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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6 《鸿庆居士集》(《四库全书》本)，序，页2a。周必大对孙觌之于史馆有贡献一事给予极高评价。他最初写给朱熹的信(此事在《朱子语类》该段的开头部分被提及)并没有因为《长编》的问题而责怪孙觌，而朱熹则自己将两件事联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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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7 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10，页207；王应麟，《玉海》，卷46，页5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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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8 《中兴国史·艺文志》由于马端临(1254-?)有所引用，得以部分保存：“《中兴艺文志》：绍兴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纪成。乾道初进，时洪迈已出，李焘未入馆，史官迁易无常，莫知谁笔。后又进《钦宗本纪》，诏通为《四朝国史》，乃修诸志，未进而焘去国。淳熙初志成，焘之力为多，召修列传，垂成而焘卒。上命洪迈专典之初，迈以孙觌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贯、蔡攸、梁师成、谭稹、朱勔、种师道、何㮚、刘延庆、聂昌、谭世绩等列传，觌颇徇爱憎，迈多采之。迈又奏：‘四朝诸臣，有虽显贵而无事迹可书者，用迁、固之刘舍、薛泽、许昌例，不为立传。’逾年书成，为列传八百七十。迈又尝欲合九朝三史为一书，而不及成。”见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卷19，页474-475。赵士炜对这些片段文字有所整理，见赵士炜，《中兴四朝艺文志》，《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4期，1932年，页31。在此《艺文志》中，每个条目的定年都是个复杂的问题。笔者相信“四朝国史”该条目可系年在1225-1250之间。见Piet van der Loon,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London
:Ithaca Press,1984),pp.19-20.这段插入《中兴四朝艺文志》中的文字，显示了13世纪中叶道学后继者们在修史机构中的影响力。关于那些未把《中兴艺文志》此段文字插入他们那私人目录学著作中的“四朝国史”条目，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页105和王应麟，《玉海》，卷46，页49b-51a。关于《宋史》洪迈传记中的孙觌事迹，见《宋史》，卷373，《洪迈传》，页1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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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69 《止斋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7，页4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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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0 《朱子语类》，卷107，页2664-2666。关于朱熹曾担任史馆的职位，见王懋竑(1668-1741)，《朱子年谱》(1700；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4，页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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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1 因为《资治通鉴纲目》直到朱熹死后才完成，并由于朱熹把此书的编纂工作交给他的学生，朱子学的学者们通常试着让这本说教式的、带有道德寓意的著作与朱熹保持距离。不过，近来有篇文章为朱熹参与编纂《纲目》的行为进行编年，见叶建华，《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1995年，页271-276。也可以参考由钱穆写成的较早研究，钱穆，《朱子新学案》(5卷本，台北：三民书局，1971)，卷5，页12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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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2 《朱文公文集》，卷81，页7a-8a。关于更详细的讨论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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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3 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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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4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1229；重印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30，页777、78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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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5 关于这些发展，见《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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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6 高斯得，《耻堂存稿》(《丛书集成》本)，卷2，页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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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7 见《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笔者已经在别处论证过李心传关于道学运动的历史著作《道命录》的现存版本，是元朝的朱熹追随者根据原本重新编辑的产物。见“Biblographic Notes on Sung Historical Works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Way and Its Destiny,”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0(2000)
:1-61.这篇文章收录了根据《永乐大典》重建原版《道命录》的产物。笔者也分析过李心传于1239年为《道命录》所作的序言，以及此书在晚宋史学的地位，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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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8 元代史官袁桷(1267-1327)的记载曾谈到关于完成《宋史》所遭遇的问题，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丛刊》本)，卷41，页31a-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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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79 《宋史》，卷427至卷430，《道学传》一至四，页12709-1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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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0 《宋史》，卷358、359，《李纲传》上、下，页11241-11274。特别是页11244-1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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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1 《宋史》，卷335，《种师道传》、《种师中传》，页10754-10755；卷349，《姚古传》，页1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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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2 参见赵铁寒，《由〈宋史·李纲传〉论信史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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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3 《宋史》，卷335，页1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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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4 杨仲良著，李之亮校点，《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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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5 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与《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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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6 赵铁寒重印此版本(包含序文)，收入《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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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7 见《爱日精庐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据1826年本影印)，卷10，页4a-5a。1820年，张金吾也刊印了现代第一版的李焘《长编》，即重新编次为520卷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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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8 《四库未收书提要》(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据1822年本影印)，卷1，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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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89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宛委别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此《长编纪事本末》钞本较易取得的重印本，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阮元的手抄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见《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页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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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490 《郑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清人书目题跋丛刊》据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缩印)，卷17，页37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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