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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党籍中不见其名”的官员是程洵(1135-1196)，他是徽州人，朱熹的门生、姻亲。第48号文件的注文第二部分记述程洵担任吉州知录时与新任知州不合，随之被控“伪学之流”而罢。程洵致书朱熹，为有辱师门而感到惭愧，但朱熹回答“今日方见吾弟行止分明”。不过，这封书信并未收录在朱熹文集里，朱熹文集的现代点校本则在《遗集》里收录了这一片段。注681片段源自与程荣秀同时的徽州人汪幼凤撰写的程洵传记。传中不仅包含上述朱熹书信残篇，也包括《道命录》中关于程洵的整段文字。注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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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可以简单假设，汪幼凤逐字摘录了刚刚经过程荣秀改编出版的《道命录》中关于程洵的资料，作为他的程洵传的一部分。但是，程洵于1196年逝世时，朱熹为之撰写的祭文提到程洵的书信作于1196年9月6日，而朱熹一直到同年11月才收到该信，这就说明程洵在朱熹能够回信之前已经逝世。注683另一方面，考虑到《道命录》此条目的其他疑义，程荣秀引用了同乡汪幼凤刚刚完成的程洵传，以将其祖先的道德地位与名列党籍的著名官员并列，也不无可能。这个手法类似程荣秀因程颐位列党籍，即增入元祐党籍碑，借此创作了一段提高程颐身后声誉的伪评注。程荣秀无法篡改历史，因此不能增添任何程氏族人于党籍之列，他的作法是，利用增补党籍碑之便，将汪幼凤或出于杜撰的记载添入自己改编的《道命录》。经此，程荣秀将先祖列入简短的党籍“附注”名单，包含那些遭逢伪学之禁的迫害、应与党籍者有相同的道德声望却不幸湮没不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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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注入48号条目的这一道德论调，需象征性地修改党籍名单来认证的正直形象，是史学的虚构，不可能出自李心传之手。柴中行与程洵在庆元时代都只是小人物，即使以修辞来主张他们应列入党籍，也是李心传所规避的史学夸饰。李心传的原本《道命录》很可能将柴中行事恰当置于第43号文件的评注，但最终被轻率地挪到了传世本第48号文件的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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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至70号文件多数没有注且缺乏平行文本，因而不可能一一确认其真实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它们泰半属于原本《道命录》，因为赵希弁在1250年撰写的识语特别提到“儒宗之谥议”是《道命录》的重要组成部分。第55号文件是李心传之弟李道传作于1211年12月的奏疏，其评注细致回顾了自1137年胡安国上书请求从祀邵雍等人以来的孔庙从祀议题，无疑是李心传的原作。评注对问题的处理及其风格，都是典型的“李心传式”。如前所论，与之类似的还有第60、62、63、69号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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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命录》的这部分相关的唯一值得注意的平行材料是第70号文件的评注的一段引文，见于明代的《程氏贻范集》。注684这段评注简短纪录了程颐的嫡系子孙，止于程颐四世孙程源。程源是1224年朝廷褒崇程颐后裔时的主要受益者。然而，在《程氏贻范集》中，这段文字的开头一小段记载，为传世本《道命录》所删除。这段记载关于程颐二子程端中、程端彦，云程端彦为侧室所生，而程端彦即为程洵、程荣秀的直系祖先。程荣秀可能因此删去了这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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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大部分第三组条目出自原本《道命录》的另一个理由是：其文件不仅关注朱熹、二程、周敦颐、张载的谥号，也关注张栻与吕祖谦这两位思想学术异于朱熹且被后世道统传承系谱排除在外的学者。与他们相关的文件被收入其中，呈现了比较开阔的道学视野。这一视野犹为十三世纪前半叶的特征，也为李心传所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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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已经不难推想前面确认过的原本条目在5卷的原本《道命录》中如何分布。李心传的《道命录》自序以蔡京、秦桧、韩侂冑迫害道学的三段时期来划分道学史。因此，与自序一致，可以划分北宋时期的条目为卷一，绍兴时期的条目为卷二，庆元时期的条目构成卷三、卷四，谥议为卷五。这样的安排，鉴于卷五的大部份文件没有注，每卷篇幅也仿佛。去掉增入的内容，十卷通行本与重构的五卷本《道命录》也大体相仿(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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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条目在原本《道命录》(五卷本)中的假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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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罗马数字为十卷的传世本《道命录》卷数，阿拉伯数字则是附录《道命录》表格各条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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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8、51文件的评注中也有证据显示它们曾经是原本《道命录》的三个主题的结论。