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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1 参见程敏政文集中的汪祚墓志铭：《篁墩文集》(《四库全书》本)，卷46，页33a-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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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2 关于朱升，参见：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四库全书》本)，卷76，页1a-6a；(弘治)《徽州府志》(台北：学生书局，1965)，卷7，页24b-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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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3 脱脱(1314-1355)，《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438，页12986；黄震(1213-1280)，《戊辰修史传》(四明丛书本)，页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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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4 晁公武、赵希弁，《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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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5 《新安文献志》(卷22，页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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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6 《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卷上，页19b；(弘治)《徽州府志》，卷7，页56a-56b；王梓材、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台北：世界书局，1974，据《四明丛书》本影印)，卷49，页18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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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7 此处所述程荣秀的世系、生平，皆采录陈祖仁撰写的程荣秀墓志铭。参见：《新安文献志》，卷71，页5a-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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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8 在元代的江浙行省，有两个名为龟山书院的机构。其一在江苏常州附近，其二在福建将乐县。位于将乐的龟山书院似乎规模比较大，且地近福建的出版中心建阳，更可能是文中所指的龟山书院。元代书院刻印的其他著作，参见叶德辉(1864-1927)《书林清话》(台北：世界书局，1988)，卷4，页94-97。清宫天禄琳琅书阁收藏一部1333年版《道命录》，乾隆帝曾在1744年撰写题辞，于敏中(1714-1780)等人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台北：广文书局，1968)也著录此本(卷6，页8b-10a)。《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称赞此本印刷品质精良，可与宋版书相牟。此本在1797年天禄琳琅书阁的火灾中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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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29 这个发展参见：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553以后各页，以及John W.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
:Aspect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Late Yüa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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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0 宋濂(1310-1381)、王祎(1321-1372)等纂修，翁独健(1906-1986)等点校、整理，《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34，页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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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1 关于朵儿只，参见《元史》，卷139，页3353-3355。他被拔擢为江浙行省官员，是1328年文宗即位的一连串政治安排的一部分(《元史》，卷34，页710)。朵儿只在江浙行省任职到1332年。参见：吴廷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景社堂本)，页17a-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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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2 举例来说，数位朵儿只的祖先在忽必烈朝翻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蒙古文。参见罗意果(Igor de Rachewiltz) et al.,eds.,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üan Period(1200-1300)(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199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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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3 《元史》，卷139-3353。关于邓文原，见《元史》，卷172，页4023-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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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4 《新安文献志》，卷71，页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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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5 关于伯颜的攻击朵儿只，参见：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pp.69-70,72.朵儿只随后在儒治再度抬头的政局晋位宰职，参见：Dardess,Conquerors and Confucians,pp.86,204n.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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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6 徽州程颐、朱熹后人参与《道命录》的编辑与出版的详细研究，参见：金生杨，《程朱家族与〈道命录〉》，《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3辑(2010)，页27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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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7 《永乐大典》(台北：世界书局，1962)，卷8164，页1a-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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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8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页1313。清代的书目学家周中孚(1768-1831)为《知不足斋丛书》收录的《道命录》所撰写的条目引用了四库馆臣之语，并采用了他们的意见。参见：《郑堂读书记》(《国学基本丛书》本)，卷22，页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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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39 参见：来可泓，《关于〈道命录〉的卷数及有关内容》，《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4期，页35-36；《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页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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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0 盖博坚(R.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ng-lung Era(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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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1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p.133.Guy还提到清人不满四库馆臣未能从《永乐大典》挽救更多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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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2 《御制文二集》，卷19，页3b-4a；《御制诗四集》，卷13，页23a-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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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3 参见乾隆文集编者在《〈道命录〉识语》之后所写的评论，见：《皇朝通志》(《四库全书》本)，卷105，页12a-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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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4 杨士奇(1365-1444)等，《文渊阁书目》(《丛书集成》本)，卷4，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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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45 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页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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