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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17075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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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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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170755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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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他的世界：评《朱熹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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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台湾版有1111页的篇幅。这是一部宏大的、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的著作，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宋代研究的范围。注747作为一位研究兴趣涵盖两千年中国历史的资深学者的作品，余英时先生的两卷本著作震动并极大吸引了显得狭窄的宋代研究领域。余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为更广泛的读者所写，而不仅仅是宋代研究的专家们。他传递给广大读者的信息非常明确：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独特的时期，因为这个时代中的主导社会阶级创造并运用一种新儒家的政治文化来挑战权威，并努力创造出最大的思想自由，这值得当下中国效仿。在这部庞大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属于宋代历史的研究，又有哪些是针对当代政治的关怀，它们又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都是读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无论我们怎么看，余英时先生都完成了一部所有宋代历史的研究者都需要阅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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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秋天，余先生受邀为新版的《朱子文集》写一篇序言，到了2002年的夏天，余先生已经完成了当下这部著作。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作为对朱熹“历史世界”的介绍。首先，余先生原来为台版《朱子文集》所写的序言在这里被重印成“自序二”(I.15-26;5-15)注748。其次，第一卷中的七篇文章研究了北宋儒学复兴的若干方面，而余先生认为这种复兴影响了朱熹本人(I.253-510;184-386)。最后，有一篇很长的绪论集中讨论了宋代政治文化观念的相关内容，这是余先生在完成两卷本著作的初稿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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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围绕两个基本的想法组织他的著作。第一，他最重要的想法是试图把新儒家运动(Neo-Confucian Movement)(他称之为“理学”或“道学”)对宋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建立为历史事实。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个没什么必要的工作。在西方学界，新儒家研究的开创者们，如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和陈荣捷，从未质疑过新儒家运动中存在政治维度，尽管他们并没有去刻意强调这点。尤其是近年来，就算是研究方法和结论不尽相同，宋代思想和历史的研究者都认同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宋代政治和文化这两个领域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互相重叠的。因此余英时先生对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与宋代政治文化互动过程的研究对大多数美国的宋代研究者来说其实并不新鲜注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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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在中国则要复杂一些。二十世纪初的那些现代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们——多数是学院派哲学家——曾试图从传统中国晚期的废墟中拾取一些儒家观念，并将这些观念重塑为一个与西方哲学类似的体系。他们试图从前现代的儒学文本、礼仪、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原始语境中提炼出由一系列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概念组成的儒家“哲学”——那些文本、礼仪和政治社会生活本已经为这些抽象概念提供了具体语境。后来，在共和国的教育机构中，学科间界限严格，加上对政治的普遍敏感，都更加强化了人们认为新儒家思想只是一种哲学的看法。《朱熹的历史世界》面向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读者，都曾被反复教育：新儒家思想(道学或理学)只是一种封闭的哲学体系，和宋代的政治语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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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对宋代新儒学政治维度的论述围绕着“内圣外王”这个说法展开，这个说法是二十世纪的儒学家们从《庄子》一书中得到的。在现代，这个说法描述了《大学》中所说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内在哲学和外在政治)的理想结合。尽管余先生坚持说这两部分生活在儒家理想人格中是对等并最终一致的，他依然相信宋代的新儒家思想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属于儒学的理性社会和政治秩序。而对其他问题，包括对哲学意义上问题的关注，都是“第二序”的(I.250-251; 183)。简单说，他认为尽管宋代的儒学家们经常讨论内圣，但他们最终的目的却是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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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者将这一论断连带着整个《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放到了余先生与二十世纪新儒学运动复杂关系的语境中来理解。最严厉的批评者则认为该书延续了余先生一直倡导的工作——试图把现代的儒家思想引导向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而使之脱离开哲学的领域注750。一些学者批评余先生把朱熹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政客。余先生机智而详细地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反驳了这些看法，这些反驳文章可以在北京再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看到(第867-928页)。注751另外一些中文的评论，尽管对该书关注的问题和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持保留态度，但也称赞了该书跨领域研究的勇气、在概念上的创新以及作为研究宋代“政治文化”的一种模式的实用价值。注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