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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0 参见《小历》卷23，页274-275和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5，页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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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1 《要录》卷121，第1963-1964页；另见《要录》卷111，页1801、1804，卷115，页1861-1862；详细的研究，参见蔡崇榜《绍兴〈神宗实录〉两修考》，页13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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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2 《道命录》卷3，页24-25、30；《要录》卷107，页1747、1748。另见包弼德给田浩的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一书写的书评，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24(1994)，第310-312页。程公辅提供了另一种中兴官员的典型，他的行为很难用后人所定的分类来界定。程公辅是李纲的同伙、也是蔡京的对手。他很早便经常为没有派系的政府和对国家事务的公开谈论而争辩。早在1136年，他就上疏攻击王安石的学说。这件事在他《宋史》的传记中已经提到(《宋史》卷379，页11694)，但《要录》却没有。而他在《宋史》中的传记没有提到他1136年2月攻击程学的奏议。当然，朱熹的张浚传中也没有提到张支持程公辅攻击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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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3 《朱熹集》卷95下，页4850-4851。《语类》对张浚与赵鼎的不合记载略多，关于这一轶事的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朱子语类》卷131，页3144-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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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4 《小历》卷22，页268；《宋史》卷473，页13751，卷361，页11305；毕沅，《续资治通鉴》(1801，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重印)卷119，页3144；刘子健，China Turning Inward，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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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5 《要录》卷115，第1859页。徐梦莘折衷并大量删节了这一段落，省略了张与秦桧的对话和此后秦对赵鼎的欺骗(《会编》第3册，页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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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6 《道命录》卷3，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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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7 《要录》卷170，页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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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8 《朝野杂记》甲卷6，页137-138。这一文章是第一部由道学运动以外的人写成的道学史，值得细致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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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79 关于胡安国，参见《宋史》卷435，页12908-12916。Franke，Sung Biography，页434-436；Schirokauer，“Neo-Confucians Under Attack”，页165-166；以及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页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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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0 《要录》卷49，页869。赵翼(1727-1814)引用了胡的《宋史》本传中的这一忽略，作为“讳饰”的一个例子：参见《廿二史札记》(1796，《丛书集成》本)卷23，页454。胡安国在秦桧首次执政时的参与在秦桧传中有详细的记载(《宋史》卷473，页1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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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1 衣川强《秦桧的议和政策》，页27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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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2 《朱子语类》卷131，页3153；游酢的一个简短的传记被包括在《宋史》的《道学传》中(《宋史》卷428，页12732-1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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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3 《要录》卷56，页982，卷109，页1174，卷115，页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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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4 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收载于《宋史研究集》第3期(台北：中华书局，1966)，页113-119。关于强调“复仇”的段落，参见《春秋胡氏传》(《四部丛刊》本)卷3，页5，卷7，页1-2、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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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5 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卷10，页184-185。关于两段受到质疑的文字，参见《春秋胡氏传》卷2，页2，卷7，页2-3。牟润孙(页115-116)专门反驳王夫之的主张。王与朱熹一样(《朱子语类》卷131，页3155)，都批评胡安国与秦桧的关系，以及他没有看透秦的本质。根据近年的一项关于《春秋胡氏传》的学术研究，胡的两个主要的观点是：他对篡夺危险的警告以及他认为与野蛮人的斗争本质上是一个内部文化更新而非外部军事力量的问题。参见Alan T.Wood，Limits to Autocracy
:From Sung Neo-Confucianism to a Doctrine of Politcal Right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页119-131。无疑，这些观点都与秦桧的内外政策相容。另见皮锡瑞(1850-1908)《经学历史》(1907，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重印)，页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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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6 《道命录》卷4，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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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7 《齐东野语》序，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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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8 关于《宋史》的“宏观层面”，《宋会要》，《职官》卷18，页1-109保存了详细的材料，从中可以找到对朝廷修史的一个制度性的记述以及它的产物的一个评论性的书目。关于“微观层面”——对专门段落的详细研究，李焘的《长编》、李心传的《系年要录》和徐梦莘的《会编》的注文中常常指出某些段落的文本来源。由于这些段落后来被并入《宋史》的文本中，这些早期的文本检识常常使现代学者识别出真正的原初资料，并由此恢复在重新编纂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毁坏的原来的上下文语境。上面对《秦桧传》中的一段分析提供了这种研究《宋史》文本的视角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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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89 关于这两部著作，参见Otto Franke“Das Tse tschi t’ung kien und das T’ung kien kang mu，ihr Wesen，ihr Verh? ltnis zueinander und ihr Quellenwert”，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asse(1930)：页103-144。前者是由皇帝委派的一项由国家支持的项目，而且正如标题所说的，是为帮助皇帝及其宰相治理国家的。《通鉴》以及由李焘和李心传撰写的续篇，是作为呈交给朝廷帮助治理国家和校正朝代历史的著作而写的。尽管司马光保留了用自己的观点评论史事的传统史家的特权，但他坚持认为对资料的公允取舍将自明地揭示历史的训诫。历史本身就有一种原初价，史家的主要工作就在于批判性地鉴别史料。司马光指派助手们搜集史料，但最终的笔削—哪些可入正文、哪些应为考异，却独力完成。与此相反，对于朱熹来说，历史是放在第二位来考虑的，只是用来作为先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实例的仓库。史家的重要工作便成了确定历史将用来说明哪些价值，因此朱熹在写出了《纲目》的梗概以后，便将实际的文本选择工作留给了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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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0 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8),页217。更详细的讨论见同书，页115-152；亦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见本书《朱熹和他的世界：评〈朱熹的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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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1 争夺共同的修辞延续了宋代既有的政治对抗。见李瑞(Ari Daniel Levine),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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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2 石碑拓片的影像以及释文，见杜正贤主编，《杭州孔庙》(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页257-267；黄涌泉《李公麟圣贤图石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较早出版，辑录了较为清楚、可读的拓本。一般而言，艺术史学者忽略了李公麟(1049-1106)所画的肖像图。全面性的研究参见孟久丽(Julia K.Murray),“The Hangzhou Portraits of Confucius and Seventy-two Disciples(Sheng Xian Tu)
:Art in the Service of Politics,”The Art Bulletin 74.1(1992.3)，页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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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3 吴讷碑记原文，本文采依黄涌泉的拓本。见黄涌泉，《李公麟圣贤图石刻》，页71-73。数部十五世纪的总集也收录了吴讷的小记。见程敏政(1445-1499)编，《明文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卷48，页10a-11a；陆容(1436-1498)，《菽园杂记》，《四库全书》本，卷12，页10b-12a。清人对碑铭更详细的研究，见王昶(1725-1806)，《金石萃编》(1805年经训堂本)，卷149，页1a-22a；阮元(1764-1849)，《两浙金石志》(1890年浙江书局本)，卷8，页47b-5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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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4 明人杨一清(1454-1530)清楚交代修复记事和这些石碑的历史，见嵇曾筠(1671-1739)等修，《浙江通志》，《四库全书》本，卷25，页3a-4a；以及田汝成(1526年进士)，《西湖游览志》，《四库全书》本，卷15，页9a-10a。亦可参考杜正贤，《杭州孔庙》，页11-12，22-23，295，298-299，30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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