李心传的自序提到，自从1085年程颐“被荐而入经筵”(第1号文件)直到1224年程源被宋廷录用(第70号文件)，其间已历一百四十年。这种计算岁月的倾向也出现在要求重申禁止程学的第17号文件(1136年5月陈公辅《论伊川之学惑乱天下乞屏绝》)的评注，其结论云：“自崇宁后，伊川之学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罢之。至是仅十年而复禁。”与此相似，第28号文件(1156年6月叶谦亨《论程学不当一切摈弃》)的评注的结论则作“自桧专国柄，程学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请求终止伪学之禁的第51号文件(1202年1月《论习伪之徒唱为攻伪之说乞禁止》)的评注虽不含有程学遭禁的年数，但末尾也提到“自是，学禁稍稍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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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心传关切卷数、时期的划分而特别注意各卷结尾，程荣秀则关注各卷的开头。浏览附录可知，程荣秀改编后的十卷本《道命录》有八卷以朱熹、程颐之作或有关他们的文件为始(第1、7、14、29、31、35、52、70号)，其中五份文件是程荣秀增补的(第7、29、31、35、52号)。第四卷始于程颐重要门生尹焞的辞免状，亦为程荣秀所增补的文件(第22号)。这种模式反映了程荣秀改编《道命录》的整体构思。程荣秀对文本的改编是为将《道命录》全书的焦点集中在先祖程颐与朱熹，并且迫使李心传十三世纪的宋代道学史料契合元代中叶对道学的理解，即将道学视为可以构成儒家政治正统之思想基础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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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的仕宦生涯与《道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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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将检视重建的《道命录》与李心传的经历和其他著作的关系，及其揭示的李心传对道学运动的态度。前已说明原本《道命录》的最后一个条目可能是1224年录用程颐后人的诏令(第70号文件)，也提到文本证据显示《道命录》在1233年之后鲜有修改。1224年到1233年的间隔精确地符合李心传初次供职史馆的时期。1225年5月，李心传应1224年8月理宗即位诏举遗才而被荐，注685至1226年1月，被任命为秘阁校勘。到临安报到后，李心传受命校补1127年以后的《国史》。注686他在1229年改官，随后于1231年理宗母七十五大寿百官进秩之时“特赐同进士出身”，以国史院编修官“专修中兴四朝帝纪”。注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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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年2月，李心传遭言官弹劾，修史的工作于焉中止。回到四川后，李心传于1234年1月得四川制置司辟用，“踵修十三朝《会要》”，并选用地方后进高斯得(1229年进士)、牟子才为助手，两年后(1236年)即告完成。不久，1238年3月李心传重回临安，以秘书少监兼史馆修撰之职“专一修纂四朝《国史》、《实录》”，高斯得、牟子才和至少四位其他学者也参与其中。同年10月李心传晋升为秘书监，而于次年5月撰写了《道命录》自序，当时他还在修纂国史、实录。注688在1240年冬天，《国史》、《实录》尚未完成，李心传却再度遭到弹劾，随之离开朝廷，但仍得到优待而享有祠禄，居于湖州新宅。然而，第二年李心传的祠禄反复遭到朝廷剥夺、重赐、剥夺。失去祠禄后，李心传终于在1243年致仕，1244年逝世，享年七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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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上述李心传生平的编年概要，再使其较少被注意的事迹履历与当时的政治、思想学术的大议题结合，这两项工作虽然不易，但也不是不可能。注689李心传编纂《道命录》所进行的前期工作，无疑与他初次供职史馆期间的活动有关，那时他正着手编次、补正1127年以后的政府档案。1233年2月李心传遭罢职，编纂《道命录》的工作戛然中止。相关史料虽然没有明言李心传被弹劾的罪状，但仍透露了李心传去职的可能原因。《宋史·李燔传》提到，在1232年的某次朝会，宋理宗要求李心传举荐屡次拒绝朝廷征辟的“高士”，李心传推荐朱熹高弟李燔，认为李燔的学行仅次于黄榦。由于黄榦已于1221年逝世，李心传认为李燔是当时最卓越的道学学者，建议理宗任命李燔为经筵官。理宗虽然同意李心传的意见，却始终没有征召李燔，李燔亦于次年病逝。注690事实上，李心传举荐李燔，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还含有强烈反对史弥远的政治含义。李燔历宦地方，政绩卓著，但由于不满史弥远掌控朝政及在1224年操纵帝位继承，于1220年代中期起拒绝出仕。1232年的史弥远依然掌权，李心传举荐李燔，可能被解读为暗中攻击史弥远。李燔没有任职经筵与李心传遭到言官弹劾，应视为当权者对李心传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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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弥远是最具争议性的宋代主要政治人物之一，其争议性并非因为理解史弥远或他的时代有任何内在困难，而是来自后世史家刻画的史弥远形象所表现出的矛盾性。注691最根本的矛盾是：虽然史弥远被列入宋代权相，却也正是在他漫长的专政期间，在他与他提携的郑清之(1176-1251)、乔行简(1156-1241)、侄子史嵩之(1256年逝世)的主导下，道学从“伪学”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正统学术。