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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1 《宋史》，卷437，页12966-12971。关于魏了翁，参见James T.C.Liu,“Wei Liao-weng’s Thwarted Statecraft,”in Hymes and Schirokauer,eds.,Ordering the World,pp.33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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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2 有些《长编纪事本末》的片段使用大字标题和详述细节的结构，使人想到“纲目”的形式。见本书《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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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3 《宋史》，卷412，页12376。关于李心传离开四川、徙居东南，见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成都：巴蜀书社，1990)，页201-202。蒙古入侵四川说明现存宋代四川出版品的相对稀少，见潘美月，《两宋蜀刻的特色》，《“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9.2(1976)，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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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4 Ming-sun Poon,“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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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5 张金吾，《爱日经庐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卷9，页13a-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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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6 见Linda Walton,Academies and Societ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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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7 见魏希德(Hilde de Weerdt),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6)(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页130-50,2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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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8 宫廷藏书中的国史与相关材料，只有某些朝官才能接触。如同下文将会指出的，这些朝官和他们的子孙经常受益于这类的接触。刊印、抄写国史的禁令仅偶尔实行。见Hilde de Weerdt,“Byways in the Imperial Chinese Information Order
:The Disse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cation of State Document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6.1(June 2006),页14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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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49 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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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0 见本书《一个邪恶形象的塑造：秦桧与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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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1 见本书《无奈的史家：孙觌、朱熹与北宋灭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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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2 细节参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第一版《资治通鉴纲目》，见“国立”中央图书馆主编，《“国立”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58)，页117-118；其他宋朝版本可参Ming-sunPoon,“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960-1279),”(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1979),p.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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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3 我在此处的讨论避开了今本《资治通鉴纲目》实际上蕴含多少“纲”的道德案语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朱熹个人参与《资治通鉴纲目》的程度，和他的门生在朱熹生前、死后对《资治通鉴纲目》之贡献的问题。学界对这两点有各种意见。李宗翰有详细的研究，参见Lee Tsong-han,“Different Mirrors of the Past
:Southern Song Historiography,”(Ph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2008),pp.7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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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4 参见本书《〈道命录〉复原与李心传的道学观》;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pp.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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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5 朱熹身为一个出版者，参见方彦寿，《朱熹刻书事迹考》，《福建学刊》117(1995)，页75-79。亦见Wing-tsit Chan,Chu Hsi
:New Studie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9),pp.77-81.Lucille Chia广泛提到福建出版者和道学的关系。三大建阳出版家族中，有两支的家族成员——刘爚、刘子翚，熊节、熊刚大——是道学的有力支持者。见Lucille Chia,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11th-17 Centurie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pp.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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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6 这些序文，依照它们在早期善本的顺序，分别由真德秀、郑性之、林岊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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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7 今有许沛藻等人点校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北京
:中华书局，2006)。不过许沛藻为点校本撰写的序文题为1984年，所以2006年出版的点校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反映的是1980年代的编校成果。也可以参考许沛藻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考略》，收录在邓广铭与徐规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页450-469。该文也收录在2006年出版的点校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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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8 陈均生平的主要史料是赵汝腾(逝于1261年)在1248年撰写的陈均墓志铭。见赵汝腾，《庸斋集》(《四库全书》本)，卷6，页14a-17a；以及《全宋文》册337，卷7771，页360-362。也可以参考虞云国仔细的传记研究。虞云国，《南宋编年史家陈均事迹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4期，页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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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59 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卷96，页4903-4947；亦见《宋史》，卷383，页11783-11790。朱熹执笔的行状中，唯有张浚行状篇幅可与陈俊卿行状相提并论。见《朱熹集》，卷95，页4798-4902。关于朱熹1188年奏疏的重要性，见Conrad R.Schirokauer,“The Political Thought and Behavior of Chu Hsi(PhD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60),”17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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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0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27，页1a-3b；《全宋文》册312，卷7169，页140-142；《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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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1 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780-781。关于陈宓，见《宋史》，卷408，页12310-1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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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2 《宋史》，卷408，页12312。现行《宋史》作“读通鉴纲目”。我认为后世史家订正为“续通鉴纲目”是正确的。参见黄宗羲，《宋元学案》(台北：新化图书有限公司，1987)，卷69，页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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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3 《宋史》，卷42，页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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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4 十三世纪中叶的著名书目学者陈振孙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条目(撰文时间不会晚于1250年)，即直接提到这层关系。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4，页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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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5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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