(1728-1814)的《知不足斋丛书》本。这个版本包含85份文件，它们不平均地分布在10卷。第5卷只有两份文件，第7卷分为两部分，总共收录了17份文件。第10卷则有16份文件，不过其中系于1241年的5份文件标为“续增”，而另外1319年到1361年之间的6份文件则标为“新增”。这些标注清楚地说明：后来的编辑者或刊印者在李心传的原稿后增补了这11份文件。如同下文所示，确凿的证据也指出后来的编辑者添加了其他文件录入李心传的原稿，而原稿实际上是以传世本的第70号文件作结。这70份文件的年代分布在1085年到1224年之间，由各种宋朝的公文政令组成，包含了奏疏、荐札、制词、劾状。它们或关乎一般性的道学学说，或关乎特定人物。其中也有一些文件是道学家(主要是程颐与朱熹)所作。这些文件基本上依照时序排列，不过有时也出现错置。本文的附录是传世本《道命录》前面70份文件的表格，删去了后来窜入的15份文件。为便于查询，本文为这些文件编了序号，通篇都以这些序号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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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到第7卷的所有文件之后俱有注，第8卷到第10卷则大多没有。不同文件中注文的篇幅、风格与质量极不相同。注文最短只有一行，最长则超过1400字。多数关注文件当时的历史背景，并对其进行政治分析。在适当的情况下，注文则将焦点放在驱使文件作者撰文的个人意图，以及作者仕宦履历的细节。一些注中包括轶闻趣事，并不全都与文件有关。第8卷中60、62、63三篇的注文与众不同，完整收录了文件在相关机构间流转时产生的牒文。一些评注显是精心构思而成，注意编年的准确和官衔称谓的恰当；另有一些则有系年不明、记载含糊之失。《道命录》注文的一项关键特征，是各条目的注文常被圆形分隔符分为两段，这通常标志文中的重要分界，4、6、12、28、30、34、40、42、50、52这十篇的注具备此特征。在这之中，分隔符之后的材料，通常包含来自程朱及二人门生的大段引文。这些引文以论战与辩护为主，且仅与前注和原文略微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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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鲍廷博未作说明，但《知不足斋丛书》本《道命录》极有可能是以1496年的一部明代徽州新安刊本为底本。好在这一明刊本为前北平图书馆收藏，如今存于台湾。两个版本在各方面几乎完全相同，甚至是印刷错误之类也都一致。然而，明刊本重印了程荣秀(1263-1333)为1333年元刊本撰写的序文，这篇关键的序文将在下文展开讨论。明刊本收录的汪祚(1457-1496)撰于1496年11月的后序，也提供了明刊本及其历史的重要信息。《知不足斋丛书》本《道命录》中没有这两篇序文。注620后序作者汪祚是新安的青年学者，曾与前辈学者和官员程敏政(1445-1499)共同编纂不朽之作《新安文献志》，惜乎未竟全功即英年早逝，年仅39岁。注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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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祚将1496年刊印《道命录》之功归诸新安卫千户于明。汪祚称，《道命录》记录了宋代正人君子蒙受的不公不义，激励于明资助刊印、流通此书，期许当代名士能比前人更受礼遇。汪祚还提及，于明为筹备重印，得到了两部《道命录》的早期版本。其一是在元代学者朱升(1299-1370)后人家中寻得的5卷“旧”本，注622于1251年由时任江州知州朱申(1195年进士)刊行。朱申增入了五份文件，标为“续增”。此本书版毁于宋末战事。由于朱申刊印的《道命录》书况不佳，不足以用作重印的底本，于明因而从程敏政的书阁取得了另一部10卷的“善本”。此10卷本实际是经程荣秀“新增”了元代文书的1333年本。此本书版也毁于元末战争，故汪祚云《道命录》不为他的同时代人所知。汪祚也提到程荣秀为程颐后裔，朱申亦“与晦庵先生同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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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祚在1496年版《道命录》后序记录的这些细节，与其他史料中记载的《道命录》在明代之前的历史一致。《宋史·李心传传》与成文于1268年的该传记底稿，均记载《道命录》为5卷。注623更重要的是，唯一提到《道命录》的宋代书目，《郡斋读书志》(由赵希弁作《读书附志》补注后于1250年印行)也著录《道命录》为5卷。注624由于汪祚后序清楚说明1251年的朱申版本是《道命录》首度付梓，可知赵希弁著录的必定是一部钞本，年代介于1239年李心传“成书”与1250年《郡斋读书志》刊印之间。后文将再讨论赵希弁的《道命录》书目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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