这几位在1230、1240年代位居宰执的政治领袖，除曾在吕祖谦门下的乔行简之外，未曾亲身投入道学，推崇道学只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权宜之计，同时与名副其实的道学中人如魏了翁、真德秀(1178-1235)时而联合，时而争执。李心传在政治上无疑站在自己最早的荐主魏了翁和其他四川士人集团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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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231年蒙古军队侵入四川，四川士人集团遭逢严苛的压迫。1236年末，李心传与两位助手甫编成《会要》，蒙古军队即攻破成都，席卷各地，仅余四州为宋室所有。四川的人口因战争而大量减少，并成为经济、文化的落后地区，直到十八世纪才恢复到宋代的繁荣程度。注692从宋初就开始安然积累的四川出版业与藏书皆付之一炬，四川的宋代文化被彻底破坏。黄震编撰的李心传传记暗指，朝廷为了解救李心传脱离四川的动荡而在1236年征召他。1237年的李心传无疑大多在路途中度过。李心传兄弟搭上蜀士东流的浪潮，在太湖南边的湖州建立新居。然而，李氏以及其他四川家族如高氏、牟氏的书阁曾经积聚了大量宋代原始史料，并未能幸存。注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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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在1238年3月重回史馆任职时，带来了高斯得、牟子才这两位四川籍的助手。李心传再任史官，又得以在临安聚集于四川修史时的团队的核心成员，其推动力可能来自崔与之(1158-1239)。崔与之很早就是李心传的支持者，他自1236年起屡屡接获宰执任命，但一直坚辞不赴。前已述及这个时候的李心传负责修纂“四朝《国史》、《实录》”，而高斯得则受命“分修光、宁二帝纪”，是计划中时间最近也因之政治上最敏感的部分。厌恶正以军事胜利博得理宗信赖的史嵩之的专权野心，似乎是李心传团队最一致的特性。1238年10月，为防止史嵩之继踵史弥远，高斯得上书理宗，建议“择才并相”，任以不同的职权。注694然而，史嵩之在1239年1月成为宰相，高斯得的努力只换来了史嵩之的敌意。一直以其影响力支持着李心传等人的崔与之在1239年6月致仕，随即于该年年底逝世。下一年中，史嵩之成为独相，直到1244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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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唯一一份李心传的奏章可以追溯到1240年7月，见于《宋史·李心传传》。1240年夏，一场因北方边境连年对金对蒙战争而加剧的饥荒致使临安人口大减，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况。李心传将饥荒归咎于政府未能为安排好战后创伤。李心传认为，政府囤积粮食、难民涌入且未蠲免赋税，导致民怨四起，至有民变之虞。腐败的地方官员则放任发战争财、盗匪横行的情况持续蔓延。皇帝与大臣没有制定前后一贯的政策，没有克制朝廷的奢侈浮靡，更没有接受逆耳忠言，则进一步加深了民怨。李心传建议理宗黜退心牟私利的大臣，开言路、纳忠言，以遏止饥荒之祸。注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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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七十三岁高龄的李心传来说，四川的家园遭毁，丧失高层的政治支持，史嵩之日益把持朝政，以及临安令人厌恶的生活条件，都在提醒李心传：担任史官的时日已然无多。不久，他再度遭到言官弹劾，但仍被准许以祠禄官回到湖州。1240年闰12月，史嵩之独相。一个月之后，1241年1月，宋廷下诏认可道学宣称的直祧孟子的学术系谱，升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入祀孔庙，并且移走原在从祀之列的王安石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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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完成并提交《四朝国史》的本纪部分似乎被史嵩之视为当务之急。1241年2月，史嵩之任命高斯得之叔高定子(1202进士)完成这项工作，同年8月的另一份诏旨则限期当年底之前必须修纂完成。注696《宋史·高斯得传》提到，在1242年1月四朝帝纪正式进呈前，史嵩之私自改动了高斯得草拟的《宁宗纪》末卷，讳言他与史弥远共谋废黜本应即位的济王，代之以日后的理宗。高斯得、杜范以及其他史官提出抗议，但改动过的四朝帝纪已然进呈。《宋史·高斯得传》说李心传保留了高斯得的原稿，只能“题其末曰‘前史官高某撰’”，以记录高斯得反对史嵩之的篡改。注697高定子显得与针锋相对的双方皆关系良好，遂上书请求“召收李心传卒成四朝志、传”，但似乎没有任何作用。注698李心传反而被剥夺祠禄，于次年致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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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的《道命录》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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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心传的《道命录》自序的悲观论调，正好切合前述李心传的生平遭遇，而且反映了他撰文时的心境以及对政治、学术生活的看法。不仅如此，序文更是理解李心传对道学的理解与他编纂《道命录》的动机和期许的关键。李心传适得其所而巧妙地引用《论语》、《孟子》，以强化、发挥主题，运用这样的学术方法，缜密地构建了全文。现引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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