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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17075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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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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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 [:170755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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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他的世界：评《朱熹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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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台湾版有1111页的篇幅。这是一部宏大的、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的著作，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宋代研究的范围。注747作为一位研究兴趣涵盖两千年中国历史的资深学者的作品，余英时先生的两卷本著作震动并极大吸引了显得狭窄的宋代研究领域。余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为更广泛的读者所写，而不仅仅是宋代研究的专家们。他传递给广大读者的信息非常明确：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独特的时期，因为这个时代中的主导社会阶级创造并运用一种新儒家的政治文化来挑战权威，并努力创造出最大的思想自由，这值得当下中国效仿。在这部庞大的著作中，究竟哪些属于宋代历史的研究，又有哪些是针对当代政治的关怀，它们又如何相互联系在一起，都是读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但无论我们怎么看，余英时先生都完成了一部所有宋代历史的研究者都需要阅读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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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秋天，余先生受邀为新版的《朱子文集》写一篇序言，到了2002年的夏天，余先生已经完成了当下这部著作。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作为对朱熹“历史世界”的介绍。首先，余先生原来为台版《朱子文集》所写的序言在这里被重印成“自序二”(I.15-26;5-15)注748。其次，第一卷中的七篇文章研究了北宋儒学复兴的若干方面，而余先生认为这种复兴影响了朱熹本人(I.253-510;184-386)。最后，有一篇很长的绪论集中讨论了宋代政治文化观念的相关内容，这是余先生在完成两卷本著作的初稿后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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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围绕两个基本的想法组织他的著作。第一，他最重要的想法是试图把新儒家运动(Neo-Confucian Movement)(他称之为“理学”或“道学”)对宋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建立为历史事实。乍看起来，这似乎是个没什么必要的工作。在西方学界，新儒家研究的开创者们，如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和陈荣捷，从未质疑过新儒家运动中存在政治维度，尽管他们并没有去刻意强调这点。尤其是近年来，就算是研究方法和结论不尽相同，宋代思想和历史的研究者都认同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即宋代政治和文化这两个领域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互相重叠的。因此余英时先生对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与宋代政治文化互动过程的研究对大多数美国的宋代研究者来说其实并不新鲜注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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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情况在中国则要复杂一些。二十世纪初的那些现代儒家思想的倡导者们——多数是学院派哲学家——曾试图从传统中国晚期的废墟中拾取一些儒家观念，并将这些观念重塑为一个与西方哲学类似的体系。他们试图从前现代的儒学文本、礼仪、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原始语境中提炼出由一系列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概念组成的儒家“哲学”——那些文本、礼仪和政治社会生活本已经为这些抽象概念提供了具体语境。后来，在共和国的教育机构中，学科间界限严格，加上对政治的普遍敏感，都更加强化了人们认为新儒家思想只是一种哲学的看法。《朱熹的历史世界》面向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读者，都曾被反复教育：新儒家思想(道学或理学)只是一种封闭的哲学体系，和宋代的政治语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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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先生对宋代新儒学政治维度的论述围绕着“内圣外王”这个说法展开，这个说法是二十世纪的儒学家们从《庄子》一书中得到的。在现代，这个说法描述了《大学》中所说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内在哲学和外在政治)的理想结合。尽管余先生坚持说这两部分生活在儒家理想人格中是对等并最终一致的，他依然相信宋代的新儒家思想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属于儒学的理性社会和政治秩序。而对其他问题，包括对哲学意义上问题的关注，都是“第二序”的(I.250-251; 183)。简单说，他认为尽管宋代的儒学家们经常讨论内圣，但他们最终的目的却是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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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评论者将这一论断连带着整个《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放到了余先生与二十世纪新儒学运动复杂关系的语境中来理解。最严厉的批评者则认为该书延续了余先生一直倡导的工作——试图把现代的儒家思想引导向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而使之脱离开哲学的领域注750。一些学者批评余先生把朱熹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哲学家变成了一个政客。余先生机智而详细地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反驳了这些看法，这些反驳文章可以在北京再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看到(第867-928页)。注751另外一些中文的评论，尽管对该书关注的问题和在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持保留态度，但也称赞了该书跨领域研究的勇气、在概念上的创新以及作为研究宋代“政治文化”的一种模式的实用价值。注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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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宋史学界的观点中，余先生很容易证实他的第一个观点，也是最主要的观点。该书的第二卷对这个研究领域做出了出色和具有想象力的贡献。余先生从这一时期众多的文集中发掘出书信材料，运用了以前没有被充分利用过的周必大日记的材料，并充分而有见识地使用了李心传(1167-1244)的《道命录》一书。他向我们呈现了一个道学成为11世纪80年代新兴政治力量的有说服力的例证，且在截至12世纪晚期的纷乱政治史中梳理出一个连贯的叙事。当材料现时而充足的时候，他的叙事是令人信服的。当材料是晚出而不大够用时，他用假说和心理史的研究接续断裂。他在第二卷中对历史细节的描绘使我们生动地感受到了南宋政治生活中的戏剧性、活力与张力。这些比我所知道的所有作品都要出色。这部作品反驳了将停滞的南宋史视为“转向内在”的观点。余英时运用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南宋“道学家群体”对国家政治的责任感可以和他们的前辈们媲美。这个研究也会让我们更关注研究与朱熹的同时代人物如陈傅良、楼钥，特别是周必大。我们的研究将不再把他们仅仅看作是朱熹阴影下的次要历史人物，他们本身就应被视为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注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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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时段。这一研究时段将“理学”或者“道学”作为宋代思想史的中心，并开始把其发展与一些人物和思想联系起来。余英时的第一卷研究了这个时期，这是一个被深入探索但又具有高度争议的领域。他讨论了三个时段(I.18-19; 8-9)的历史。第一个时期是道学的早期“建立期”：这一时期是前道学时期，在11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如胡瑗(993-1059)、孙复(992-1057)和石介(1005-1045)等人强调在儒学早期的社会理想中包含了对政治的责任。这个看法促进了士大夫群体的主体责任感(group civic commitment)。他们在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号召中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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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是“定型期”。这个时期在王安石变法中确立，也意味着改革开始进入实际阶段。 余英时先生认为王安石与神宗皇帝间的独特关系代表着士大夫与皇帝在政治权威的行使过程中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当在1071年神宗皇帝表示说新政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不是士大夫的利益的时候，文彦博(1006-1097)说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I.223, 301; 160, 221)。余英时将这个说法与张载和程颐的“同治天下”的说法联系起来。在整个第一卷中他经常会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王安石和张载、二程兄弟在观念上的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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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讨论的第三个时期是朱熹的时代。余先生坚持认为，尽管南宋人对王安石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但王安石对改革的信奉和他与神宗的关系都鼓舞了十二世纪晚期的士大夫们重新开始积极行动，他们的计划是对“共治”的回归，以及要求光复被女真人1127年占领的北方。余英时用“得君行道”来定义这个“后王安石时代”(II.54-92; 423-53)。他坚持认为所有的理学士大夫都认同这个外王的政治计划，尽管他们在关于内圣方面有不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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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三段分期融合了两部分的内容：既有大胆而富有争议的看法，也有已经被现代学者质疑了的以前的研究与分期论中的支离碎片。余先生最大胆的想法是把新儒学的发展重心放到了王安石的肩膀上。这一研究方式承认了王安石这一范例对南宋道学家们得君行道诉求的吸引力。但也许我们会质疑，这种框架对南宋政治史的有力解释是否就意味着它也可以真正对北宋思想史研究产生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