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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0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台北：广文书局，1968)，卷3，页7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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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1 见1791年钱大昕为北平图书馆的《皇朝编年备要》抄本撰写的跋文。另见《潜研堂文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27，页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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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2 《福建通志》(《四库全书》本)，卷23，页3b-4a；周密，《齐东野语》(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卷12，页239；McDermott,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pp.51,215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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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3 陆心源，《宋史翼》(1906年本)，卷29，页17b-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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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4 详见本书《论〈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与十三世纪前期的史学编纂与出版》。《四部丛刊》收录了北宋本《资治通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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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5 关于李焘的《举要》，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页119。该书持续流传至晚明，见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丛书集成》本)，卷1，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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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6 朱熹除了有五十九卷的《资治通鉴纲目》，赵希弁还记录了一部同样是五十九卷的《资治通鉴纲目提要》。见《郡斋读书志》，页1110。《宋史·艺文志》(卷203，页5092)录有这两部著作。它们至少到明初仍存。见叶盛，《菉竹堂书目》(《丛书集成》本)，卷2，页34。许沛藻根据这条史料，指出后有人摘录陈均著作里的“纲”，另成一书并出版，以此说明陈振孙的条目同时有“举要”、“备要”。然而如同我在前所论，陈振孙于1226-1228年之间任官莆田，强而有力地说明他的条目实根据陈均的手稿，而不是某个较晚出版的本子。真德秀序文的开头也说明存在两份相互关联的手稿。静嘉堂本和上图本载录的真德秀序文，首云“莆田陈君均以其所辑皇朝编年举要与备要之书合若干卷”。陆心源和许沛藻皆认为这句话证明陈均写的是一部著作(而不是两部)。但是，我认为“举要”、“备要”之间的“与”，说明有两部互有关联的手稿，他们合计有“若干卷”。由于真德秀的序文撰于1229年3月，在陈均之书付梓前，“若干”二字保留了增补的空间，直到实际付印才能确定最终卷数。但因为序文的刊印乃是依照作者的书稿字体雕刻书版，没有破坏作者的原始字体也无法改易序文正文。后来收录在真德秀文集里的这篇序文，最后作“合四十八卷”，这个数字肯定是1229年和真德秀于1235年逝世而文集出版之间的某个时候补上的，以取代原有的“若干”。下文我将会提出一个观点，解释收录在真德秀文集里的这篇序文何以补上“四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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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7 两人所作的条目的另一个不同处，也支持这个看法。陈振孙提到作者陈均是太学生。陈均获称太学生，乃由于他于1220年代入太学。赵希弁则仅称“壶山陈均”，此与现存善本中的题名用法一致(例如静嘉堂本的页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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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8 参见钱大昕作于1791年的题跋，以及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页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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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89 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3，页7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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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0 许沛藻，《〈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考略》，页458-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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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1 《全宋文》册337，卷7781，页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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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2 《宋史》，卷214，页5613。也可以参看刘克庄(1187-1269)的郑性之神道碑所详载的仕宦履历。《全宋文》册331，卷7619，页14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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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3 《宋史全文》(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卷32，页2203。这个日期即是西元123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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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4 《宋史》，卷42，页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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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5 《宋季三朝政要》(北京：中华书局，2010)，卷1，页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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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6 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1，页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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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7 黄仲昭，《八闽通志》(1491年;福州：福州人民出版社，1989)，卷62，页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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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8 《全宋文》册331，卷7619，页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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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99 见许沛藻点校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9，页762；静嘉堂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页1386。原始文句见杨仲良，《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卷146，页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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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00 见许沛藻点校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9，页729；静嘉堂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页1330。原始文句见王明清，《挥塵录》(北京：中华书局，1964)，页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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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01 见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上图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页39a；静嘉堂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页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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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02 参见静嘉堂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页1366，1473，1475，1478，1481，1485-1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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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03 静嘉堂本《皇朝编年纲目备要》，页1478-1479，1480，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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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04 关于宋朝远征汴京与洛阳，参见周密，《齐东野语》，卷5，页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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