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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6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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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7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页5；《全宋文》册306，卷6977，页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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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8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首，页6；《全宋文》册304，卷6941，页130-131。林岊是一位在朝廷、地方学术机构皆有丰富经验的士大夫，有趣的是，他在序文里宣称，他曾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数种删节本，但未曾见过任何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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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69 除了这几个善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还列有十七种清代抄本、一种明抄本(藏于武汉大学图书馆)。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页146-148。在这些重要的清代抄本中，有一个“清影宋抄本”，上有钱大昕作于1791年的跋文。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中有这部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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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0 静嘉堂本已影印出版，即《宋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东京：静嘉堂文库，1936)。这个影印本后来重印为两册(台北：成文，1966)，流通广泛。为求便利，本文全文皆使用1966年本每个半叶左下方的西式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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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1 静嘉堂本补上的卷21至卷30，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初期。1803年，拥有该书的黄丕烈描述该本为二十卷的宋刊残本。黄丕烈宣称自己打算从袁廷梼手上的另一个宋刊本补上遗漏的十卷。该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见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适园丛书本)，页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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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2 书上的藏书印记录了一连串拥有者。从十八世纪的严蔚开始，到著名的书目学者黄丕烈，和陆心源家族，最后则由静嘉堂收藏。见静嘉堂文库主编，《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东京：汲古书院，1992)，第1册，页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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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3 参见页931，984，985，1028，1029，1075，1076，1124。这中间(卷21至卷25)有两处例外。卷23末尾的题名行写着“皇朝编年”，其下有四字大小的空白；卷25开头的题名行则写作“皇朝编年备要”，没有空白处。见页107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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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4 属于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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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5 最早的藏书印是袁廷梼的。此后，和静嘉堂本一样，后也成为黄丕烈的收藏品。上图本有清代伟大的史学家、书目学家钱大昕手书的两则识语。第一则包含林岊的生平资料，写在林岊序文末尾。第二则的位置在卷末，篇幅较长，内容较概括。钱大昕在1795年撰写第二则识语，当时该本仍在袁廷梼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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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6 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为残本，未曾出版。《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史部》条列此本，书名为“九朝编年纲目备要”，三十卷本，但仅存卷1至卷9、卷28至卷30。书录并述其版本为“宋绍定刻元修本”，三册，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单边。参见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录·史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页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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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页121：“《皇朝编年举要》三十卷，《备要》三十卷。《中兴编年举要》十四卷，《备要》十四卷。太学生莆田陈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从孙。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书，由是得初品官。大抵依仿朱氏《通鉴纲目》。举要者，纲也。备要者，目也。然去取无法，详略失中，未为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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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8 晁公武著、赵希弁补，孙猛校正，《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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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79 晚近时代，四库馆臣、钱大昕和瞿镛(1794-1875)强调“举要”和“备要”的手稿曾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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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0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台北：广文书局，1968)，卷3，页7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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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1 见1791年钱大昕为北平图书馆的《皇朝编年备要》抄本撰写的跋文。另见《潜研堂文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27，页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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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2 《福建通志》(《四库全书》本)，卷23，页3b-4a；周密，《齐东野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卷12，页239；McDermott,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pp.51,215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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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3 陆心源，《宋史翼》(1906年本)，卷29，页17b-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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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4 详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四部丛刊》收录了北宋本《资治通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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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5 关于李焘的《举要》，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页119。该书持续流传至晚明，见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丛书集成》本)，卷1，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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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6 朱熹除了有五十九卷的《资治通鉴纲目》，赵希弁还记录了一部同样是五十九卷的《资治通鉴纲目提要》。见《郡斋读书志》，页1110。《宋史·艺文志》(卷203，页5092)录有这两部著作。它们至少到明初仍存。见叶盛，《菉竹堂书目》(《丛书集成》本)，卷2，页34。许沛藻根据这条史料，指出后有人摘录陈均著作里的“纲”，另成一书并出版，以此说明陈振孙的条目同时有“举要”、“备要”。然而如同我在前所论，陈振孙于1226-1228年之间任官莆田，强而有力地说明他的条目实根据陈均的手稿，而不是某个较晚出版的本子。真德秀序文的开头也说明存在两份相互关联的手稿。静嘉堂本和上图本载录的真德秀序文，首云“莆田陈君均以其所辑皇朝编年举要与备要之书合若干卷”。陆心源和许沛藻皆认为这句话证明陈均写的是一部著作(而不是两部)。但是，我认为“举要”、“备要”之间的“与”，说明有两部互有关联的手稿，他们合计有“若干卷”。由于真德秀的序文撰于1229年3月，在陈均之书付梓前，“若干”二字保留了增补的空间，直到实际付印才能确定最终卷数。但因为序文的刊印乃是依照作者的书稿字体雕刻书版，没有破坏作者的原始字体也无法改易序文正文。后来收录在真德秀文集里的这篇序文，最后作“合四十八卷”，这个数字肯定是1229年和真德秀于1235年逝世而文集出版之间的某个时候补上的，以取代原有的“若干”。下文我将会提出一个观点，解释收录在真德秀文集里的这篇序文何以补上“四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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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7 两人所作的条目的另一个不同处，也支持这个看法。陈振孙提到作者陈均是太学生。陈均获称太学生，乃由于他于1220年代入太学。赵希弁则仅称“壶山陈均”，此与现存善本中的题名用法一致(例如静嘉堂本的页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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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8 参见钱大昕作于1791年的题跋，以及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页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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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9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3，页7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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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0 许沛藻，《〈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考略》，页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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