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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3 《朝野杂记》，《甲编》卷4，页113-114。十三世纪的书目学家呼应了李心传的意见；见陈振孙(约1190-1249年之后)，《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页110；以及赵希弁(死于1250年之后)的看法，收入晁公武(死于1171年)与赵希弁撰、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107；还有王应麟(1223-1296)，《玉海》(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卷46，页51a。对于前述及与南宋同代作品的评价，亦见舒仁辉，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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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4 《宋会要》，《崇儒》卷5，页41a-b。这份文件也刊印在《东都事略》绍熙本的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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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5 王士祯，《蚕尾续文》卷19，页11a。也援引在陈述，《〈东都事略〉撰人王赏、偁父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1939年)，页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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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6 《东都事略》，册1，序题，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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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7 蔡崇榜，《宋代四川史学家王偁与〈东都事略〉》，《成都大学学报》4期(1985)，页24-25。以及何忠礼，《王偁和他的〈东都事略〉》，《暨南学报》3期(1992)，页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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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8 关于李焘从《东都事略》中如何取材(以及是否自其中取材)的问题，是复杂的书目课题，此处不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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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9 例如，在1144年9月获悉蔡攸之妻与其子进入京师时，御史汪勃强烈抗议，他们因此被秘密逮捕并在护卫下回到囚禁地。有一通敕令重申将蔡京的二十三个子孙永远放逐，并断绝未来任何赦免的可能性。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卷152，页2451。这个事件也在叶适(1150-1223)为汪勃所题写的墓志铭中提到，见《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24，页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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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0 《会编》卷49，页493-495。此处所谈论的两份作品为《中兴遗史》与《幼老春秋》。关于这些文本的年代与性质，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3分(1936年)，页28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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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1 《宋会要》，《职官》卷18，页70b。以下的回顾不包括《蔡确传》，因为此传记原有可能在《哲宗实录》中；《哲宗实录》有着复杂的历史，在李焘到临安前已大致完成。其余三位人物(吕惠卿、章惇、曾布)传记的文本，分别见(1)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收入《四库全书》，下卷14，页9a-12b；下卷18，页8b-10b；下卷20，页1a-3a。(2)《东都事略》，卷83，页1a-3b；卷95，页1a-4a；卷95，页4a-5a。(3)《宋史》卷471，页13705-13709、13709-13714、13714-13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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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2 《宋史》卷389，页11935；《南宋馆阁续录》，卷9，页366。袁枢是《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这是首部以纲目体史书。袁枢与朱熹是关系密切的同道，而龚茂良则在朝中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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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3 对于《实录》、《东都事略》及《宋史》内蔡确、吕惠卿与曾布传的比较研究与翻译，见Ari Levine,“A House in Darkness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and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1068-1104”(Ph.D.dissertation,Columbia University,2002),页204-308,597-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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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4 无论如何，《宋史》将蔡京从左仆射解职的日期标为1106年1月是错误的。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106年2月13日。见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26，页87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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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5 我此处所指的直接引述来自奏疏，依名称引用与标记。在VIII.A.1小节内的基础文本描述了讲议司的功能与人员。事实上这来自蔡京在1102年8月4日的奏疏(见《宋会要》，《职官》卷5，页13a)，但在原文本内没有指明这个段落出自蔡京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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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6 蔡京的原文见《宋会要》，《食货》卷66，页68a-b；《宋史》，卷178，页4330；以及《长编拾补》，卷13，页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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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7 文字见《长编》卷495，页11773-1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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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8 除《东都事略》引文之外，蔡京的奏疏没有被其他同代的书籍保存下来，但可见于《长编拾补》卷31，页1026-1027；与《宋史》卷351，页1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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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59 汪琬，《尧峰文钞》(《四库全书》本)，卷25，页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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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0 方勺，《泊宅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9、73。这部作品具有复杂的流传史，现存3卷及10卷的版本。这两种版本都收录了这个轶事，尽管有一些差异，包括那些涉事官员的姓名。10卷版本的文字也出现在《宋会要》，《礼》卷19，页15a。在《宋会要》内的另一份文件，将苏棫在淮西的行动记载为1108年7月。见《宋会要》，《刑法》卷2，页48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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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1 奏疏全文见王明清(1127-1214之后)，《挥麈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后录》卷3，页109-112。摘录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卷11，页723-726。王明清的记载描述方的奏疏如何被交付到李焘之手以便纳入《长编》之内；但这个时期《长编》的拾补并未留存这份文字。见《长编拾补》卷27，页921-924；注释中引用了王明清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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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2 孙觌一文在十二世纪的出处，见汪藻(1079-1154)，《靖康要录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卷3，页386-390；在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页836-837引用的《中兴遗史》；《会编》，卷39，页389-391；《长编纪事本末》，卷148，页7b-8b。这份文本普及的一个主要因素为其动人的骈文，在这一点上孙觌是公认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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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3 《靖康要录笺注》，卷7，页817-823；卷9，页907-911。《长编拾补》卷55，页1741-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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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4 陈朝老奏疏的全文见《会编》，卷50，页498-500。也可比较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2，页751；这份列表也被引用在评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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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5 关于张克公的奏疏见《会编》，卷50，页496-497。前引段落被合并在一份任命通知内，这份任命书将蔡京在1110年5月自左仆射之位免职。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2，页749；以及《长编拾补》，卷29，页979-980。《东都事略》卷105，页3b提到这份奏疏是张克公与石公弼的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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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6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11，页119。这个故事的另一版本出现在《丁未录》中，引述在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1，页703-704。李焘注意到邵伯温对1068年司马光与蔡京会晤的记载有数个矛盾之处，不过他接受了这次会面的基本事实。见《长编》，卷367，页8834-8836。之后，蔡京本人在1096年2月的奏疏中提及这个事件。见《宋会要》，食货14，页10a。然而，《蔡京传》沿用了邵伯温的原文，而非李焘对此次会面的修订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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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67 朱胜非回忆录内的这段文字，见《会编》卷50，页496，《长编纪事本末》，卷131，页20b-21a；亦见《长编拾补》卷48，页1493。关于《秀水闲居录》的年代见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页291-92。该著只有一些其他书摘录的片段留存。蔡絛在1123年9月13日被免职，当时的批评者因他撰写《西清诗话》“多用苏轼、黄庭坚之说”，指控他“学术邪僻”。见《宋会要》，《职官》卷69，页13a。不过，显然他之后很快重返权力核心。1125年4月21日再次将他免职的敕令，使用的语言与XX.B小节内第二个基础文本相似，描述他对宣和库事务的参与。见《宋会要》，《职官》卷69，页17b-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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